纪念保罗·斯威齐
纪念保罗·斯威齐
[美]约翰·B．福斯特著蔡希摘译
2OO4年2月28日，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于纽约去世，享年94岁。世界左翼学者随后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这里选取的是《每月评论》网站2OO4年4月10日刊登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著的题为《纪念保罗·斯威齐》的长篇悼念文章。该文结合斯威齐的生平、著作，详细地介绍了斯威齐、他创办的《每月评论》杂志和每月评论出版社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和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极有帮助，现摘译如下，以纪念保罗·斯威齐。
右边的是斯威齐，左边的是马格多夫
一
保罗·斯威齐1910年4月10日出生于纽约。1927年进入哈佛大学，在该校念完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1932年，斯威齐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伦敦之行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跟很多人一样，他为突然爆发的大萧条所震惊。他的父亲在1929年经济大崩溃中丧失了大部分财产(尽管余下的财产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斯威齐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初目的是师从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但是，在后来激烈的争论中，斯威齐发现自己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促使理论前沿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他参加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学和他读的英文版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斯威齐同时也受到了这个时期英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学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些年轻的、左翼的剑桥经济学家，包括琼·鲁逊。1933年，斯威齐回到哈佛学习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发现学术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些较有名的大学的讨论话题，而在早些时候，这在他所受的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熊彼特的到来。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很少重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更为过分的是他要建立一种与马克思对立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他把马克思作为靶子。熊彼特教授开设了六人组成的讨论会，斯威齐也参加了。这些年中，他们参加了很多学术讨论和辩论，许多有名的人物如奥斯卡·兰格、华西里·列昂惕夫、保罗·萨缪尔森也先后参与了这些讨论。斯威齐为熊彼特讲授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做了两年的助教。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斯威齐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哈佛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革命的讨论。他当时为各种左派机构工作。1937年，他给国家资源委员会做“美国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分析，并在1939年作为全国资源委员会著名的报告《美国经济的结构》的附录出版。与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所谓的大量美国公司由管理层控制的论断不同，斯威齐指出了由工业和金融联盟组成的八大“利益集团”。他列出的第一个集团便是J．P．摩根公司投资银行与他父亲工作的第一国家银行的联盟。接着斯威齐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给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和主管美国经济分析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做了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研究。
整个30年代他写了不下25篇的经济学文章和评论。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篇文章对他后来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篇是1938年6月发表在《经济学研究评论》上的《预期和经济学的范围》。第二篇是他1939年8月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经典之作《寡头垄断条件下的需求》。前一篇文章反映了凯恩斯式的对市场不均衡和不稳定的忧虑。后一篇文章介绍了关于寡头垄断条件下定价的著名的“折弯的需求曲线” 理论，它解释了寡头垄断下价格倾向于上涨的原因。这两篇论文都对斯威齐和保罗·巴兰后来提出垄断资本理论有重要影响。
1938年，斯威齐成为哈佛大学的教师。在此期间，他和哥哥艾伦一起帮助成立了美国教师工会的分支—— 哈佛教师工会。除了教授经济学原理和一门关于公司的课程，他还教授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正是在对这门课程的不断完善中他写了《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经典著作现在仍被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材。《资本主义发展论》最重要的结论是关于由体系内部资本过剩引起的资本主义长期投资不景气的。斯威齐写到， “生产的停滞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常现象。如果这种观点能被接受，那么整个危机问题就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们的重点就从‘什么引起危机和萧条?’转化为与之相反的‘什么引起资本扩张?”’《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同年出版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两部作品被视作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的两派观点的争论。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1951) 中无数次提到斯威齐，特别是提到《资本主义发展论》。
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都是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1937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造成经济大滑坡，失业率从14％上升到19％，这使对经济停滞的研究成为紧迫问题。而在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言经济复苏会“自发” 进行。但1937年经济倒退到失业率19％的事实使那些人震惊了。这触发了关于停滞原因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深远。哈佛非常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Mvin Hansen)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中以书名形式提出：全面复苏还是停滞?这一讨论超出了凯恩斯的《通论》，促使美国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 的经济政策。此时期他另外一本有重要意义的书是《推进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保罗·斯威齐和他妻子也是其中的作者。
保罗·萨缪尔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美国获得者，后来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生在熊彼特和斯威齐之间的争论。萨缪尔森写到，斯威齐“是艾克斯特和哈佛产生的最优秀的人他很早就矗立于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中。”萨缪尔森回忆道：“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观点，但智慧的交锋、对彼此的欣赏，使一切变得很愉快。”熊彼特和斯威齐都看到停滞的趋势并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衰落。对熊彼特来说，这是因为整个体系之上的政治控制；对斯威齐来说，这是因为植根于资本主义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有着根本不同，但斯威齐对熊彼特的经济学的尊敬在许多场合都有表现。在对熊彼特1939年的著作《国家的商业周期》的评论中，斯威齐写到， “熊彼特教授成功地把资本主义本质上看作是暂时性的历史时期，并且认为它有自己的阶段和自身的发展规律。”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刺激，创新依靠企业家，而斯威齐则坚持创新从属于资本积累过程。除了萨缪尔森，其他人也回忆了这场关于停滞的争论以及熊彼特和斯威齐之间的对话，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加尔布雷斯后来回忆说，斯威齐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停滞和资本主义未来争论中最显著的声音。都留重人说： “斯威齐是哈佛经济系30年代黄金时期的轴心人物。”
随着美国介入“二战”，斯威齐积极寻求在反法西斯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反法西斯和反战联合会以及其他活跃组织的成员。1942年秋天，他离开哈佛参加军队。
1943年秋末斯威齐被派往伦敦战略服务处的调查分析部，负责把时事通讯编辑成月刊，取名为《欧洲政治报告》。这些时事通讯采取明确的左的、反法西斯的立场。斯威齐非常喜欢他在战略服务处主编杂志的工作，并表达了战争结束后要回到美国创办自己的杂志的愿望。
二
战争结束后，斯威齐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复员奖。这一奖项是专门为参加过军队的学者能够继续他们的研究而设立的。正是这一时期斯威齐写了《社会主义》和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数出现在《作为历史的现在》一书中。1950年熊彼特去世后不久，斯威齐主编了一本书，命名为《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书由熊彼特的两篇文章组成，由海茵茨·诺登第一次翻译过来。在引言末尾斯威齐向这位伟大的朋友表达了“敬意”：“他走了，哈佛和经济学领域中都不会再出现这样伟大的人物。”战争期间哈佛经济学系刚好有一空缺职位，斯威齐便是该职位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熊彼特在1945年5月写信给院长极力推荐斯威齐，但是他最后没有得到这一空缺职位。对斯威齐来说已经非常清楚，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获得空缺职位的。他在后来强调说，如果不是那么幸运地继承了家庭财产，他就有可能像很多人一样通过学术来谋生，屈服于各种压制和压力。幸好，他没有受到这种压力，因此他决定从军队退役后停止自己原先的教学工作。
促使斯威齐结束大学教学工作的另一因素是他一直存在的并不断增加的创办月刊的想法。战争结束后他与30年代就结识的利奥·胡贝尔曼来往密切。胡贝尔曼是非常杰出的劳工教育家、著名记者以及多部畅销书的作者。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的主任，《下午报》的编辑，《美国周刊》的专栏作家，海军气象局的教育和公共关系主任。他最有名的著作有《我们人民》(1932)，《人的世俗商品》(1936)，《工会真相》(1946)。斯威齐和胡贝尔曼在40年代开始构思创办一本政治杂志，但是没有机会把它付诸实践。直到1948年末这种情况才有了转变。斯威齐有一位密友麦西逊是有名的哈佛的文学研究学者。他们曾一起致力于成立哈佛教师工会，自此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斯威齐、胡贝尔曼、麦西逊支持亨利·华莱士194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麦西逊听说了斯威齐创办新杂志的愿望，他提出在开办杂志三年内每年给他们5000美元的资助。结果《每月评论》就诞生了：它是一本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在1949年5月发行了第一期，该期中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
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杂志很快消失不同，《每月评论》从一开始便获得成功，到目前为止已经创刊56年了，斯威齐一直担任主编直至去世，它的总部就设在曼哈顿商业区。杂志发行的第一年，它有2500位订阅者。1977年它的发行量达到顶峰120130册。作为激进刊物，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它的发行量减少了，1996年减少到5000册。90年代后期发行量回升，2003年达到7000册。
《每月评论》是英语国家领军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它和任何党派路线保持距离。它的声望从一开始主要源于其经济分析。
《每月评论》不仅仅是经济类期刊，它承担了“把现时作为历史”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责任，它的政治、历史和偶有的文化分析也颇有影响。作者通常都是左派人士，包括下面一些著名的人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w．B．杜波伊斯，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让一保罗·萨特，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马尔克姆·x，埃德加·斯诺，I．F．斯通，R．H．托尼(R．H．Tawney)，G．D．H．科尔(G．D．H．Cole)，亨利·华莱士，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iams)，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赖特·米尔斯，洛兰·韩丝贝莉(Lorraine Hansberry)，安妮·布拉登(Anne Braden)，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Elsberg)，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E．P．汤普森(E．P．Thompson)，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琼·罗宾逊，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萨米尔·阿明，作者远不止这些。
于新中国革命胜利那年创刊的《每月评论》一开始便关注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发生的革命。在50年代《每月评论》对外主要关注冷战，对内关注麦卡锡主义。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一直都认为麦卡锡主义试图瓦解劳工、农民和民权活动家的新政联盟。因此，所有的编辑在那个时期都成了审讯对象。1953年，胡贝尔曼被乔·麦卡锡参议院委员会传唤。1954年，斯威齐被传唤两次。斯威齐拒绝回答参加亨利·华莱士新罕布什尔州选战的人的行动，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座的内容，以及他是否信仰马克思等的提问，认为这些问题侵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他被认为藐视法庭并遭到监禁(在那里他被保释出来)。1957年6月17日，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斯威齐的判决：不能因为跟颠覆活动“很少关联”的政治行为而侵犯宪法赋予斯威齐的自由权。对这个案子的判决书成为维护学术自由的著名判例。
1952年，每月评论出版社在麦卡锡镇压的时代诞生了。创办每月评论出版社的想法产生于1951年名记者斯通和胡贝尔曼、斯威齐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偶然的会面。斯通跟他们说他写了一本批驳官方版的朝鲜战争史的书，但是在麦卡锡主义和战争言论盛行的年代，他找不到出版商。他们看了他的书稿，立即决定创办每月评论出版社。1952年5月，出版了第一本书，斯通的《朝鲜战争秘史》。出版社早期的书，都跟斯通的情况差不多：那些有名的、出色的作者的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无法在别的地方出版，这包括哈维·奥康纳(Harvey Connor)的《石油帝国》(the Empire of Oil)(1955)，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1963)，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1966)。这些书都是有资格出版的，但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被出版商拒绝。韩丁的《翻身》是根据政府企图没收的关于中国的事实材料而写的，他打了数年官司才得到这些材料。他在1964年完成该书，随后花了三年时间都无法在波士顿和纽约找到愿意出版该书的出版商。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后来又卖出了2OOOOO册。
虽然政治环境恶劣，斯威齐继续为《每月评论》写作并与人一起写作全方位评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文章，到90年代早期他仅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就不下一百篇。1959年古巴革命发生不久后他访问了古巴，在那里他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也是最早认识到如果革命成功，古巴将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之一。《每月评论》有一期专门报道了古巴经济过渡，题为(1960年7—8月出现的革命的分析)，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两位编辑在这之后又出版了《社会主义在古巴》(Socialism in Cuba，1969)。
三
每月评论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的开端，并帮助确立了《每月评论》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立场。巴兰1910年出生在黑海沿岸的一个犹太家庭。巴兰在德国和俄国接受正规教育，曾以助理研究员身份进入有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德国巴兰结识了德国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鲁道夫·希法亭。随着希特勒上台，巴兰离开了德国，经过苏联、英国到了美国，并在哈佛从事经济学研究，他在那里遇到了保罗·斯威齐。后来又到斯坦福做了教授。巴兰(在50年代早期与米哈尔·卡莱茨基一起)成为《每月评论》的经济顾问，并以笔名投稿。
巴兰的力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20世纪中叶富国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体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说明帝国主义如何滥用和吸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除去消费和必要的成本后的社会净收益)。正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后来在《资本主义和拉美的不发达》(每月评论出版社1967出版)中所说的，问题在于“不发达的发展”。巴兰的书的第二部分，第一次准确地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依附情况，这是该部作品中最被认可的部分，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巴兰的书出版之前，他和斯威齐就已经致力于对该书的第一部分进行系统性的阐述。结果十年之后，在1966年出版了《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本书在巴兰死于心脏病两年后出版。斯威齐在序言中说到，这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他和巴兰一起完成的。《垄断资本》虽然是以畅销书形式来写
的，但它远胜于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受到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1)在卡莱茨基基础上写出的经典之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的启发。它也反映了马克思、凡勃伦(Veblen)、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思想。
的，但它远胜于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受到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1)在卡莱茨基基础上写出的经典之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的启发。它也反映了马克思、凡勃伦(Veblen)、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思想。
《垄断资本》的核心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受限制的竞争环境之下(一些大企业往往控制了核心工业和整个经济)，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将会代替原先的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则。垄断资本条件下的价格机制的实质(这可追溯至斯威齐早期的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意味着资本并不会通过降低价格来应对最终需求的下降，而是会导致生产能力长期过剩，因为工厂生产能力被闲置以保护利润空间。
有一位分析家用经济学专业语言很好地对巴兰和斯威齐所说出的基本矛盾做了总结：由于生产率增长使生产成本相对于价格降低，潜在的剩余(包括利润、利息、地租、政府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增加了。但是，由于过高的生产能力没能通过价格竞争被降低，所以投资停滞，潜在的剩余无法实现，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利润份额，限制了消费增长。
在积累的垄断模式下，剩余吸收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剩余产生。工资收入者很少或不能得到剩余。剩余作为资产收入为资本所得。但是随着生产率提高，资本没有能力来吸收全部过多的剩余。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始终存在，巴兰和斯威齐提出， “划时代的创新” 比如蒸汽机、铁路、汽车虽然改变了整个经济，但是这些加快经济活动的“熊彼特创新” 少之又少，间隔时间长。最终，国外投资不仅没能消化国内生产剩余，而且造成剩余从第三世界回流，这种回流比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那里所投资的还要多。所以，巴兰和斯威齐说将有非常强的停滞趋势。
他们早期的作品体现了上述观点(在卡莱茨基和施泰因德尔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是，《垄断资本》的特色并不止这些，他们试图解决更为直接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有如此严重的停滞趋势下(特别是在垄断时期)，资本主义体系还能扩张这么快?《垄断资本》在战后美国(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时期写成(这个时期在后来被称为“黄金时期”，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误导)。巴兰和斯威齐解释为什么战后的扩张是“例外”，并不与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这一基本命题相矛盾。他们认为，战后的一些经济扩张可以用战后的一些有利条件来解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力量增加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经济的汽车化浪潮刺激了玻璃、钢铁和橡胶行业，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建设及城郊的出现和零售领域的扩张；跨时代的创新在这里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因素所带来的附带刺激很快开始衰退。
结果，为了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浪费。巴兰和斯威齐在这里强调了三种形式的浪费：销售努力的增加(进入整个营销系统，依凡勃伦所说，就是“销售努力已进入到了整个生产过程”)；军费开支(不仅包括冷战，还包括亚洲两次局部战争的开支)；金融领域的扩大。后来斯威齐对《垄断资本》的批评主要是它对金融部门的增长关注较少。但实际上书中这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有洞见性的。
随着销售努力增加，军费开支增长，金融领域扩大以及战后和经济汽车化浪潮带来的消费需求大增，战后经济很繁荣。巴兰和斯威齐说到， “可以说，从开建铁路以来，美国经济从没有在和平时期受到过这么大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在持续的刺激下，剩余无法吸收的问题—— 失业和生产能力使用不足—— 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且即使考虑周期性变化，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最有效的办法即通过降价刺激需求和扩大政府民用开支，都被统治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排除在办法之外。
《垄断资本》在《美国经济评论》、《纽约书评》、《国家》、《科学和社会》上受到热烈评论。
这本书是那时新左派的教科书。那时的一位活动家回忆道：《垄断资本》“是学生运动中的‘每个人’在学习小组中必读和必须讨论的书之一，而且他们还推荐给激进的朋友。”《垄断资本》还代表了1968年由美国大多数青年激进经济学家组成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理论立场。
1971年斯威齐在剑桥大学作讲座，题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后来收入题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一些文章》一书中，1972)，成了关于《垄断资本》最初争论的最深刻的讨论。这时期他在年轻左翼政治经济学家中几乎成了神话人物。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和保罗·萨缪尔森1973年在《纽约时报》上写作关于急速发展的新左翼经济学的文章时，认为斯威齐毫无疑问地是美国激进经济学的领袖。
四
1968 年, 胡贝尔曼因心脏病去世。哈里·马格多夫随后开始帮助斯威齐编辑《每月评论》, 并投入到批判帝国主义的写作中。马格多夫50 年代后期进入出版学术书籍的“罗素出版社”工作。他购买了这个公司的部分股份。“罗素出版社”被收购后, 他卖出了股份获得了些收入, 有了自由时间来继续学术研究。
斯威齐除了撰写《资本主义发展论》,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他称为“革命后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路径的分析。在《向社会主义过渡》(1971 , 与查理斯·贝特兰合著) 中, 斯威齐不赞同那时在东欧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把市场机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手段) 的理论和实践, 斯威齐认为, 这不能给予工人更多的政治权力, 而将最终导致经济问题加剧和资本主义的复辟。1970 年12 月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评论说: “我要强调的是当官僚管理经济体系陷入困境时(这是必然的) , 有两种相反的政治途径来解决。一是摧毁官僚体系, 使民众政治化, 使工人具有更多的首创性和责任。这将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外一条是向表面上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倒退。这实际上提高了利润获得者在经济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让工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 让他们辛劳工作才能消费更多。这实际上是重新创造了使拜物教和错误的孤立思想盛行的条件,是重新回到阶级统治并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十年之后斯威齐在《革命后社会》(1980)中提出, 虽然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不能质疑, 但在斯大林早期有一个质的断裂, 出现了一种新的阶级剥削体系。在这本书(书出版五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 的末段中, 斯威齐声称苏联体系“进入停滞时期, 虽然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不同, 但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六
1968 年, 胡贝尔曼因心脏病去世。哈里·马格多夫随后开始帮助斯威齐编辑《每月评论》, 并投入到批判帝国主义的写作中。马格多夫50 年代后期进入出版学术书籍的“罗素出版社”工作。他购买了这个公司的部分股份。“罗素出版社”被收购后, 他卖出了股份获得了些收入, 有了自由时间来继续学术研究。
1965 年3 月, 马格多夫给《每月评论》写了第一篇文章《保罗·巴兰的成就》来追悼巴兰。他写作了一系列关于美帝国主义的开拓性文章, 成书为《帝国主义时代》(1969) , 成为《垄断资本》的补充。他随后的著作《帝国主义: 从殖民时代到现在》(1978) 中的文章大部分来自《每月评论》, 并以他自己曾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一篇长文为开篇。同时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写了关于美国经济的系列文章《本月评论》。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对理论的精通加上马格多夫对美国政府数据的深度分析, 使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批判性评论变得具体, 这在其他激进出版物中很少见, 在最好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物中也罕有。马格多夫在1965 年的《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 中就已经指出金融扩张在减缓停滞中的重要作用。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一系列跟踪评论中系统分析了停滞和金融的关系以及其他经济问题, 这些文章收录在以下五本书中:《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力》(1970) ,《繁荣的终结》(1977) , 《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1980) ,《停滞和金融扩张》(1987) ,《不可逆转的危机》(1988) 。
由于出版社仅由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两人难以正常运作, 1967 年布雷弗曼成为每月评论出版社的负责人。布雷弗曼在布鲁克林出生和长大, 在造船和钢铁工厂做了多年铜匠和钢铁工人。布雷弗曼原在小树林出版社工作, 在七年之间他从编辑做到副主编再到总经理。由于小树林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反对越战的书, 他辞职到了每月评论出版社。在这个时期, 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 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资本主义和拉美的不发达》(1967) ; 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1968) ; 欧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1970) ; 路易·阿尔都塞的《列宁与哲学》(1971) ; 艾梅·塞萨尔(Aime Cesaire) 的《殖民主义话语》(1972) ;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 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973) ; 萨米尔·阿明的《一种世界规模的积累》(1974) ; 雷娜·赖特(Rayna Reiter) 编的《妇女人类学》(1975) 和查尔斯·贝特兰(Charles Bettel heim) 的《苏联的阶级斗争》(1976) 。最畅销的是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 。在《垄断资本》中, 巴兰和斯威齐主要针对宏观问题, 忽略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所直指的问题本质: 劳动过程本身。在布雷弗曼去世前两年即1976 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 在马克思的分析和对弗雷德里克·W. ·泰勒的科学管理如何重塑现代工作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上, 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中, 劳动在退化, 工人和资本家争夺生产控制权的斗争在加剧。他的批判对社会学来说是重磅炸弹, 开创了对劳动过程这一新领域的研究。90 年代这本书被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书评期刊《当代社会学》列为前20 年美国社会学最有影响的书之一。斯威齐为这本书作序, 对他来说, 这本书是一种启示, 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影响力。
《劳动与垄断资本》使《每月评论》、斯威齐与对美国劳工斗争的分析重新联系起来, 而斯威齐在50 和60 年代的分析中曾有些迷失。斯威齐在1967 年于纽约举行的第三届社会主义学者年会的讲话中说到, 马克思认为由于现代技术革命, 劳动力退化并同质化, 工业无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 由于19 世纪革命条件的不成熟, 这个时期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失败了, 但是工会的作用扭转了同质化进程(如果不是扭转真正的工作退化) , 工作类型增加, 工人内部出现身份差异, 阶级意识削弱。结果,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向改良。所以, 斯威齐补充道, 并不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才是革命力量。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革命的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如同马克思在他那时代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工业无产阶级, 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剥削的焦点。因此, 反对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未来将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这正与垄断资本的倾向相一致, 该书有一章说明了美国种族剥削的实质, 并且在结论中指出体系中心被剥削的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革命力量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弱点, 但是只有与之脱钩才能反抗成功。虽然斯威齐后来的所有作品都继续坚持革命的希望主要在边缘世界, 但他从70 年代开始关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 部分出于对布雷弗曼的著作和《每月评论》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的回应, 也部分因为70年代重新出现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重振。80 年代后期和90 年代早期, 《每月评论》增加了与激进劳工的联系, 表达他们的呼声。
五
在20 世纪80 年代供给经济学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下, 斯威齐和马格多夫不断地回头仔细研究了30 年代关于停滞的论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投资中的问题。1987 年斯威齐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文章中, 给出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分析历史的最简明概述。
1979 年斯威齐因为剑桥大学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的追随者发起的批判, 回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这种扬·斯蒂德曼( Ian Steedman) 认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没有错误, 但相对于斯拉法(或新李嘉图) 分析来说是“多余的”的这种论调, 斯威齐坚持———回到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价值量的问题(新李嘉图学派对此也能给出回答) , 而是价值质问题, 后者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率的概念和经济社会学密不可分。依据这一点, 他认为不存在可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理论。
斯威齐除了撰写《资本主义发展论》,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他称为“革命后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路径的分析。在《向社会主义过渡》(1971 , 与查理斯·贝特兰合著) 中, 斯威齐不赞同那时在东欧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把市场机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手段) 的理论和实践, 斯威齐认为, 这不能给予工人更多的政治权力, 而将最终导致经济问题加剧和资本主义的复辟。1970 年12 月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评论说: “我要强调的是当官僚管理经济体系陷入困境时(这是必然的) , 有两种相反的政治途径来解决。一是摧毁官僚体系, 使民众政治化, 使工人具有更多的首创性和责任。这将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外一条是向表面上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倒退。这实际上提高了利润获得者在经济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让工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 让他们辛劳工作才能消费更多。这实际上是重新创造了使拜物教和错误的孤立思想盛行的条件,是重新回到阶级统治并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十年之后斯威齐在《革命后社会》(1980)中提出, 虽然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不能质疑, 但在斯大林早期有一个质的断裂, 出现了一种新的阶级剥削体系。在这本书(书出版五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 的末段中, 斯威齐声称苏联体系“进入停滞时期, 虽然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不同, 但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斯威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大卫·麦克莱伦在他的《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1989) 一书中写道: “美国对马克思理论做的最大贡献在于政治经济学。”这里他特别指出了巴兰、斯威齐和布雷弗曼的著作。斯威齐的贡献包括多方面: 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和经济学的。事实上, 现在斯威齐在社会学领域受到重视最多,他在社会学很多地方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针对C·莱特·米尔斯《权力精英》( The Power Elite ) (1956) 的经典之作提出的关于是统治阶级还是权力精英这一重要的论战。在斯威齐看来, 米尔斯用由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三大权力精英来说明问题有很多缺陷, 因为财富持有者是统治力量。不仅政治家会屈从于财富持有者, 而且军事领导人也会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斯威齐在尼克松任职期间所作的“关于美国体系的想法”中指出, “从杜鲁门政府开始, 国防部长通常由国家最大公司如通用、宝洁、摩根抵押信托公司和福特的最高主管所控制”。斯威齐对美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角色的清晰分析, 在他关于美国军事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对阶级性剥削的组织和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努力等各个层面上的分析上都更具体清楚地表现出来。
斯威齐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学家, 但他扩展了分析的领域。例如, 《每月评论》在1985 年7 月和8 月由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起,在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 的组织下, 编发了《宗教和左派》的特刊。在《马克思主义四讲》中, 斯威齐开始讨论辩证法和马克思思想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进入了认识论(和本体论) 领域。
环境也是斯威齐一直都关注的领域。在畅销书《社会主义引论》(1968) 中, 胡贝尔曼和斯威齐强调了要保护自然资源。《垄断资本》中说到生产应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 由大量的销售手段产生的不必要开支应被缩减。巴兰和斯威齐1964 年发表在《科学和社会》冬季号的重要文章《论广告》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1972 年4 月号《每月评论》的《汽车和城市》一文中, 斯威齐深入批判了汽车化和美国社会———造成城市扩张和汽车轮子上的一代。在同年11 月《经济学季刊》中, 他也指出“全美汽车化带来的所谓的‘好处’包括城市退化和崩解、对土地造成可能不可逆转的破坏和空气污染”。1989 年, 在世界对全球变暖和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关注增长的大背景下, 斯威齐写了两篇突破性的文章: 《资本主义和环境》(与马格多夫合著) 和《社会主义和生态》。在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著作的基础上, 斯威齐遵照他一贯的分析逻辑, 得出比生态经济学家更激进的观点。他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倒退, 而不仅仅是上几个世纪积累趋势的减速”。但这正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所不允许的。
这之后,《每月评论》对环境危机越来越关注。在《编辑评论》中, 斯威齐几次分析了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资本主义导致环境变坏的年度世界状况报告。他最后一篇书评题为《资本主义罪恶》, 评论了丹尼尔·M·伯尔曼(Daniel· M·Berman) 和约翰·T·奥康纳(John ·T· OpConnor) 的《谁拥有太阳?》, 详细阐述了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阻止太阳能的开发。对斯威齐来说, 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关心环境不抵触, 因为马克思本人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和生态之间的矛盾。
斯威齐最后的经济学著作也很重要, 反映了他一贯的对体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强调。1994 年6 月他写了一篇题为《金融资本的胜利》的文章, 描述了垄断资本的发展趋势: 金融资本力量的上升, 正改变经济和政治力量格局, 甚至主要的跨国公司也受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它们是当然的参与者) 限制。他认为民族国家, 甚至美国自身, 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这些市场危机的影响。从经济上说, 这种现象产生于长期的停滞。金融大发展起因于停滞, 而主要不是生产扩张的结果。1997 年9 月在他最后的文章《再谈或少谈全球化》中, 他进入了关于全球化的论战。他说: “全球化不是一种条件或者一种现象, 而是一种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 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 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全球化不应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动力”, 因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体系内部: 资本积累本身。
斯威齐最后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与马格多夫合著) 是回应1991 年伊拉克海湾战争而写的。文章题为《美洲的天花》, 它简要给出了美国介入第三世界的历史, 最后的结尾让人感到忧虑: 美国具有不受限制的强迫力量, 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六
晚年斯威齐在康奈尔、斯坦福、耶鲁、曼彻斯特等大学做客座教授。1983 年他被印度贾·尼赫鲁大学授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9年他获得演化经济学会颁发的凡勃伦- 康芒斯奖。但他离开哈佛后大部分时间还是远离学术界。作为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 他创立了新的左翼机构———《每月评论》, 以此他能自由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同时使一批人从老左派转到新左派, 还培养了一代新的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拉塞尔·雅可比在他的畅销书《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 中写道: “《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 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和亨利·马格多夫的著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 其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一致性、创造性和勇气方面都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当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美国学者时, 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这些作品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为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处在大学之外, 他们为受过教育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 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曾写道: “讲述真理的渴求是成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 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保罗·斯威齐2004 年2 月27 日在纽约去世。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学术独立的典范,也展示了巴兰所说的勇气和对学术的献身精神。通过创立《每月评论》, 他让其他人分享了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他的生活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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