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全文）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中国与社会主义　　

《中国与社会主义》是前几年在美国著名激进左翼政治经济学杂志《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全面批判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系列文章，在国际左翼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了尖锐批判，观点鲜明、论据翔实，很值得参考。《每月评论》老一代主编保罗.斯威其当年曾强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盛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一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与社会主义》出版前言  美国《每月评论》2004年78月号合刊　　

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郑国栋译　　

当今并不乏论述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市场改革的书籍。然而，这本由马丁．哈特－兰兹博格〈Martin Hart-Landsberg〉与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写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这本书扎实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个主要的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么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此外，目前中国的转型说明了何以资本主义依其本质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产生贫困、不平等和生态的破坏。　　

建成社会主义须经过漫长艰辛的历程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创造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人与经济的基础需要长期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受教，就得对后革命社会的成败得失加以冷静严格的批判分析。阶级权力的转移可造成真正的差异，这点现在应该是很明确了。这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体系的早期阶段已显示出来：消除饥饿、创造充分就业、提高识字率、实施全民教育与全民健康医疗，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这些朝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会妨碍乃至改变更进步、更往前进的彻底变革的方向。　　

过渡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过一条漫长崎岖、布满陷阱与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务需要时间：　　

（a）把现有的生产力转化成由工人与农民控管的企业，　　

（b）为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创造新的生产力，　　

（c）建立适应于协调合作的社会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没什么快捷方式可抄。也没有办法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国家并预见历史进程中每个曲折变化的万用妙方。必须给尝试错误的过程留下余地，意即让群众知情并参与其事，包括赋予群众权力以罢免行政官员，纠正错误。　　

社会主义的远景包含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平等社会，这个社会力求改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优先考虑最贫穷、最受岐视与无权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在革命后的约30年中，主要的趋势就是倾注资源，努力达到平等，并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那些被压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约涵盖了革命党掌权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会，就收入分配与满足基本需求而论，可说是全球最平等的社会。然而，此后从事实到理论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向。党政领导人鼓励经由国内与国外投资大肆发展私有产业，宣称要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来了个U字型的大转弯。据称，市场社会主义会让物质的生产快速增长，增长的财富必然会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会的所有部门。　　

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中国的新路线确实造成生产与国民总收入极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未惠及多少人。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上等阶层与一个生活舒适的中等阶级，至于其它人则是：贫困、生活无保障、失业以及教育和医疗机会下降，官方终于承认转向的后果，中国财政部的政治部门去年发表了针对这一问题的报告。200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网站登载了一篇内含这个报告主要内容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承认这份政府报告揭示了：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　　

（2）「积聚起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家庭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国的经验明显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有化后，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在革命的变革之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盘旋不去，与社会主义道路扞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与实际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的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官僚精英与其它的特权群体坚持一种与社会主义道路对抗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有违人民群众需求的特权合理化。精英集团的成员念兹在兹者是把他们的优势地位传给子女，这是阶级社会的常态。阶级利益的冲突一代接一代。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形式虽与过去有所不同，却持续不断。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内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里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的斗争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向的争论连系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长本身成了「走资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关紧要的问题却是：什么样的增长？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谁？为谁的利益而增长？增长该用来满足知识分子、经理、企业主与官僚政治群体的欲望吗？或者，增长的方向应该朝向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在这儿我们无法充分讨论这些问题。但有些方面应先提及。经济增长可能迫切需要用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建立医疗中心、供应每个人一日三餐、在贫民窟建设排水道与自来水。然而，增长过快可能对人与环境有害。这些都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为少数人的利润所驱动，在全世界范围产生资本的积累，而全世界大多数的民众则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国的情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为不断增加利润的增长或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必定导致全然的社会不平等。　　

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左翼圈子里流行一种看法，相信「市场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适当且有效的方法，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的著作大无畏地对抗这种信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据称，经济计划已证明失败，根本行不通。这个问题给看成了找出正确的机制（计划或市场）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阶级或满足人最迫切需求的问题。技术专家被以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问题上，即是依赖市场的魔力。但瞧瞧中国成功的故事！理论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热衷与今天中国市场所激起的兴奋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囿于传统观念的学者与满怀贪欲、只见到中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而见猎心喜的公司总裁，都无视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处境。总裁们为大发其财的机会而心驰神迷：中国一方面既有超乎寻常的大批低工资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还有多得数不清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具有潜力的消费者。左派与右派都迷醉于中国仍在持续的异常经济增长率。没有人考虑到这种扭曲的经济增长体制持续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价。　　

这个论题可以简化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两部分：消费与投资。花在投资上的较多，可用于消费的就会较少。经济增长有赖投资的增君，得益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资，特别是极其快速的增加投资，会减缓民众消费的增长。虽然整体的消费可能增加，但如权力与财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费不免要牺牲穷人。一部分人的花费能比其它人多得多，投资与生产就会集中于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与设施。上面提到的中国政府报告（摘要于《人民日报》网站）承认阶级的差距与不寻常的快速增长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　　

中国超高速增长的负面效果并不止于收入财富日益两极分化与民众消费的增长（就算低层民众也有增长的话）日益减缓。中国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亦步亦趋地跟随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规定的路径。根据2004年5月4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国已准备加入最大的国外投资联盟」。200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网站报导，副总理吴仪「在由商务部赞助的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论坛上，发表一篇书面讲话说，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繁荣。」再者，同一报导说，中国正扶助它的跨国公司：「高级官员说，中国将进一步促进「走向全球」的战略，培植更多跨国企业。」2003年政府核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超过20亿美元，预计还会快速增加。　　

中国生态的大灾难 　　

崇拜快速增长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生态的大灾难。如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如果我们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的路子，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纽约时报》，2005年5月24日）由于没有或者未适当处理工业与人的废弃物，长江的堤坝已成了污物与有毒物的渊薮。根据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伊莉萨白．伊卡诺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国对水、土地与能源等所有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资源已然耗尽，引发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冲击，如：沙漠化、洪水泛滥与物种灭亡。同时，水与空气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经中国城市地区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适于饮用或捕鱼。六千万人用水有困难，几乎三倍于此的人每天饮用遭污染的水。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民迁移……」　　

（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国有其七，大约300个城市的悬浮微粒总量未达「世界卫生组织」所订下的可接受标准。　　

总结我们的论点：一旦一个革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图达到很快的经济增长时，就会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终重现所有资本主义体制有害与破坏性的特点。中国今天令人注目的并不是它显示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市场社会主义」新世界，而是它抹除过去人人平等的成就、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对人与环境的破坏速度之快。在我们看来，哈特—兰兹伯格与布克特的这本书破除了这个不实的虚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一些最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做法之际，依然幸存，故本书值得仔细研读。如果经由市场通向社会主义意指把最迫切的人类需求与人类平等的承诺丢置一旁，那么这就是条走不通的死路。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前言　　

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动力和社会主义严重的认识不清，如果我们要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长足的进展，就必须厘清这种混乱的思想。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份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经验的研究能对此做出虽小但有意义的贡献。
许多人士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验，包括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对当前世界的重要性。我们特别要感谢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骐,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ringle. 我们尤其要感谢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编委们刊登了我们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这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早期版本。谢谢Aimin Chen提供了我们《中国统计年报》的资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协助与鼓励。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家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 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后，我们要对中国的劳动人民谨申谢忱，不仅是由于他们过去为改造社会所付出的心血，也由于他们持续不懈地反对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绪论：中国与社会主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看来彷佛会永远相连，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统一体。中国在1840-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被迫蒙受战败的耻辱，从此承受着不断扩张的租借条约港体制的祸害。中国人民不只为帝王及之后的一连串军阀暴政统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国瓜分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荼毒蹂躏。渐渐地，从1920年代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蜂起的广大人民抵抗外国的宰制与剥削，并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胜利，党宣示它不仅要终止人民的苦难，更要建设社会主义，让人民当家作主。　　

无庸置疑，中国革命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达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们认为，这不应该让我们忽略三个重要的事实：第一，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第二，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改革据称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却导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世界各地的许多进步人士仍支持中国的改革，并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教益，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快速经济增长，他们有的认为这证实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则认为，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政权积极指导经济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致成功的发展。　　

虽然我们过去也曾深受中国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阵子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进步人士这样继续支持中国与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严重误解了中国的改革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会大大妨碍真正推进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理论与实际的认识的发展。
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包括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重要的是，这个后果并不仅仅根源于单纯的贪婪和阶级利益。只要一往市场改革的道路启程，改革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每个步骤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紧张与矛盾驱动。中央计划的削弱导致更加依赖市场与利润刺激，这又接着鼓励给予私有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的各种特权特惠，也日益给予外国企业与市场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正确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动力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市场社会主义无法稳定成形。然而，由于许多进步人士大多仍然认为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未能具有这个洞见。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认识不清，从而强化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型态观点。　　

另外许多进步的学者与运动者认为，讨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对的发展难题毫无关连。他们从中国的持续高速出口增长的纪录总结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典范，其经济增长的战略可以也应该让其它国家效法。我们认为，并在本书中论证，这种对中国的礼赞是一个严重错误，不仅反映了对中国经验的误解，也反映了对作为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与矛盾的误解。事实上，检视中国的经济转型对该地区的其它经济体的影响，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化了竞争压力与危机趋势，危害了该地区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国的工人。　　

要不是我们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参加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注一），我们对左派与进步人士的不同意见或许永远不会形成一本书。在古巴时，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到古巴如何因应它所面对的经济困难，以及该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坚持如何形成其因应之道。我们一再听说，许多古巴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增长战略视为一个可以为古巴采用的诱人典范。　　

我们曾经希望这不是事实。但是，在研讨会上，论及古巴面临的难题时，几位古巴经济学家公开支持中国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经验，视之为古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系其社会主义规画的唯一希望。虽然这几位经济学家不过是在重复我们从其它国家的进步人士口中听过的论点，但是，这些说法出现在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重要性的会议上，而且这些经济学家在彼时彼地发此言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听来格外令人难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总统）也在会议上，而古巴政府已经坚决拒绝了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当然不是首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家。不过，我们清楚了解到中国对决定关于社会主义与发展的辩论正日益重要。而且，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后经验的认识不清，标示了更深层次的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治的淆惑不明，严重伤害我们争取将世界从异化、压迫与剥削解放出来的集体事业。因而，我们冒昧提出我们对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批判集中在中国市场改革过程的经济动力、社会后果与政治影响。虽然我们的作品聚焦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希望和意图是让我们在此提出并探索的课题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关心社会发展与斗争的人们也具有重要性。　　

第1章 中国如何发展至典范的地位　　

中国改革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使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中国的经验证明在既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另有可行的经济增长之道，中国堪为一个发展典范。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进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愿意承认，但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同样认为中国是个发展典范。　　

中国增长的经验之所以获得赞颂的基本事实是广为人知的：高速的经济扩张、快速上升的外销、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表一与表二提供了这些趋势的一些指标。根据官方资料，中国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间享有两位数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同时在1997-98的东亚危机当中和之后也维持超过7％的年增长率。出口在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它高度的增长率和它对GDP之比日益增加显然可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6.1％，紧追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国。在1985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增长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两倍多。（注一）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的净值也暴增，从1985年的10亿美金到2002年超过500亿，占此时期全国资本投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降低约1/2和1/3时，流入中国的投资仍然持续扩大。」数量多到去年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国。」（注二）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为何从左派到右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据此而共同称许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本书的以下几章将着力于批判对中国经验的这种观点，但重要的是，我们先须探讨产生这种观点的变迁中的全球历史脉络。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许多理论和政治上的混淆，并搞清楚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中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1989年后苏联解体，前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欧的前苏维埃卫星国又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义圈子弥漫洋洋自得的胜利氛围。这些前「社会主义」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与支持下，快速终止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进口市场和外国投资，似乎验证了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想法。不幸的是，这些「休克疗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崩溃（特别是在俄罗斯），时至今日东欧的工人还深受其害。这些挫败对主流的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两个作用。
第一、它们激起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适当步调、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辩论。（注三）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将休克疗法的灾难后果怪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而新自由主义者的左翼，譬如Joseph Stiglitz，则质疑立即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后者推荐一个较为审慎的改革计划，主张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信心应优先于贸然的贸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资本流入。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两派新自由主义者同样忠于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终极目标。因此，两者都视出口竞争和吸引FDI为成功发展的关键。就这点来说，主流派在发生休克疗法的灾难之后，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辩论实际上厘清了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别无出路」（TINA）的思维持续当道下，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去寻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从过去他们想利用南韩作为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尽管南韩的贸易与FDI显然并不是采取渐进或他种自由市场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策略是出于投机心态。问题是当时没有其它显着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案例可用（注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当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出口而获致快速的经济成长时，南韩马上失去样板国家的地位，由这些新兴的跨国资本的输出平台取而代之。之后，东亚危机发生了，于是又需要寻找新的样板国家。拿中国作为典范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及其左翼在策略上的歧见，也反映了两者的根本共识。（注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他们唾弃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赞许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认为他们是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改造成全盘的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中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引起混乱的私有化计划。一直要到类似后苏维埃休克疗法的灾难俨然成形时，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者给收购了）。
同时，为了保卫他们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将注意力转移至墨西哥。在1990年初期，他们曾建议墨西哥向东亚学习，墨国稍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也被他们怪罪于腐败和戚友特权成风。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间还是维持了经济的正成长。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过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压制工人的工资要求并一将国有企业与银行私有化，把经济改造为制造业的出口平台，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墨西哥变成了新的样板国家，而且，比东亚更被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声誉不过是昙花一现。在2001年墨国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它大为依赖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国。然而，即使美国开始了微弱的复苏，墨西哥却继续停滞，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出口制造商开始移往工资低得多的中国生产（注六）。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最先的反应是谴责墨西哥腐败，对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场的改革也不够尽心。然后，他们开始引用中国可观的经济记录做为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的威力的证明（注七）。世界银行表示，如果中国成功而墨西哥失败，那是因为前者更有效地「从一个不友善的投资环境自我转型」、更坚决地「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拥抱全球化
。」（注八）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对东亚危机有不同的反应：他们怪罪于过早放宽国内金融和（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资本流动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它人也批评IMF和东亚政府所实施的紧缩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高利率）、汇率调降，以及躁进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他们认为这些只会加深这个地区的衰退，使得国内和区域的金融体系更为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企业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批评这些对策是正确的，即使他们对危机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极为肤浅──他们忽略了许多关键因素，诸如竞相争取FDI、以外商为基础的出口生产大量增加进口、区域和全球的生产过剩，还有与这些及其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矛盾有关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注九）。不过，对我们目前的课题来说，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处是，它也导向对于中国的正面描绘。而这种描绘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教义并无根本的歧异，此即「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极有可能使穷人受益」。（注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国政权对资本的管制及扩张的宏观政策来解释中国得以免除东亚危机的最坏影响。（注十一）以此为根据，他推而广之把中国描绘为「一个成功整合进全球市场的典范-但却是用不遵照华盛顿共识的陈腐见解的方式达成的。」（注十二）根据这个分析，「中国采取私有化和减少贸易障碍…不过是以防止社会结构在这过程中裂解的渐进方式实行的。在几乎不受IMF的指导下，中国达到高增长率同时减少了贫穷。」（注十三）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经验，Stiglitz说：
「中国将创造竞争力、新企业和工作等置于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业之前。中国了解宏观稳定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没有过度对抗通货膨胀。它了解到如果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防止大规模的失业，创造工作机会必须与企业改造同时并进。中国的自由化是渐进的，并且确保将被置换的资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废闲置。」（注十四）
事实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谈话，称中国是目前为止，低收入国家迈向市场经济最为成功的。」（注十五）
这样把中国经济描述成顺利而低成本的市场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说法。然而，它可以让Stiglitz和其它的左翼新自由主义者振振有词地主张在短、中期实行不完全受制于市场的自主政策，却仍然矢言忠于把市场、自由贸易和FDI（简言之，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分工）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对新自由主义共有的这种核心观点在中国的应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持续强劲看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前二十多年经改的积累结果。最重要的是，价格自由化逐渐进展至今，几乎所有商品都已经由市场来制订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剧了竞争，不但是制造业，而且在建筑业，以及服务部门的许多部分的竞争都加强了。价格普遍由市场决定和竞争性的市场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外贸部门在加强国内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重要，但往往被低估了。」（注十六）
这就是中国作为（至少到目前为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
中国作为进步的典范
由于号称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使得许多左派处于招架无力的守势。自然地，左派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感到兴趣，虽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来看）与新自由主义是径相对立的。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都有急遽的转型，中国与之迥然不同，政府依旧宣称尽心建设社会主义。此外，中国较为渐进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中央放权和市场导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许多左派，特别是在学术圈里面。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中央计划和国有制是没效率的，东欧政府放弃社会主义而拥抱资本主义似乎又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对许多左派来说，中国的改革规划一开始似乎在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提供了「第三条路」。国家虽然继续维持它在国有企业里的核心角色，却减少经济的中央计划，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创造了新型态的企业组织（包括了小私有企业以及集体的乡镇企业），并且提倡根据利润与生产力分发工资、加强市场关系以刺激所有企业（包括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的效率。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政策似乎得以免于一般对中央计划的批评，同时在日趋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学术界里，这些政策也比较容易用主流的市场分析的论述来辩解。
在1990年初期，许多进步人士和左派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即使对未来抱持谨慎态度，大部分基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已经显示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甚至优越性的坚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说：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验显示了可称之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可行和成功的出路……虽然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处该被完全照搬的模式，它们说明了一条中间道路是可行的。」（注十七）
同样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国经验来质疑「冷战已经结束而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想法：
「中国的经济成功迫使我们更仔细地思量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的公共政策是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在其间可以并存。如果这种混合的生产方式可以维持下来，如果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时期。如果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凌驾国有和集体企业，资本主义转型就排上了日程。重点是，鹿死谁手，尚未得知。既然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还在，考虑中国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谓资本主义已然胜利之说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点。」（注十八）
总之，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给了许多左派新的希望，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历史终点，它在重新诠释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也提供了正面的参照点。（注十九）
从分析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共鸣的，不仅是学术圈，在一些仅存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也很浓厚，特别是越南和古巴。毕竟，苏维埃体制崩溃之后，古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震撼。它亟需能够创造外汇收入来弥补在市场和国外援助上的损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心仪中国的持续经济成长，更惊讶于中国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制造工业品外销。在初步研究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5年访问了中国与越南，古巴政府并制订了一个深受中国经验影响的古巴经济重整计划草案。（注二十）虽然古巴政府后来宣布不会追随中国和越南走上市场社会主义，古巴经济学家们继续仰慕中国得以「整合进全球制造业生产和贸易的网络」，一位古巴经济学家称这样的整合为「今日发展的必由之路」。（注二十一）
事实上，许多古巴经济学家依然持续呼吁采取一整套政府政策来帮助古巴吸引与全球生产网络相连结的更复杂的制造加工业，以作为观光和其它当前的外汇来源的补充。（注二十二）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坚决否认，但是这个论点明显地是要求古巴采纳一个外销导向、外国驱动的增长策略。这个策略将要求增强市场力量、创造一个混合型经济、以及放松国有企业的中央管制──这些显然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强烈影响。
中国的改革过程以削弱社会主义为代价而强化了市场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古巴政府不愿表态正式承认中国是个典范是可理解的。（注二十三）更广泛地来看，在整个1990年代，当改革的后果愈来愈明显时，认为中国正在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左翼人士减少了。但是，这个趋势并没有严重动摇较广泛的进步圈子，他们仍然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视中国为典范的想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已然确凿之下，仍能不为所动，是中国外销与增长的成功及左翼的几个历史─知识倾向相结合的结果。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曾分析先前资本主义勃发之际窜升的新兴国家与区域中心，但一些依旧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士，即使承认中国已经偏离社会主义，也鲜少分析中国的转型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与更叠有何影响。（注二十四）
这种大规模、结构性的战略─历史性论述在1989年之后发展出来的「历史的终结」气氛之中已经不流行了，尤其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相联系的后现代思潮兴起的影响下。因而，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在发展理论与政策分析上，所能望者最多不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政治民主的防卫性斗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正面攻击。这种观点固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支持，却易流于不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提出整体批评，也不设想非资本主义的出路。
同时，另外许多进步人士已经对（苏联崩溃之前与之后）的官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失望与疏离。这个群体非常自觉地希望从东亚找到一种社会经济模型以用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并另寻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睐的典范。进步人士拿日本的国家强力干预、号称和谐的职场社会关系、充分就业、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优越的外销成绩当做证据，来主张日本的体制比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对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这种「进步性竞争」的观点中，日本经验显示，为了人道和经济的理由，一个关注社会的国家与大公司体制的资本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的。（注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经济显然进入了长期的停滞。进步性竞争的拥护者逐渐转移目光到南韩，并偶而关注一些新兴东南亚外销平台，尤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1997-98年的危机来临，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局。对这种进步观点造成更大挫伤的或许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危机的对策是，大体接受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解释，并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许多进步派被迫寻找另类模型，他们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也没有阶级政治的观点（必须要有这种观点才会从工人-社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立场出发去寻找替代模式），这些进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国模式。中国日益遵循类似当年东亚成功故事中的增长模式，但是，与那些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拒搞鲁莽灭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过了区域性危机，只经历了些微的动荡。
事实上，这些进步派用来合理化他们仰慕中国体制的论点和新自由主义左翼非常类似，这也说明了为什么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欢迎。和Stiglitz一样，这些进步派把中国的持续经济成功归功于它在贸易与财政金融上较有控制的自由化。同时，与Stiglitz一样，他们称许中国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非（中国政府依旧严密管制的）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入。他们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国实行了抵制货币贬值的关键决策，东亚危机会更糟糕得多。
就这样，进步派试图利用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析来重申一些他们早期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性竞争论点。中国快速地增长，而且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诺坚守一个社会化的（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与计划。但是，中国也已经放弃了中央管制并增强了市场的力量，甚至成为全球顶尖的外销国并吸引了大量的生产性外国直接投资。
一大批的进步／左翼力量因此转而为中国经验背书，不太在意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学者甚至把他们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活力的赞赏延伸到遍布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华侨商业网络。（注二十六）中国革命遗产的意义大多被贬低，只着眼在它创造出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与其它条件，使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富有竞争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赋予劳动人民与社区权力的潜能。中国过去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等领域的成就会被提到，多半是用来松散地连接到中国如何能成功地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例如，Walden Bello写道：
「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一件我们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视的事情是分不开的：19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场社会革命消灭了土地与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晚期市场改革被引进农业部门时，这场革命就为中国做好了经济起飞的准备。……同样，中国也强调坚决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夺回国家经济控制权的解放运动，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作的关键性贡献。中国是一个强国，从革命中产生，并在数十年的热战与冷战中淬练成钢。……中国与大多数南方国家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北京面对外国投资者时非常强硬，而且在他与国际企业界的关系中占上风。然而，外国投资者仍然争相涌进中国，无视各种管制。……尊重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投资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们的政府无法得到的。在国家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与我们这些国家的差别在于一个成功的革命民族主义斗争已经建构成为一个明智的政府。」（注二十七）
以这种方式，进步性竞争思想把社会主义与革命从人类发展与解放的工具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与竞争力的前提。拥抱这种观点的人士往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外国投资者之所以会尊重中国政府、愿意忍受对FDI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产力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强调中国革命后的成就同其当前的资本主义成功之间的表面联系，转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这种成功的前提：一个愈来愈无保障的劳动队伍，其自我组织的努力不断被全球最威权的国家政权之一所压制。
在中国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进步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共同拥抱中国显示了后冷战时代存在的分析与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不幸的是，在响应资本主义的矛盾之际，一忽儿吹捧这个样板国家，一忽儿又吹捧另一个样板国家，对左派的伤害往往远大于主流的分析家和决策者。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握有权势，可以主导对事件的诠释，从而控制意识形态的冲突。
更具体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地追寻国家典范易于使人误以为根据个别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经验可以建立起进步的政策纲领。正如马克思、列宁与托洛斯基所认知的，问题在于如果不从更广阔的区域与全球层次考察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与矛盾，就无法理解个别国家的成功故事。在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之下，国家典范式的思维很快就导致一个接一个无休止地追寻成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更成问题。最终结果是，我们完全丧失了另类的视野、失去了理论的清晰度，也无法得到基层民众的政治共鸣。
我们之前对中国上升到典范地位的描绘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圈子内的大略倾向。实际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当然都不存在对中国问题完全一致的共识。然而，聚讼纷纭对进步派的损害往往比对新自由主义者还大。
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对某个国家在自由市场改革上的进展程度有着不同意见（对一些人来说，再怎么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够彻底），但万一他们当前的样板国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机，他们的分歧就会极便于新自由主义见风转舵。虽然他们现在奉中国为典范，但也不难找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警告：如果改革过程未竟全功，贪污腐败不根除，未来可能会有挫败。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用中国的改革经验来批评古巴不将其经济更彻底地市场化。（注二十八）如果中国的状况恶化了，他们总是能找到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以利于与古巴和其它「落后」国家对比。
然而，对有志于推动彻底变革，建立一个以工人─社区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人们来说，分析上的歧见往往涉及集体价值观、远景和策略的不同认知，这些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是不可能轻易扭转的。毕竟，对进步人士来说，不可或缺的是用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远景和策略巩固起来的运动。但是，维护现状者却恰恰相反。对护卫现状者来说，群众在政治上涣散是一个正面价值，而成功的典范很快速地一个换过一个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只会更促使民众中心无主、涣散无力。
总结来说，我们不仅不同意那些把中国视为发展典范（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我们还认为他们推导出这个立场的过程凸显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进步圈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拒绝。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解资本主义，也是建设足以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书对中国的探讨远不只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经验的学术辩论，而是为了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清晰理论和战略观点。


　　

第2章　中国的经济转轨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译■方闻　　

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于1978年宣布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时，他们辩称，有必要克服该国日超严重的经济停滞和浪费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毛泽东时代过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系所导致的。中国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转变使得许多左翼人士——既有中国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深受鼓舞，他们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实现持久增长、商品和服务平等分配，以及经济决策中的新型民主参与的有吸引力的工具。
然而，尽管左翼的很多人心存各种希望，我们的意见仍然是，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被看作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更新的改革进程，是怎样和为什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
对此问题最容易的回答是，改革进程受到了那些害怕失去其特权的党的精英分子的劫持。面对人民的各种变革要求，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改革方式，以使自己能够实现对国家财富的更为牢固的控制，并且引领自己通过试验和过失拥抱“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虽然，党的精英分子确实从正在继续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获得了益处，对此已经很少存在疑义了，我们还是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不仅是单纯的贪婪。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是改革进程自身产生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仅管每个国家的经验都由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塑造，并且因此而具有独特性，我们仍然相信，对中国经验的这种理解为各处的社会主义者都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更明确地说，我们相信，中国的经验为否认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赋予工人权力的、稳定而进步的形式之可行性的意见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强调重工业、集中的经济计划、生产手段的国有以及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中国革命和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劳动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
然而，为取得这些广泛而重要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与“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相伴的动荡，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死亡。由于党拒绝实行工业民主。包括反对工人在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城市工人的受挫感也不断增加。唯一合法的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证明是毫无帮助的。（注一）他在党的严厉控制下运作，主要职责是提倡生产和劳动纪律。（注二）在（1949-1952）、1956-1957年和1966-1967年间，发生了为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自行组织和自主的工人罢工。（注三）对于这些有组织的尝试，以及作为这些运动基础的和由其产生的政治倾向，杰基·希恩（Jackid Sheehan）作出了一些判断：
到了1957年春未，百花齐放运动和由前一年积聚起来的工业中的不稳定浪潮达到了高峰，党的权威面临的不仅是个别人的不满，而是一部分劳动者有组织的群体性反抗。自治的工会被组织起来，通常名为“冤情申诉会”（译注一），而且，尽管这样的团体许多都局限于某一单个企业之内，但是，也存在企业和地区之间对于行动的某些联络和协调……工人们自己知道，既然所有的事情，从工资的等级到学徒的期限，都在所有行业和地区实行统一的标准，那么，他们所经受的困难一般而言都是国家在个人和管理方面的决策的直接后果，因此，“他们的大量暴怒都指向了在工厂、政府、党和工会工作的干部。”（注四）
人民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趋势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导致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在前一天，一个纪念亡者的传统节日（译注二），多达50万名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放置了花圈和诗歌，以怀念周恩来（他于当年1月去世）。因为周恩来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受到红卫兵的批评（部分是因为他保护了一些受后者迫害的人），中国政府将这一行动理解为对其政策的批评，它“一夜之间拿走了广场的花圈，这导致了4月5日之后一天里激烈而广泛的骚动，工人控制并在各处的工作场所组织了由此产生的运动。由于工人们道出了对于广泛存在的徇私、伪善和不平等的不同意见，政府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注五）
因而，尽管革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时仍远未享受到生活水平稳定而可靠的提高，或者对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民主控制。所以。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重估以往的努力、作出新的尝试和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机会。
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评为“走资派”的邓小平，被证明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战略家。他能够充分利用刚刚开始的后毛泽东时期的不确定因素，在提倡“团结和稳定”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声望。（注六）1978未，他继任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公开宣布坚持社会主义的承诺的同时，邓小平追求的是创造他和其盟友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观点是，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政策过于空想化，而不能保持对客观形势的科学了解，他已经使国家处于一种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中。他们辩称，党最紧迫的任务是帮助增强国家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引入市场力量。只有市场力量能够克服中国现存的停滞状况，并确保推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程所需的经济进步。（注七）
事实上，19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工业方面，远非处于灾难状态。例如，从1952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工业产量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期间存在对生产的破坏，工业生产仍然在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发展。（注八）而且，这些进展是在很少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实际上，除了1950年代期间苏联的援助外，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利的经济环境。结果，中国是第三世界中为数很少的在进入1980年代时没有外债的国家之一。
总体而言，农业的发展远没有这么成功。例如，食品生产仅能勉强适应人口的增长。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ricc Meisner）所言：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整二十年，农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陷于停滞，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上，每年增长不足1%。后1952年至1975年，尽管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倍，农业产量只增加了两倍。即使那些进展也是在巨幅增加农业劳动力规模情况下取得的（注九）
造成这一可怜记录的原因包括：对农业投资不足，为了资助重工业而保持对农产品不利的交易条件。以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农业管理的专权和缺乏灵活性。（注十）与此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农民在公共卫生、住房、教育、和社会安全方面确实享受到了富有意义的进步。此外，“1949年之前存在的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消失了。”（注十一）即便就生产本身而言，中国的农业部门也仍然比许多别的第三世界国家做得好。正如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所指出的，“1977年，中国以（与印度相比）少14%的可耕地，生产了人均多30%至40%的食品，并且在多出50%的人口中实现了公平得多分配。”（注十二）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日益增长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采取新的国家政策来加以克服。在经济发展更为复杂化的同时，经济计划变得过分集中，不能有效而迅速地对人民的各种需求作出反应。某些商品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则供不应求，运输和分配缺乏效率，还存在产品质量差的难题。
在工业生产的组织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生产率在下降，只是通过不断扩大资本投入和增加工业劳动力才维持了产量的增长。工厂在为其提供终身职业的条件下雇用工人，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工人被雇来从事的活动毫无效益，工资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而且基本冻结在1956年的水平。此外，工人很少得到机会或鼓励，以对生产条件进行控制并根据需要对其加以改造。
经济也由于投资不平衡而受到损害，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过多的资金被投入到重工业中。农民深受这一战略之苦：他们被迫把自己的产品以低价卖给国家。工业工人则苦于消费品的缺乏。
“文化大革命”是重振制度的一次尝试，但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是对生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破坏。它并未通过加强劳动人民的集体组织而赋予他们权力，而是通过上层精心组织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使他们变得筋疲力尽，降低了社会和道德诉求对他们的吸引力。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强调党对生产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等级森严的控制。（注十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基本上暂时停止了活动。当其于1970年代末恢复活动时，它们被改组以确保党对其活动的更大控制。（注十四）
简而言之，制度在磨损，而且，工人与农民的不满在增长。迫切需要在中国过去成就的激励下进行建设，同时赋予工人和农民权力，以创造新的决策和计划结构。别的且不论，这意味着，在经济和政府决策方面实行调整和分权，以增加有关的生产者对其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直接控制。遗憾的是，这并非毛泽东之后的政府回应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的方式。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进程　　

邓小平领导下的党认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而不是进一步试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对市场的更多运用是提高生产力的最佳方法。市场将有助于克服过去的集中决策带来的问题，并且为更有效率地利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资源留下充分的余地。预言的结果是，将出现更快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加上消费量和消费者福利的持续增加。
使中国经济市场化是党的决定。不存在试图通过加强市场力量以解决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罗伯特，韦尔（Robert Well）所言：
“市场”被政府的命令强加给中国人民，这在强行结束毛泽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显着，取而代之的是单个家庭的承包制度；在国有企业和所有其它主要的社会公共机构，包括学校在内，社会主义形式的群众公共福利均被同样迅速地强制撤消。（注十五）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开始市场化可能曾经是党的决定，市场的规则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改革进程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新的紧张和矛盾，而它们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得到解决，这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日益巩固。因此，情形并非如改革者所企图证明的那样，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事实已经是，市场社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注十六）　　

改革进程：第一阶段（1978-1984年）　　

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力量，作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党要求给予地区和省级计划机构更大的许可权，让国有企业经理拥有更多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并且鼓励包括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按照党的声明，经济活动的总体结构和方向仍将由集中的计划决定，但是，现在，新的增长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新近得到加强的经济角色的活动来推动和组织。构成这一新的道路的基础并赋予其连贯性的核心因素是，对市场的创造性的和灵活的运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将受到新的追逐利润的自由的刺激，而且，市场力量将确保它们各自的决定既对人民的需要又对党制定计划的全部初衷迅速作出回应。
1979年初，改革首先在挑选出来的几个城市实施。国家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努力的核心是创建一个劳务市场。如果不能自由地分配“劳动力资源”，经理们将无法按照市场信号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和生产率。因为政府明白，这一政策损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成就，它由通过小规模的实验方案进行的劳务市场改革开始，按照这些方案，被挑选出来的企业的经理们得到授权，他们可以中止终身雇佣合同、惩罚工人，甚至关闭某些无效率的公司。
1983年，国家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它命令国有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雇佣新的工人，这意味着他们的受雇时间受到限定，而且没有正式的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职业安全和福利。（注十七）“到1987年4月，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注册了751万名合同工，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8%”而且，另外的600万名国有企业工人面临“将导致他们成为合同工的用工改革”。（注十八）合同劳动制度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在产业工人阶级内部增加了不平等和分裂。
挑选出来的国有企业还得到允许，在完成计划指标之后，生产并以高于政府的定价出售商品。另外，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还被允许，保留它们的一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奖金发放。（注十九）
作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私营部门也得到了新的鼓励。开始时，私营企业被限定雇用少于7个家庭成员和“学徒”。然而，那个限制很少得到执行；1987年它就被完全废除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总人数从1970年代末的24万增加到1981年的110万，和1984年的340万。（注二十）
同时，国家鼓励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轻工业消费品的企业、较小的生产传统手工艺品的工业企业，以及相对较大的零售和服务公司。尽管起初它们对国有部门存在依赖，城市集体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且，它们中的许多实际上是私营公司，为了获得商品供应、信誉和税收方面的便利而戴了一个伪装的“红帽子”）。（注二十一）集体企业的工人完全是工资劳动者，而非所在企业的主人。此外，他们享受不到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保护和利益，而且得到的报酬通常也比后者低。表3显示，截至1980年　　

表三：国营企业与城市集体企业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份额　　

注：国内贸易包括批发业与零售业以及餐饮业。
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代中期，在制造业和国内贸易业的总就业人数中，城市集体企业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行动，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计划仍然指导着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例如，直至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依然雇用了近70%的城市工人。不过，正如表3所示，与1978年时拥有城市就业者78%的份额相比，这一数位还是表现出了显着的下降。国有企业就业者的相对减少在国内贸易部门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改革进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就将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外国企业被认为是引进党所希望鼓励的，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市场原则，并使其合法化的最好工具。党不能指望立即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经理和工人们对市场化进程很少有经验，而且，预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会反对该进程。另一方面，在组织和指导其经济活动方面，外国企业被认为理应得到、并且可以准予大量自由，因此，他们就能够为渴望进行的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样板和激励。
因而，1979年，邓小平在广东和福建省沿东南海岸为外国投资者指定了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实施他所谓的“开放”政策，他辩称，作为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行事的“学校”，外国投资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带来新的技术。这些特区被广泛宣传，但是在吸引许多投资方面起初并不是非常成功。为了试图鼓励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1983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对合资企业中外资的限制性规定,并且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存在.
城市改革进程的最初影响之一是价格上的上涨。国有企业开始将销售目标转向不受控制的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私人生产商跟着这样做。按照官方的说法，价格1979年上涨了6%，1980年上涨了7%，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更高。通货膨胀使得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贬值，为了努力阻止工人反对改革，政府向国有企业追加了资金，以便他们可以提高工资。这种额外的开销使政府预算出现赤字，1981年，国家开始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这是19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注二十二）
一些国有企业的关闭和政府强加于国有企业的新的劳动规定也导致了失业。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加强对私管和集体企业的支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依赖于政府的资金。
1981年，由于通货膨胀和工人对用工改革的抵制产生了对于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心，国家决定，暂时终止其城市改革的尝试。它减缓了经济活动的速度，并且对国有企业的活动，尤其是销售和定价，重新实行集中控制。
在城市改革实施后不久，国家开始努力改革农村经济，目标是，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增加农业生产。1979年春，政府将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20%，并且为农民超出限额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提供50%的加价。他同时还提高了其它农产品的价格。（译注三）（注二十三）另外，它削减了国家对农村市场的管制，并提高了人民公社内部私人自留地规模的法定限度（注二十四）
1980年9月，政府采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它下令对农业生产实行非集体化。非集体化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在此过程中，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制度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生产制度所取代。到1981年，全部农户中有近98%按照这一新制度的逻辑行事，利用集体的土地生产农产品以供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在理论上土地仍然属于公共财产，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承包了其使用权的家庭的私产。（注二十五）1983年，政府公布了新的规定，从1984年起，允许土地承包者使用雇工进行生产，或者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到1980年代末，土地承包者已经有了将其出租、售卖或传给自己的继承人的全部权利。
人民公社制度的终止，也带来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向新的政府实体的转移。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将以前人民公社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赋予了新成立的乡镇和村政府。人民公社的工业资产也归这些政府所有，并被改组为乡镇企业。
对进步人士，特别是中国之外的进步人士来说，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很大的吸引人之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左翼对国家社会主义（译注四）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控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所带来的缺乏民主和浪费。因为乡镇企业据说是由集体组织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被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
乡镇企业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87年的115万家增至1993年的2500万家。（注二十六）到1993年，乡镇企业已经雇用了超过1.23亿名工人，而在1978年时这一数位为2800万（见表4）。，这些企业从未作为赋予工人权力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挥作用。实际情况是，很少乡镇企业属于工人可以参与决策的集体经营；他们实际上是“带着伪装的私管企业”。（注二十七）在许多情况下，个别的政府领导人通过任命经理和指导收入分配对他们实行管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事实上是合资企业，外国资本通过对董事会的支配，在其中处于控制地位。他们可以而且确实会破产。通常，工人中许多是临时工，管理人员有权随意雇用和解雇他们。（注二十八）
此外，工人的收入一直很低。至于乡镇企业,（被透露不受许多旨在保护城市工人的权利和工作环境的规定的约束。在这样的工作场所，工会通常不存在或者处于瓦解状态，而且，它们的福利、权利、卫生和安全记录都非常差）。这并不令人感到到意外。（注二十九）研究结果已经显示，“通常、乡镇企业工人获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起薪，而必须通过加班和计件的定额奖金来挣得其余的部分。甚至连起薪都没有保障，因为最低工资是由当地的乡镇当局设定的，而乡镇当局的物质利益——既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私人利益——与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密切相关。”（注三十）其实，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主要建立在“极其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供应”的基础上，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单个农民家庭的贫困化，这些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注三十一）
就其对就业的贡献而言，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在绝对和相对值上都达到了顶峰。自1996年以来，无论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绝对数量，还是其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下降，尽管其仍然在农村的就业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见表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强调私有化的好处的新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乡镇企业衰落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根据大部分报导，目前已远远超过1亿人）季节性地移民至城市地区以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库，私营企业可以用其来惩罚城市的产业劳动者。（注三十二）
前文强调过的农业政策的改变，导致了农业产量在1978年至1984年间的大增长。按照达斯纳的说法，这“可能是中国农业史上经济方面最成功的时期”。（注三十三）农村的总产值，包括乡镇和村办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内，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里，这一数位为4%。结果，在1978-1984年期间，农村的人均
收入翻了一番。（注三十四）　　

表四：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口数　　

来源：Ming Lu, jianyong Fan, shejian Liu and Yan “Yan,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5, no.8.(August 200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 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尽管中国政府企图证明，他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是这些收获的根源所在，真正的功劳应当归于政府提供的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以及他将投资转向支持农业和以农村为基础的轻工业。（注三十五）实际上，农业的发展到1985年就停止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系统的衰败和瓦解。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及其家庭，开始抛弃土地去农村或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注三十六）　　

改革进程：第二阶段（1984-1991年）　　

党在1982-1983年间冻结城市改革和加紧经济控制，这成功地稳定了城市经济。并且，受到早期农村生产和收入增长的激励，1984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始——实际上是加速——其城市改革的尝试。作出这一决策是基于，党认定，通货膨胀和失业应主要归咎于此前城市改革努力的有限性，而且，克服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改革推向前进。当局相信，如果给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由，那么，他们将能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而更好地组织生产。同时，新的鼓励私管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发展的计划，将有助于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尽管，在最初，党提出市场改革是为了提供一个增加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能的机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包含了向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的政策转变。因而，虽然1982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经济计划以「主要的」地位，而市场调节被给予「辅助的」地位（译注五），在1984年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采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从而提高了市场力量的地位。（注三十七）
更明确地说，新的改革措施包括了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和支持的进一步消减。在过去，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接受其所需的全部资金，作为回报，它们将所有收入上交给国家。新的改革措施结束了这种关系。现在，国有企业被要求通过保留（税后）利润和向国有银行系统贷款，而非接受国家的拨款，来为其运行筹措资金。“因为贷款是生息的，而且必须偿还，当局就想当然地认为，贷款将激励工厂负责人以更为审慎和在经济上更合理的方式利用稀缺的资金，从而缓和某些商品过剩而同时另一些产品持续短缺的严重问题。（注三十八）
国家也改变了其与地区和省级政府的预算关系。现在，这些政府单位被赋予了保留其所收取的税入和利润之更大份额的权利，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更多自由。这是为了进一步鼓励这些政府单位继续进行投资，并按照市场机会的要求组织其辖区内的企业的生产。
在决定依靠市场力量调整生产和投资决策之后，国家已很少有选择余地，而只能结束对价格的控制。1984年10月，党下令，允许大部分消费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力量的要求自由浮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也被允许自由浮动，但是要保持在国家计划制定者设置的限度之内。只有基础工业和重要工业的产品，像钢、煤和石油，将继续由中央政府定价。（注三十九）
党对市场力量更紧的拥抱也要求进行新的重大的劳务市场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必须确保国有企业经理享有按照市场情况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198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新的宪法中废除了罢工的权利。”（注四十）但是，党关于结束国有企业工人就业保障的计划，是一项甚至更有争议的改革措施。（注四十一）一个折衷方案在党内达成，党下令，1985年10月之前已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将继续拥有其职业保障和福利，同时，新雇来的工人将在一段明确的时限内被置于一个合同制度之下。（注四十二）此外，如果管理人员感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成效，可以将其解雇。
作为衡量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多么快地推进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尺度，到1984年，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仅占中国工业劳动力（这也包括农村的产业工人在内）总人数的40%。（注四十三）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总就业中占有相对稳定的份额，这掩盖了国有企业工人平均就业安全水平的实际下降。并不出人意料，国有企业工人反对这些导向劳动力双层化和增加管理人员特权的措施。正如杰勒德·格林菲尔德（Gerard Greenfield）和梁宝森（Apo Leong）所言：
存在工人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强烈抵制，虽然在官方的说法中，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实施1986年《合同法》的失败，被归咎于官僚主义与人们对为何或如何做缺乏理解。尽管经理们于1988年获得了甚至更大的、得到官方认可的解雇工人的权力，他们还是没有克服工人对于劳动合同制度的抵制。1986年，国有企业中只有6%的工人被置于合同制度之下，到1994年，这一数位增加到了25%。（注四十四）
已经受雇的工人拒绝放弃其职业安全，而且，新就业的劳动者坚持要求有得到安全的国有部门工作的权利，同时，工人对新的合同制度的抵制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四十五）结果，“在被引入工作场所之前，改革措施被（尤其是被工会）作了相当多的重新解释、修正和削弱。”（注四十六）例如，新的以绩效为基础的付酬计划，只是非常局部地得到实施。（注四十七）
同时，国家继续将外国投资放在一个很高的优先地位。1984年，原有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土地面积被扩大，而且，另外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向外国投资开放。1985年，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三个大的区域（译注六）同样对外国投资开放。实际上，整个沿海地区都已向外国投资开放了。
这种尝试被深圳的所谓“成功”证明为正确，据称，深圳在鼓励出口导向的外国投资方面取得了成功，使自己成为全国“城市改革的先锋”。实际上，深圳远远没有取得成功。（注四十八）在该地区存在许多经济活动，大部分显然是政府在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来自香港的投资者——修建场所。然而，尽管香港的工商企业确实在该地区进行了投资，他们的贡献却被证明是最小的。他们的企业利用了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在发展工业技术或进行技术转移方向却甚少作为。它们对增加中国的外汇收入也很少有帮助。“在深圳生产的约70%的产品销往中国的国内市场（通常是为了非法获得外币），而非被出口。而且，深圳进口的大多数商品（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来自中国的其它地区），并未在该特区自身范围内消费，恰恰相反，被转售给中国内地的买主以非法获利”。（注四十九）
深圳主要发挥的是一个私人非法牟利基地的作用，甚至在这一点已经变得清楚之后，国家仍在继续推行其特区战略。1986年，政府为外国投资出台了新的更为宽松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降低税收和其它营业费用、在雇用和解雇工人方面给予外国公司更多的自由，以及使它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外汇。
1987年3月，作为其提议的沿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求给予外国投资者新的优惠条件。1987年10月，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一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他宣称，中国“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而且，其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种“外向型经济”。（译注七）（注五十）赵紫阳的战略得到了大会的支持。
像以前一样，改革的尝试几乎立即开始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和紧张。在追逐利润的自由被增加之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提高了其产品的价格，并且开始通过借贷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地方政府也开始牺牲农田，将其转作工业之用。建筑材料、投资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飞涨。需求的爆炸引起了进口（特别是基本投资品和机器的进口）的急剧增加。1985年和1986年，中国的贸易天平上显示了相当大的赤字，分别为14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注五十一）
通货膨胀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继1985-1987年间每年上涨近8%之后，在1988和1989年两年，价格窜升均超过18%。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物价上涨甚至更多，达到30%。通货膨胀的再次大幅增加迫使政府提高国家工资。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日益增加的中央预算赤字：1986年的纪录为59亿美元，1987年的新纪录为超过60亿美元，1988年则创下了超过90亿美元的另一个新纪录。（注五十二）这些赤字的资金要通过国家借款来筹措，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过膨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贸易与预算赤字等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变得清晰起来。起初，似乎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1980-1989年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与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韩国不相上下。
成功的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开头的很少几年内，城乡生活水平的得到普遍承认的提高。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1980年代初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导致了农村收入的快速增加。农村收入的增加，加上政府支持轻工业并愿意积累预算和贸易赤字，结合起来确保了对商品和服务的日渐增长的需求，以及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丰富供应。
然而，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农业投入品价格的上涨，最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困难，到19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开始陷入停滞。农业收入在1978年—1984年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年增长率在1985—1988年间只有5%，到1989-1991年间则仅为2%。（注五十二）1984—1987年间，农村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7.7%，作为通货膨胀和政府对城市工业政策转变的结果，农村工业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困难。（注五十四）
通货膨胀也沉重打击了城市工人，政府承认，在1987年，20%的城市家庭遭遇了生活水平的下降。（注五十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未公布的报告估计，该年度中国城市人口的实际收入平均下降了21%。（注五十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加速，尤其是对那些受雇于国有部门的人来说，贫困问题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由于贸易和预算赤字、通货膨胀、食品短缺和工人骚乱的不断增加，1988年末，政府最后决定中止其改革努力，并通过收紧货币供应与消减银行贷款和投资放慢经济速度。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期。乡镇企业尤其受到损害，因为它们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农村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许多失业者开始向城市移民以寻找工作。城市工人对经济条件的抗议也日渐普遍。作为回应，“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
国务院总理李鹏吩咐警察对“社会动乱”保持警惕，同时，对媒体的控制加紧了编辑们被告知，不要对经济改革进行批评，不要谈论政治改革，报道在某些地方与波兰相似的产业工人反对价格上涨的罢工事件时要非常小心。（注五十七）
这段历史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天安门事件」以及随后的政治镇压提供了背景，镇压特别针对那些与学生团结一致的、组织了自治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在整个1990年，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了其强硬态度，在经济上则维持现状。　　

改革进程：第三阶段（1991年~现在）　　

放缓经济速度再次帮助恢复了经济的稳定，激励政府于1991年恢复其扩张性的政策。并且，1992年初，邓小平在对中国南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视时，开创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在对经济特区深圳的一次视察中，他断言，“只要能赚钱，对中国来说就是好的。”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它决定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译注八）（注五十八）当然，市场在中国已经完全可以自由运行了。这一个阶段的改革进程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是，党现在已经决定放弃它长期坚持的、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最主要支柱的承诺。
正如W·K·Lau所言：“官方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曾经被用这样的说法表达，即通过增加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经理人员对创造的鼓励、使国有企业服从于日渐增加的市场规则和国家促使其发展的干预措施等方式，搞活大部分国有企业。”（注五十九）然而，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仅通过鼓励非国有部门的更快发展，而且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实实在在的私有化，收缩国有部门。
这一步骤要求，对党早先的关于国有部门应该在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张，进行小心翼翼的重新说明，以保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与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观点相一致，公有部门将继续保持“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要通过其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来实现，同时，通过在“支柱产业”的企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中“控股”，国有经济发挥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译注九）换句话说，可以想象，私营部门平等地参与军工企业之外所有领域的活动，而国有企业生产“特别的产品”。（注六十）
国家的计划是，将指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将拥有二至五十个股东。股份公司将拥有超过五十个股东，并可以公开发行股票。100个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和12500个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被挑选出来实行这种转变，到1998年末，这一工作已经大体完成。（注六十一）
1994年末，私有化政策藉“抓大放小”的口号得到推广。根据这项政策，国家决定，将继续控制1000个最大的国有企业，而“剩下的所有国有企业将可以用来出租或售入私人之手”。（注六十二）通过将国有企业转变为所谓的“股份合作制”，私有化在合法地进行或者无论合法与否实际上在进行。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股份应该只卖给企业的“雇员”（因此其具有“合作”的性质）。然而，“雇员”（职工）一词包括管理人员在内，而且，实际上，有利可图的企业已经大部分通过管理人员买断实现了私有化，而工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被迫认购不赚钱的企业。（注六十三）
自1995年以来，对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快速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许多左翼的和进步的经济学家赞扬中国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之时，这一私有化运动获得了动力。到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只雇用了8300万人，仅相当于总就业人数的12%和城市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也下降到只占38%。（注六十四）
这些新发展的结果是，股份制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
1996年末，已经有4300家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在1997年，中国有超过9200家股份制企业，既包括刚创办的，也包括由现有公司（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农村企业）转变而来的；其中107家跻身于中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之列，62家跻身于中国最大的500家服务业企业之列。它们的净固定资产总额（译注十）为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净固定资产总额的20%多。（注六十五）
私有化进程仍在继续。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放开政策”（译注十一）扩展为除适用于小型国有企业外，也适用于中型国有企业。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甚至宣布，国家和集体所有权将在三年时间内逐步撤出所有小型和中型国有（和集体）（译注十二）企业。（注六十六）到2001年时，国有企业仅拥有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15%和国内贸易业总就业人数的不足10%。
中国共产党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即私营企业天生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为这一私有化进程辩论。它企图证明，过去的各种经济问题应归咎于，国有企业在将其生产和投资决策彻底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营利活动方面的失败。它们继续雇用太多的工人，生产缺乏效率，而且继续过度地依赖银行债务和国家补贴以维持运行。
然而，对关于私有化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的考察已经得出结论，对私营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的这种全盘认可是未经证实的。更确切地说，一致的看法（至少在新自由主义中坚分子的圈子之外如此）是。私有化对效率的影响取决于有关行业的市场形势（包括财务与技术情况）、私营公司的管理质量，以及私有化过程本身（例如，在对被廉价出售的国有资产进行定价时）的无效率和腐败程度。（注六十七）此外，被夸大了的、私营企业所具有的比公有企业更高的“效率”经常被归因于，前者可以不受妨碍地追求私人利益，而国有企业却经常被赋予追求额外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诸如提供就业和福利，以及固定资本结构升级——的责任，这些目标具有高度的社会优先性，即使承担它们的企业无利可图。实际上，对1987-2000年期间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一项详细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赢利差距完全可以从国有企业更高的税率和更严重的资金紧张状况得到解释，这两者均反映出了政府明确的优先考虑事项和/或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注六十八）
事实上，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被阶级力量的运用和改革进程自身的性质所驱动。在基本的阶级动力中，“共产党的干部利用他们的党证‘借用’国有资产使自己成为资本家，同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他们挥舞棍棒要打破工人们的‘铁饭碗’——工人们享受就业、住房、食品配给和其它利益的权利。”（注六十九）由企业和党的内部人士进行的这种“资产掠夺”，可能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包括欺诈、将资产选择性地转移至（设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独立的分公司、将企业资金挪作私人用途（例如，孩子的学费、娱乐和旅游费用）、避税和逃税、在建立合资公司时低估国有资产、机会主义地运用股份企业形式（股份制和/或股份合作制）、非法出售或者以低估了的价格合法出售国有资产，以及/或者呆账和银行借贷活动。（注七十）
不管用什么手段，资产掠夺将国有资产转变成了可以被用来剥削自由劳动力的资本性资产，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债累”的再现，尽管此次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进行的。拉塞尔·史密斯（Rusell Smyth）引证说，“每天流失的国有资产，‘粗略估计’价值在1亿元至3亿元人民币之间。”（注七十一）其它研究则为资产掠夺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结论提供了另外的支持：
1994年，以对5万个国营工业企业样本的考察为基础，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国有资产中仅有5%实现了增值，而有62%出现了贬值，23%的国有资产则完全失去了其所有价值。根据同一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对12.4万个国有企业的一项独立考察，资产流失和无法说明的费用总计占样本企业总资产的11.6%。自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情形已经变得更加糟糕。（注七十二）
这种结局并非仅仅由于个人的贪婪所致，而且是党疏远它所自称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必然结果。市场改革进行得越多，党就越“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感，并且因而它就越迫切地感到重建私有财产的需要，以便将其特权传给官僚的子女。”（注七十三）正如Eva Cheng所指出的。党“为在除名称以外的所有方面实现资本主义”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军队、省级和地方官僚的狂热支持，这些官僚追逐其个人财富的能力，已由于大力推进财政分权所提供的物质资源而得到加强”。（注七十四）
导致党赞同私有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改革前的财政体系中，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对国有企业简单的间接课税和直接的利润转移。在1957-1978年，全部财政所得的75%来自国有工业。（注七十五）然后，计划制定者将根据计划重点和支持社会福利政策的需要，再拔款给国有企业以供其进行生产和投资。
然而，预算体系未能跟上改革的进程。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不再自动将其所有收入转交给中央政府。它们确实在继续纳税，但是，数量受到其不断下降的利润的限制，改革进程是造成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向不承担国有企业的许多就业和社会福利义务的、竞争性的私营企业开放市场，党削弱了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获利能力。（注七十六）
在国有企业面临日益增加的财政困难的同时，私营部门却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95年，它拥有中国40.4%的非农业就业人口，35%的注册资本，33.8%的工业产量，45.1%的零售额和47.7%的出口额。（注七十七）此外，私营部门享受特殊的优惠税率。结果，虽然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约占全国的40%，它支付的税款仅占11.4%。（注七十八）由此产生的影响是，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又1978年时的近35%下降至1996年时的不足11%。（注七十九）政府因而发现，自己面临着日越增长的预算赤字。由于中央政府曾保证，作为其改革尝试的一部分，在发挥包括卫生保健和失业保险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功能方面承担责任，这一发展阶段尤其受到社会稳定问题的困扰。
国有企业也发现自己日益缺乏资金。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它们难以承受的税收负担。从1982年至1996年，国家通过税收拿走了国有企业净收入的86%。（注八十）这钟情况迫使国有企业增加它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然而，国有企业利润的下降意味着，国有银行在一再延长那些日渐没有能力偿还其债务的国有企业的信用期限。这将中国的银行系统推入了险境：
新华社曾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承认，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其全部贷款的26.6%。到去年（2001年）9月末，这些商业银行所拥有的不良贷款合计达1.8万亿元人民币（2170亿美元）情况可能比听起来更坏，因为与国际结算标准相比，中国实际上大大地少说了其不良贷款的数量。国有银行只是在一笔贷款已经两年没有支付利息时，才将其归入不良贷款之列相比之下，国际标准是，超过三个月未支付利息的贷款就被算作不良贷款。按照恩斯特·扬统计俱乐部（Eenst & Young）的说法，中国银行的贷款几乎有一半可能永远不会被偿还。（注八十一）
尽管意识到这一问题，当局由于害怕国有部门的破产将加剧正在酝酿中的财政危机并产生潜在更为危险的失业问题，不愿意下令停止贷款。这样，改革进程在国有（企业）部门中产生了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被传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国有银行系统。（注八十二）
党发现，私有化是对这种情况的最有吸引力的回应方式。首先，出售国有企业将带来极度需要的国家收入。此外，新近私有化的企业被期望在运行资金方面较少地依赖国家银行系统。“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重工业基地”的渖阳市，为了解由此而产生的私有化进程的规模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该市政与一家英国投资银行在香港的一个子公司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将126家国有企业和18个工业集团放入其投资组合，以出售给国内和外国的投资者。”（注八十三）
类似的动力也导致了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私有化。随着1990年代初改革进程的继续推进，乡镇企业失去了许多它们早先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正如塞缭尔·P ·S ·HO（Samuel P· S·HO）、保罗·鲍尔斯（Paul Bowele）和Xiaoyuan Dong所言；
作为1980年代中晚期乡镇企业扩张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受到了日渐增加的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行、并更仔细地审查贷款申请的压力。国有部门企业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减少了在企业自主权领域乡镇企业享有的超出国有企业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此外，乡镇企业所生产的许多产品的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而且宏观经济趋于萧条。在邓小平南巡给予经济的刺激之后，1993-1994年期间，乡镇企业主要利用银行贷款提供的资金，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现在他们进入了困难时期。（注八十四）
对乡镇企业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是，随着新的通过私人生产获利的机会的出现，许多经理开始将乡镇企业的资产或产品非法地转移到私营企业，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1990年代中期，在党作出对所有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表态之后，这种资产掠夺的速度加快了。确信，“他们的企业迟早会出售给自己经理们（认为），企业资产跌落得越多，在地方政府最后决定出售企业时，他们需要支付的价格就越低。”（注八十五）
面对利润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日渐下降，乡镇和村的官员从国家官员那里得到了暗示，并且从1996年开始快速廉价出售乡镇企业。乡镇和村的官员往往将他们控制下的乡镇企业卖给曾经管理过他们的个人，认为这是确保结束原先曾有助于鼓励私有化的资产掠夺的最有效的方式。（注八十六）
这些新发展的结果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前途严重依赖私有企业的表现，这一现实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如果不是欢迎的话。2002年，党对私管企业主开放了其党员资格，而且，2003年12月，它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修正，以向私人财产提供新的、更有力的法律根据，将其置于（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地位）。
私有化并非中央政府被其改革尝试的矛盾所强加的唯一战略。如渖阳的例子所显示，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努力。吸引外国投资很重要，这部分地是因为，没多少国内的投资者拥有足够的资金，买的起预定要私有化的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外国企业还被认为很可能有助于在整个经济中促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他们也被认为能够产生弥补中国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所需的出口。
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政府推行了许多政策，包括向其开放新的地域和行业。如政府所要求，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1986-199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近90%——仡今为止集中于沿海地区。（注八十七）最初的外资大半来自海外的中国人；但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份额。（注八十八）到这一阶段为止，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然而，似乎存在以投资者的国籍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如埃莉萨·布朗斯坦（Elissa Braunstein）和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所言：
一端是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中国居民中的投资者，他们主要投资于劳动密集、低工资的出口企业；（另一端是）来自日本的公司，他们投资于为日本市场进行的半成品和更高质量产品的生产；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则主要投资于他们希望其产品销往中国市场的企业。当然，美国公司也以在订立合同的基础上雇用低工资的企业为其生产出口商品着称。（注八十九）
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和这种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许多种不同方式来强调。例如，表2显示，从1990年代前半叶开始，以美元计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是，外国制造企业的分公司在中国制造业总销售额中所占的份额快速而稳定地增长，从1990年的2.3%，上升到1995年的14.3%和2000年的31.3%（表5）。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政府的鼓励下，外国投资者已经帮助将中国转变为一种出口带动型的经济。1990年期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


　
表五：外商企业制成品在中国制成品

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来源：UNCTAD、Worid lnvestment Report 2002；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2）
表六：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与总贸易额
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Chen Zhilong，“Two Decades of Utilizing FDL in China: States，Structureand lmpact，”China Report 38，no.4（2002）: Nationai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GDP）中的比率稳步攀升。从1990年的16%上升至2002年的超过26%（见表1）。而且，如表6所示，这些出口越来越多地为外资企业所生产；他们现在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制造业出口在出口总额总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48.6%，增加到1990年的55.7%和1996年的85.5%，（注九十）这一新的发展的结果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变得日益严重地依赖外国跨国公司的出口活动。
这种转变被1997—19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加剧。此次危机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停滞，并且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减速，而这种减速会带来关乎就业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后果。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努力安慰外国投资者，并为使其重新开始投资提供了新的激励。首先，这要求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付出持久的努力。中国获得了成功，于2001年12月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这一成就很可能导致国有部门的进一步瓦解，以及外资生产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导力量的地位的巩固。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所言：
中国经济存在一个双重产业结构。在拥有由外资企业所支配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部门的同时，它也有由国有企业所控制的相当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除此之外，还有享受较高程度的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农业部门。虽然国有企业拥有差不多一半的中国出口额，它们的销售目标总体而言首先是指向国内市场的。国有部门已经经历了数年的转变和调整，但是，改革进程还远未完成。因此，快速拆除贸易壁垒和取消补贴会将国有企业弃置于外国的竞争之中，这可能破坏其出口表现，并导致进口大潮的发生。（注九十一）
外国竞争加剧的可能后果是，国有部门出现大片破产或者私有化。而且，由于存在巨额的进口，中国政府也将被迫增加对出口依赖。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无疑将意味着外资企业支配地位的进一步加强。　　

结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一个被划作三个不同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阶段包含着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进行的对中央计划的消弱。第二阶段包括了对市场甚于计划的重现。第三阶段已经导致了对私营企业甚于国有企业的重视，以及日渐增加的对外国企业和市场甚于国内企业和市场的重现。这一改革进程凸显了市场改革的“湿滑的斜坡”。一旦开始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改革进程中的随后每一步就大半是被改革本身所产生的紧张和矛盾所驱动的。这一动力似乎证实了近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批评。（注九十二）
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分析也对那些进步人士提出了反驳，他们虽然低估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明确的参考意义，但是继续将其看作国家发展的一个典范。在这些进步人士看来，中国的成功与东亚“奇迹”国家的倒退的对比显示，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仍然比自由主义有效。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改革方案已经损害了国家进行计划和对经济活动加以指导的可行性，从而促使了对日渐严重地依赖外国资本和出口的发展模式的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的矛盾已经在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中暴露出来。（注九十三）
简言之，不管其目的何在，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经济转变进程，已经导致了一种与社会主义很少关联的经济。对左派而言，将其混为一谈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制造混乱，从而加强它的那些反对者的意识形态地位。



译注一
：由于未能查找到有关的中文文献，此处为意译。

译注二
：1976年4月4日为清明节。

译注三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作出的，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译注四
：此处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当系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非法西斯德国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译注五
准确的说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译注六
：这三个区域被称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会全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译注七
：此处译文参考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译注八
：准确的说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1992年10月18日），《求是》（北京）1992年第21期。

译注九
：此处译文参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求是》（北京）1993年第23期。

译注十
：原文意为“净固定资产平均额”，显然有误。据新华网2004年11月5日公布的资料，1998年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为14.7万亿元人民币。参见童平：《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初显
国企效益大幅增长》，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11/15/content—2221715.htm

译注十一
：确切的说法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求是》（北京）1999年第20期。

译注十二
：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　　

第三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 　　

林正慧　译　　

许多进步派同意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却争辩说，中国控制转轨过程得宜，使工业快速发展，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值得称道。然而，事实上，市场化、私有化和外国对中国经济越来越强的支配，造成紧张关系和矛盾不断深化，已危及经济稳定，也在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强加了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不稳定的经济动力　　

中国目前的不稳定，推源祸始，不仅可溯及资本主义积累所必有的紧张状态和矛盾，更要从改革过程的起点追究起。毛泽东当政时重视国防备战与各地区普遍的工业化，要求大部分地区都能有自足的工业网络，这造成全国工业设施的重复建设，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所塑造的这种经济结构为基础发动他的市场改革规划。邓小平采取放权让利的政策，鼓励企业与地方政府依照市场规则进行投资与生产，此举意在促进专业分工，从而提高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克服重复建设的「无效率」。这些措施得到新的金融政策的支持，这个政策鼓励银行「对企业发放有息贷款而不是无偿补贴……以激励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资金。」（注1）毕竟，「再也没有正式规定要求银行继续贷款给亏损的企业。」（注2）　　

结果，国营银行由于政治上的好处和腐败，或多或少被动地提供信贷给那些因想致富而汲汲于扩展现有产业的营运并（或者）引进新项目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投资与生产便这样「在一个『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进行」，在这个体制中，「企业（或地方）的需求，或者银行提供的投资资金的流向并不总是遵照严格的风险／报酬评估来决定。」（注3）原本假设银行有权「收紧亏损企业的银根、要求其改造」，在实际上却几乎没执行过，因此，破产并不「对企业经理形成严重威胁。」（注4）　　

这种动力并没有创造出更专业化和有效率的经济，而只是强化了中国「重复的工业结构，因为它允许每个中央和地方层级的生产部门不断扩大生产。」（注5）举例来说，「从1997年起，全国30个省分里有22个省想要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结果全国总计有122条全车组装线，然而，全部年产量只有150万部，其中80%的工厂生产不到1000辆，只有6个厂每年生产超过5万辆」（注6）　　

国有企业甚至被给予过度诱因来增加生产和「从事计划外的活动」。地方政府也得到中央补助的财政资源来促进「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注7）企业和政府单位竞相利用这些补贴和新获得的自由来追求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国有企业过度热衷于增加投资－如果项目成功，管理阶层和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失败了，也几乎一无所失。而地方政府由于有更多自主权来使用税收留成，因此也支持高经济增长，经常强迫国营银行贷款给企业。」（注8）　　

所有这些投资当然会加速经济成长。但是它也造成对商品和劳务的大量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这迫使政府在1981-83年必须减缓经济并终止经改的第一阶段。1984年改革的第二阶段重新启动，不过，再度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使得政府必须在1988-90年喊停。简言之，「信用的过度扩张」变成「一种持续的趋势……使得『停停走走』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特征」（注9）「在金融体系的机构越来越多样，事权越来越分散，中央控制软弱无力下」，各处「纷纷设立银行机构并强调扩充资金量」也是造成信用过度扩张的原因。（注10）　　

政府在1991年发动第三阶段的改革。一如以往，经济快速扩充，1992年GDP的增长高达14.2%，1993年是13.5%，1994年是12.6%。（参见表一）不过，这个增长过程的无计划性再次引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根据官方数字，消费物价上涨的纪录1993年是14.7%，1994年为24.1%，1995年为17.1%（参见表七）　　

随着通货膨胀往上攀升到新高点，政府寻求重新掌控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新方法。它制订新税法，减少资源流向地方政府，以利中央政府掌握更多资源。政府也采取步骤再把银行体系的事权归于统一管理。1994年，组建了三个由中央政府监管的政策性银行。最后，中央政府重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用区域分行来取代省级分行，以减少省级政府干预借贷行为。　　

然而，改革过程还不只带来通货膨胀。它同时也危及国有部门的稳定和生存。如第二章所述，国有企业发觉它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特别是在改革过程减少了它们的获利之下。这使得它们越来越依靠国营银行的贷款。国营银行不断贷款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账册里的呆帐就越积越多－这个问题由于银行不断提供新贷款给企业用来以新债抵旧债或弥平国有企业新的亏损而更形突出。结果，全体国有企业的负债占资产的比率从1980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440%。据保守估计，国营银行里呆帐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997-98东亚危机之前是24%，而在危机之后则至少占了29%。（注12）　　

表七：中国的通贷膨胀与失业率　　

年份                               年均消费物价指数（％）          城市地区失业率（％）　　

──────────────────────────────────　　

1985                                              21.5                                                  15.1　　

1986                                              23.0                                                  17.2　　

1987                                              26.0                                                  31.1　　

1988                                              20.8                                                  26.8　　

1989                                              20.8                                                  26.2　　

1990                                              20.3                                                  24.8　　

1991                                              18.6                                                  21.5　　

1992                                              17.6                                                  18.3　　

1993                                              16.5                                                  16.2　　

1994                                              15.1                                                  14.8　　

1995                                              13.9                                                  13.3　　

1996                                              9.1                                                    8.9　　

1997                                              7.6                                                    7.3　　

1998                                              6.5                                                    6.1　　

1999                                              5.4                                                    4.6　　

2000　　

2001　　

2002　　

──────────────────────────────────　　

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www.abd.org) and Asian Recovery 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2003 (http://aric.adb.org).　　

中央银行试图透过创设资产管理公司（AMCs）来解决这些贷款问题。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呆帐后折价转手卖出。然而，旧债权的市场极为疲软，资产管理公司对破产公司的债权往往只能实施债转股，然后将股票列入公司资产帐上。这样，勾销呆帐的程序其实只是把债权最终转移到支持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看来，政府至今对国有部门日益严重的生产和财政问题并未找到有效的因应之道。　　

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现在大抵上是依照资本主义逻辑在运行。这不仅反映在日益以私营、利润挂帅的公司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上，同时也反映在伴随而来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转变上，它们决定了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处境。譬如：国有部门的瓦解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从1995年至1999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大约10万家掉到6万家。这造成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注14）例如：1996年到2001年间，共有3600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同时期，集体企业也解雇了1700万工人。（注15）　　

虽然存在这些大规模的解雇，政府却宣称城市失业率在1995年至2000年仅仅从2.9%上升到3.1%。（参见表七）这些是严重低估的数字。首先，政府的失业统计严重低估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失业。（注16）第二，它不包括那些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这些工人不被算做失业，它们只是被归类为「下岗」，而且，还被列在企业里头。国有企业里被列为「下岗」的工人比例已显著增加。李静君指出：　　

在一份对17个省分的富余工人的调查发现，年下岗率不断稳定地攀升，1988年经理阶层首度被授权「优化」劳动力的使用，下岗率是0.7%，到1994年则为10%。1995年推广实施劳动合同时，下岗率高达23.8%，1996年更高达35.8%（注17）　　

总而言之，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因为只有「男性50岁以下和女性45岁以下的被解雇职工会被官方归类为失业者。其它还有几百万人既非『下岗』也不是被解雇，他们没有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停工。」（注18）　　

在香港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试图矫正官方统计的缺陷。据他们对实际的城市失业率的估计显示，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和实际的失业率存在着相当大而且不断扩大的差距。（参见表八）其它的分析也指出城市失业率其实是更高的。例如：「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估计，1996上半年，有7%-8%或1200万至1400万的城市劳工失业。」（注19）Rene Ofreneo提出大约13%的数字，而国劳工组织的估计则更高达17%-20%。（注20）　　

中国工人着实需要担心被解雇或失业。下岗工人理论上「仍然可领原工资的一部份，有公房可住」，但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些承诺并未实现。其余的失业者则「靠着每月不到10美元的福利金在过活」（注21）根据《印度时报》的报导，中国政府承认：　　

它正面临「严酷」失业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有可能恶化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失业情况极其严重，国营的《中国日报》引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的话说「可能会严重危及社会安定」……中国向来宣布的失业率之低都令人难以置信，而王东进这番反乎常情、直言不讳的谈话是在困顿的东北工业中心发生数周的工潮之后发表的。多年来有一些冲击全国的大示威，这场抗议也属其中之一，许多示威者是那些没效率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不少经济学家预料，在中国最近加入WTO之后，国有部门的处境会更为艰难。（注22）　　

表八：城市地区失业率：　　

官方比率VS.估计的实际比率　　

年份                                  官方比率（％）                       估计的实际比率（％）　　

─────────────────────────────1993    2.6   3.3-3.7　　

1994                                           2.8                                                 3.6-4.1　　

1995                                           2.9                                                 4.4-5.0　　

1996                                           3.0                                                 5.1-6.0　　

1997                                           3.1                                                 5.8-7.8　　

1998                                           3.1                                                 7.9-8.3　　

来源：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Overview Of Current Labor Mark Conditions In china,”January 2002, http://www.sepi.orq.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2003 (http://aric.adb.org).　　

改革过程也导致收入不均的恶化。中国家户收入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1994年的0.40，再到2000年的0.46，最后的数字已经超越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贫富不均的程度。大部分观察家猜测中国的吉尼系数现在已经超过0.50，收入不均的情况接近巴西和南非的水平。（注24）　　

当大部分的中国劳工挣扎于生存边缘时，一小撮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却在追求与美国上等收入者相似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南加州式的郊区高档房、开豪华轿车、吃美食、穿名牌服饰、披金戴玉。（注25）中国政府现在在劳动节表扬这些富裕的剥削者。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奖给「4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同时，「有17个生意人在当年毛泽东革命的老根据地陕西省被宣布为『劳动模范』。」（注26）　　

妇女尤其深受改革过程之苦。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里女工占了80%，虽然她们只占劳动力的40%。（注27）此外，妇女平均的失业期比男性还长，「75%的失业妇女下岗逾一年仍找不到工作，相较之下，有类似情况的男性则不到50%。」（注28）　　

愈来愈多受雇的女性劳动者充斥在清洁工和仆役、餐厅服务等低薪的服务工作行列。而企业里的高薪位置和管理阶层只保留给男性。即使同样的工作，对女性的薪资歧视也越来越普遍。两性的薪资差距在自由化的（外资）公司比在国有企业还大。（注29）对于那些在制造部门找到工作的妇女，工作极为辛劳危险而工资又微薄－尤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轻工业出口部门。（注30）不少妇女（估计在几万至几十万之间）被不断扩大的黑市拐卖去当女工（与新娘）－这个黑市由于农村的贫穷和对便宜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女婴堕胎率过高而助长起来，（在中国农村，男婴和女婴的出生比率是6:1。）（注31）　　

中国劳工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可能是中国经改过程破产最重要的指标。Tim Pringle在描写这些处境时指出：　　

在过去5年中，不管国内外，都有中国工人权益被侵犯的普遍报导。强迫加班、非法工时、积欠工资和糟透了的卫生与安全条件是普遍存在的。工作不断加速，因为竞争使得订单的期限和生产配额优先于安全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的考虑。在中国东北吉林省舒兰市的一位私营劳务中介说，「在中国不再有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注32）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出口制成品到美国最多的国家，不过，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是致命的呼吸性、循环性、神经性以及消化性疾病的牺牲者，就像那些工业时代初期的美国和欧洲劳工一样。」（注33）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报导在2002年，超过14万人因工作意外而死亡，比两年前的10万人还多。严重工伤的人数想必是更高，不过很难估计，因为大多数的这些意外「不在官方的统计里，原因可能是因为老板没有保险，或是工人不是合法雇用，或是官方必须隐瞒事实以显示它们有安全的控管。」（注34）　　

公社的解体和国有企业的转型同时意味着大部分的劳动人民失去他们的社会保障网，包括退休金、住房、医疗保险，甚至中小学教育。例如：国有企业不再提供退休福利，个别工人现在的保障是靠一个由工人自己、国家和雇主共同出资的全国体系来支应。1997年，只有78%的国有企业职工和95%的退休职工是受到这个全国体系保障。很不幸，因为财政危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确保必要的退休金。（注35）　　

国有企业不再提供住房给新进职工。现有的职工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在单位房继续住下去，他们必须以市场价格来付租金或是购买现在的住房（可以从政府单位得到信贷补助）。（注36）　　

国有企业也不再提供职工医疗保险，跟退休金一样，从前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现在由一个三方付费的全国体系来取代。然而，就像退休金一样，政府没有足够的岁收来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险。越来越多「因公生病或受伤」的工人必须在极少或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自求多褔。（注37）农村里，公社的解散导致公共医疗保健的瓦解「一度受到吹嘘的『赤脚医生』和免费农村诊所的体系在过去10年中瓦解，8亿巨大的中国农村人口也失去了医疗照护。」（注38）结果，「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看病、拿药、治疗都备感困难」。（注39）　　

全国来看，人口当中受公共医疗照护保障的比例从1978年的90%下降到1997年的4%。（注40）「在中国，今日的医疗照护几乎全靠个别病患的现金支付，对穷人并没有任何的公共医疗保险。」（注41）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中就医治疗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注42）和就业重整一样，医疗机会的不平等（包括与产妇相关的服务和对职业病和工伤的治疗）对工人阶级的妇女伤害尤大。（注43）　　

2003年的SARS危机最可以清楚说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褔利体系瓦解的程度有多么严重。（注44）然而，从中国政府和新兴的医疗服务产业自由市场对肺结核和HIV这两个国内日益恶化的流行病的反应，就足以看到SARS灾难的前兆。（注45）事实上，这两大流行病的背后原因都是公共医疗服务的瓦解和不断的贫穷化。最不幸的是由于农民工的卖血而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的艾滋病。一位英国《卫报》记者追溯中国改革过程和当前医疗危险的关连如下：　　

对大多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可能是中国革命里最突出的重大成就。不过即使在共产主义体制的高潮期，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尚未出现。医疗保健是由工作单位提供一个别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各个单位必须负责照顾职工和其眷属。这是一个几乎涵盖全国人民的安排，但是随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转型，原本的体系消亡了……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大部份工作单位的终结：国有企业关闭了、农业集体很久以前也解散了，农业私有化了。由于没有任何机制来取代，以前单位提供的服务便悄悄地流失了。公共医疗的责任落在地方当局，而这些地方不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是无心再去维持。即使在20年经改带来生活水平普遍上升的城市之中，医疗保健也成为许多人负担不起的私人责任……SARS的爆发提醒中国人，过去20多年的经济成长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甚么，他们发现荒废的公共医疗服务已经无法对抗一种流行病了，甚至无法有系统地通报流行病。（注46）　　

同样受到市场力量驱动的中国教育体系也有类似的发展「中国的学校不断私有化，他们向家长收取不合理的高昂学费。」（注47）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城市贵族私校快速发展起来，国外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注48）学费上涨和低收入「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孩无法上学」，特别是农村地区。（注49）由于中央政府「在10年前大幅停止资助小学教育之后……在中国的贫穷农村，教育已经逐渐变成奢侈品，只有经济许可，才可能去上学－而大多时候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可以去上学。」（注50）在一些农村，只有20%的女孩和40%的男孩上学。有些省分，只有不到半数的女孩能够上学－而许多人未能完成小学就辍学了。（注51）　　

毫不奇怪，社会保障网的破坏对男女的影响有别。妇女通常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因而妨碍了她们在中国已经逐渐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谋求合适的工作。就如李静君所说：　　

在改革时期，企业不再照管职工的生老病死，服务也商品化了，这意味再生产的责任改由私人负担，工人们要不是付费来取得幼儿托育、食堂午餐与医疗保健等服务，就得尽量依靠家中妇女的无偿劳动……因此，妇女较不容易找到兼职或是转换工作，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妇女学到的可在市场出售的技能没有男性多，而兼职或非国有部门的工作需要有可灵活运用的时间和在不同地区间流动，妇女承担较繁重的家事因而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注52）　　

不断扩大的错误路线　　

中国经改的负面社会结果不只令无数中国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也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强化了改革过程的破坏力，从而扩大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由于国营企业瓦解而失业的工人被迫大幅减少消费。即使找到新工作的人，也通常是在国内的私营企业或城市的集体企业里，工资微薄，支出很有限。此外，由于大多数工人现在需要自行负担健康医疗和养老，许多人只得增加储蓄，这又更加造成消费的不足。　　

农村经济也无法免于这些趋势。如《经济学人》所言，「占全国人口65%的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过去4年（1998-2001）是停滞的。」（注53）政府构想的一个方案是让农民离农转业。不过，农村企业已经面临衰退并减少雇工。况且，城市地区也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来控制城市失业，更遑论吸收额外从农村地区流出的剩余劳动力。结果，大多数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的购买力便停滞不前。（注54）　　

大量工人阶级的需求相对停滞，加上之前投资于厂房设备而过度扩张的工业基础，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生产耐久性消费品的企业。例如：在1995年，产能利用率在汽车工业只有44.3%，彩电工业是46.1%，自行车业是54.54%，而冰箱制造工业则是50.4%。（注55）　　

如欧曼〈Bertell Ollman〉所指出，这些生产过剩的问题是个清楚的征候，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受制于具有剥削和无政府特性的资本积累的动力。（注56）「中国恶名昭彰的低工资（只有相当少数的工人每月可挣得60美元以上），使得国内消费远远落后于中国工厂和作坊不断快速增加的产出，即使有可观的国外市场的增长，也不足以弥补这个缺口。」（注57）刘宇凡也得出同样明智的结论：「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一根棍子的两端，这根棍子就是资本主义。」（注58）　　

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是中国陷入生产过剩的另一个症状。1994年消费价格以超过24%的年增率上升。1996年则只有8.3%的增长率。（参见表七）从1998年的第二季开始，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2个月滑落到零以下。在国内的不平衡产生物价下降趋势之际，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衰退，无疑更加强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出口方面，增长率从1997年的21%下降到1998年只有0.5%。（参见表一）2000年和2001年物价稍微上涨，不过，2002年又再次下降。（参见表七）　　

中国政府担心持续的通货紧缩会引起国营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大规模崩溃，因而采取了一些刺激需求的纾困措施。政府从1996年5月开始降低利率来刺激借贷和支出，可是成效不彰，因此投下更猛的药方。1998年，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注59）1999年和2000年赤字支出仍高居不下。政府也开始逐渐将支出从基础设施转向社会福利（尤其是在国营企业下岗工人的医疗和退休金方面）和研究发展项目。最后，政府大幅放松对银行扩充信用的管制。　　

这些纾困措施虽然让年实际增长率得以维持或超过7%（据官方的估计）（参见表一），但对克服经济震荡的病因并无多大帮助。不仅2002年再度发生通货紧缩，超额的支出使政府不断加剧的债务问题更为严重。政府宣称公共债务仍未失控。「1999年，中国财政赤字和未偿债务与GDP的比例分别为1.7%以及几近10%，远低于3%和60%的安全水平。」（注60）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那样乐观，首先，政府对赤字的定义是很有问题的，例如：在1994年以前，政府将公债的发行列为预算收入，因此，大大低估了赤字规模。此外，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将利息支出列为预算支出。光是后面这项调整就将2000年的预算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提高到2.9%。（注61）「更重要的是，如果将银行贷款呆帐包括进来的话，全部的债务已经远超过GDP的45%。」（注62）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公共部门的收入与GDP之比只有13%，上述的债务／GDP比例就显得更为严重，相较之下，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改革前的中国）公共部门的收入与GDP之比是30%甚至更高的比例。3%的赤字对中国来讲，比其它国家更难偿付，因为GDP的增长为中国政府带来的收入远少于其它国家。「衡量偿付能力的一种方式是财政支出依赖举债的比例，也就是，以同年度的支出来除以债务发行的总额。自1994年起，中央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超过50%，1998年超过70%。这也许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了。」（注63）因此，中国政府还能继续扩大多少赤字支出而不出问题，有其实际的限制。　　

此外，越来越多的职工遭到解雇，而先前由个别国营企业负担和安排的退休金和福利措施改由国家的养老基金负责，对中央预算的需求也就快速增加起来。因此，中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多不易克服的结构问题。譬如：如果政府减少支出或者严控货币发行、紧缩银根，国营企业－甚至一大批非国营企业－很容易经营不下去，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同时进一步加重政府预算的债务（其中包括国营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账面呆帐）。　　

此外，因为政府支出并未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货币和实际资本都找不到可用来获利、生产的机会而过度积累起来），长期下来便引发了房地产的全国投机热潮。于是，一方面是价格过高的豪华、高级住房与商业大楼大量闲置，一方面是过剩的工业产能，两者并存。从2003年9月起，「大约有17%的银行新贷款是与房地产有关，额度之高，空前未有。」（注64）值得注意的是，8年前结束的上一轮房地产投机泡沫，其广度与热度都远不及这次，但已给银行添了巨额的呆帐，所以如果房地产泡沫再度破灭的规模够大的话，严重影响的不仅是银行，「连水泥业、钢铁业、建筑业这类相关产业也都不能幸免」－更别提「中产阶级因房价跌落而滋生不满情绪这个可怖的情景了。」（注65）　　

在比较常用的对策效用递减下，改革的进程迫使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依靠外销及外国直接投资来繁荣经济，也就不足为奇了。外国经济活动日形重要的证据不难发现：1997年，出口额急遽增加了21%，几乎占了中国实际GDP增长的1/3，38%的出口年增率几乎占了2000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长的4/5。（注66）根据摩根史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的分析，虽然外销出口在中国2002年的经济中只占26%，当年经济增长的74%却靠出口取得，其余26%的增长来自国内需求，其中大部分可归因于国家的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注67）　　

中国越来越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个事实有助于说明中国政府何以坚决力求加入WTO。不过，中国加入WTO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进入WTO大门，中国被迫与美国签订一项「正常贸易关系」（NTR）协议，如Eva Chen所指出，NTR协定：　　

实际上涵盖了所有部门。一个关键条款是，3年内国家必须终止垄断大部分商品的进口、流通与出口（这些商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乃至于电子通讯、批发、维修这类敏感的领域），……此外，所有对进口总量的管制也必须在5年内逐步取消（对美国要求优先开放的产品，比如光纤电缆则只有两年其限）……在所有的主要服务业部门，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也大幅度放宽（有些容许完全的外国控制）……尤其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帝国主义的资本长期以来即极力争取在迄今仍属敏感脆弱的领域取得营业权（如：与中国公司、团体进行人民币兑汇交易，销售医疗、养老、保险等产品）也大部分得逞了。（注68）　　

NTR自由市场的条款不只涉及外国投资和贸易，还深入到国内的经济结构「中国承诺除了一些与石油相关的特定产品之外，……每个部门的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都由市场的力量决定。」（注69）协议要求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的公司必须按照商业原则交易，政府不得影响国有企业的商业决定。（注70）中国的WTO入会承诺「不仅意味彻底且无法逆转地摧毁计划经济的遗绪，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同时等于将实质的经济主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注71）　　

WTO协议只会使得前面强调的负面社会趋势和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此，欧福瑞尼欧〈Ofreneo〉评论说「农村贫民和流民的人数可能会增长」：　　

为了遵守WTO的规定，中国必须减少目前对粮食农业的一切补贴，也要逐步开放谷物进口。美国以及其它外国粮商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把小麦、玉米和其它农作物倾销到中国以取得更高的价格。农业显然是美国希望用WTO规则与中国贸易的一个领域（另一个主要领域是高科技产品）。（注72）　　

国营企业里的工人也难逃厄运。如一位香港工会领袖所言：　　

吸引外国人投资或买断国营企业是最终目标。根据进入WTO的谈判协议，中国政府在未来的3至5年会取消外资在主要部门的所有权限制。这表示管理主要国营企业的官员准备要与外国投资者（甚至接收者）合伙……力求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要大刀阔斧地裁员并削减劳动成本。削减劳动成本的方法包括卸除对离职员工财务上的所有义务。为了削减劳动成本，加上国有企业经理贪污腐败者众，就使许多国有企业违反原先同意给减员下岗职工的协议条件，拒不支付工资、退休金与补偿费。（注73）　　

重要的是，连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也预测中国经济的开放会提高失业率。UNCTAD预计，激增的进口品会直接与国有企业产品竞争，危及许多还在国有企业干活的工人的工作，同时，「想快速把劳动力调配到更具竞争力的出口导向捖狺O密集制造业，可能行不通，也不值得鼓励。因为这会导致这些产品在市场泛滥，促使中国的贸易伙伴透过各种机制采取应变的保护措施：比如过渡期特定产品的保护条款，这条款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同意的条件之一。虽然一些国内政策工具可以用来保卫工作机会，好让改革得以更舒缓地进行，但是可以预料，在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部门，调整所带来的问题在短、中期内还是会爆发出来。」（注74）　　

UNCTAD进一步评估结构调整的规模如下：　　

取消补贴、降低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取消优惠待遇等，无疑会对（国营企业）造成巨大压力，促使其改进效率和竞争力，这可能会要求相当的结构调整和缩减劳力……有待结构调整的规模颇为巨大。据估计，大约3500万或17%的城市工人是多余的。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进入WTO可能使2001到2006年期间的失业人口上升到2500万。（注75）　　

近年来既有的外资企业愈来愈走向资本密集，而新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是收购现存的企业或加强与现存企业竞争，甚至可能降低就业人数，这都令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刘宇凡指出：　　

现在，愈来愈多的FDI在兼并国有企业，因而是在摧毁而非创造工作机会。即使流入的外资盖了新厂，通常也是为了夺取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市场。这表示在外资公司内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同时，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失了。（注75）　　

出口导向的FDI或许不产生这种取代工作机会的效果，但是，中国光靠增强较传统的劳力密集出口产业并不足以提供它所需要的就业机会的增长。表9显示了：到1995年，虽然制造业生产和外销都在持续迅速成长，但制造业的雇用人数在绝对值和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两方面都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只有服务业和（主要依赖政府支出和房地产泡沫的）建筑业能够容纳愈来愈大量地离开农业和其它农村工作的工人。而农村地区还存在着3亿多主要靠打零工维生的工人。　　

中国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因出口集中在美国市场而备受威胁。美国采取行动以降低中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看来是势在必行。例如，美国政府正在强力施压要求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并加速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以降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巨额顺差。此外，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可能不顾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所提出的立场而无限制上升。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却愈来愈趋于不平衡并易受危机的威胁。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目前为止我们讨论改革过程所产生的紧张不安与矛盾，还只把焦点狭隘地局限于经济领域，这个改革过程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是成功的，但只要改革的成功是既依靠又加强压迫、剥削劳工而来，那么劳工阶级日益高涨的反抗便是意料中事。这可说是中国转轨所产生的最强有力的矛盾。　　

反抗　　

（略）　　

结论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既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却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创造一个全国协调一致、敏于应变的政治经济体所必要的框架和制订管理规则的能力，也被改革大大破坏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人民因为中国转向资本主义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已经开始展现他们保卫权益的决心和能力。政府至今还控制得住工人的抗议，却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中国经济的持续资本主义化很可能使许多中国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加恶化。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反对国家政策的行动，而且可能会以更有组织的方式出现，这将给中国出口导向、依赖外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注102）　　

进步派对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与未来的积极行动方针，要采取什么态度，仍有待他们决定。不过，只要他们继续称颂中国是「社会主义」或者进步发展的成功故事，他们会发觉自己对中国的政治较量和工人－小区的斗争所采取的是越来越反动的立场。中国的经验已经明白显示，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需要强调用阶级观点批判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回归以联合生产者的力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远景。　　

注释　　

注        1:Paul Bowles and Gordon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no. 4 (December 1989): 485　　

注        2:ibid., 487　　

注        3:Oktay Yenal, “Chinese Reforms, Infl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World Development 18, no.5(May 1990):709　　

注        4:Bowles and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488　　

注        5:W.K.Lau, “The 15^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ilestone in China’s Privatization,” Capital & Class, no. 68(Summer 1999):54　　

注        6:Ibid.,78.　　

注        7: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1997-2000, “China Report 38, no.2(2002):265　　

注        8:Ibid.,265　　

注        9:Bowles and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488　　

注     10:Ibid., 485, 488.　　

注     11:John P.Bonin and Yiping Huang, “Dealing with the Bad Loans of The Chinese Bank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2, no. 2(Summer 2001): 198.　　

注     12:Ibid., 199-200.　　

注     13:Keirh Bradsher, “Another Asian Nation Battling a Crisis In Its Banking Syste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2, David Lague. “A Government Move to Clean Up Loans Backfi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4, 2002.　　

注     14:Christopher Lingle, “China’s Economic Data Still Erratic.” Taipei Timer. March 10,2002　　

注     15:Andong Zhu, “Growth, Equity and Stat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thinking Marxism Conference, “Marxism and the World Stage,” Amherst, Massachusetts, November 6-8, 2003, 35　　

注     16:IHLO(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aison Office), “Official Jobless Rate in China,” Monthly News Bulletin, November 18, 2002, hcrp://www.ihlo.org/item/itemlu.htm.　　

注     17:Ching Kwan Lee,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no. 157 (March 1999): 55-56.　　

注     18:Raymond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 8 (Summer 2001):233.　　

注     19:Eva 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Links, no. 11(January-April 1999), 62-63.　　

注     20:Rene Ofreneo, “Changing Labo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Asia: Challenges for Trade Unions,” Asian Labor Update, no. 45 (October-December 2002); Richard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hina’s Environment,” New Left Review, no. 222 (March-April 1997): 6　　

注     21:R.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6.　　

注     22:China Admits Grim Unemployment Situation,” Times of India, April 29,2002　　

注     23:Gene H. Chang, “The Cause and Cure of China’s Widening Income Dispar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no. 4(2002) : 337.　　

注     24:Liu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Links, no. 21 (May-August 2002):55.　　

注     25:Keith Bradsher, “China’s Car Culture Hits Some Pothol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2004; Craig S. Smith,” For China’s Wealthy, All But Fruited Plain,” New York Times, May 15.2002;Elisabeth Rosenthal,” North of Beijing, California Dreams Come Tru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2003.　　

注     26:Craig S. Smith, “China: Hero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May 2,2002.　　

注     27:Malcolm Warner. “In the Red: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Crossroad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5, no.2 (Winter 1998):224; Vanessa 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Dollars and Sense (March-April 2000):12　　

注     28: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12.　　

注     29:Margaret Maurer-Fazio and James Hughes, “The Effect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no. 4(December 2002).　　

注     30:Joseph Kahn, “Ruse in Toyland: Chinese Workers’ Hidden Wo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2003;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7-9; Philip P. Pan, “Poisoned Bach into Povert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2002　　

注     31:Elisabeth Rosenthal, “Harsh Chinese Reality Feeds a Black Market in Women,” New York Times, June 25,2001; Erik Eckholm, “Desire for Sons Drives Use of Prenatal Sca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e 21,2002.　　

注     32:Tim Pringle, “The Path of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Workers.” Asia Labor Update, no.41(October-December 2001).　　

注     33:Joseph Kahn, “Making Trinkets in China, and a Deadly Dust,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03.　　

注     34:Joseph Kahn, “China’s Workers Risk Limbs in Export Drive,” New York Times, April 7,2003.　　

注     35: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234.　　

注     36: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10-11.　　

注     37:Pan, “Poisoned Back into Poverty.”　　

注     38:Elisabeth Rosenthal, “Without ‘Barefoot Doctors,’ China’s Rural Families Suff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4,2001,Al.　　

注     39: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61.　　

注     40:Ibid 61　　

注     41:Elisabeth Rosenthal, “Blinded by Poverty: The Dark Sid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0.　　

注     42:Ibid.　　

注     43: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13-14; Pan. “Poisoned Back into Poverty.”　　

注     44:David Murphy, “The SARS Outbreak: A Shot in the Ar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5,2003.　　

注     45:Jiang Xueqin, “Consuming Probl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1,2000; Elisabeth Rosenthal, “Deadly Shadow Darkens Remote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Times, May 28,2001.　　

注     46:Isabel Hilt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Destroyed China’s Health Service-Now It Must Rely on Police, Not Doctors, to Fight Sars,” Guardian, May 22,2003.　　

注     47: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39.　　

注     48:Ben Dolven and Trish Saywell. “Private Lesson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8,2004.　　

注     49:Elisabeth Rosenthal, “School a Rare Luxury for Rural Chinese Girl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999　　

注     50:Ibid.　　

注     51:Ibid.　　

注     52:Lee,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54.　　

注     53:“A Dragon Out of Puff,” The Economist, June 13.2002.　　

注     54:Kathy Wilhelm, “The Great Divi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30,2000.　　

注     55: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67　　

注     56:Bertell Oilman, “The Question Is Not ‘When Will Capitalism Die?’ but ‘When Didlt Die, and What Should Our Reaction Be?’,”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12, no.4 (October 1999), 474-475.　　

注     57:Ibid.,475.　　

注     58: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5.　　

注     59: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69.　　

注     60:Ibid., 271.　　

注     61:Ibid.　　

注     62:Bonin and Huang, “Dealing with the Bad Loans of the Chinese Banks, 201.　　

注     63:Cheng Yuk-shine,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72.　　

注     64:Ben Dolven, “The Danger of Blowing Bubbl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5,2003.33.　　

注     65:Ibid.　　

注     66: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Warns Exporters to Shape Up,” March 18, 1999; Kathy Wilhelm,” China, Starting to Sizz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4,2000.　　

注     67:Stephen Roach, “China’s Economy-It’s the Real Th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6,2003.　　

注    68:Eva Cheng, “China: Sino-U.S. Trade Deal Will Cement Capitalist Restoration,” Green Left Weekly, no. 406. May 24,2000.　　

注     69: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6.　　

注     70:Ibid., 57.　　

注     71:Ibid.　　

注     72:Ofreneo, Changing Labo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Asia.”　　

注     73:Elizabeth Tang, “China and the WTO: A Trade Union View of Social Impacts & Workers Responses ’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ay 2002, http://www.ihlo.org/item3/item3h.htm.　　

注     74: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orld Trad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143.　　

注     75:Ibid., 149.　　

注     76: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8.　　

注     77: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1998), 187.　　

注     78:Ibid., 187-88.　　

注     79:Trini Leung, “The Third Wave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Post-Mao Era,” China Labor Bulletin, June 2,2002.　　

注     80:Trini Leung Wing-yue, Smashing the Iron Rice Pot: Workers and Unions in China’s Market Socialism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1988); Anita Chan, “Labor’s Long March: China’s Workers Rebel Against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se Times, February 6, 1995.　　

注     81:R. Smith,“Creative Destruction,” 9.　　

注     82:Eric Eckholm, “Chinese Democracy Campaigners Push for Free Labor Uni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97.　　

注     83:Associated Press, “China’s New Threat: Army of Unemployment Creating Wave of Protests Across Nation,” Tribune-Star, Terre Haute. December 26, 1997.　　

注     84:Henry 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4, 1999. 　　

注     85:Tim Pringle, “Industrial Unrest in China-Labor Movement in the Making?,”  China Labor Bulletin, January 31,2002.　　

注     86:Ibid.　　

注     87: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88:Tang, “China and the WTO.”　　

注     89: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90:Ibid.　　

注     91: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注     92:Craig S. Smith, “China’s Farmers Rebel Against Bureau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2000,1.　　

注     93:Ibid.　　

注     94:”Troubled Sleep in Sichuan,” The Economist, July 26. 1997,35.　　

注     95:Ibid.　　

注     96:Associated Press, “China’s New Threat.”　　

注     97: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98:Sophie Beach, “Tiananmen Plus Ten,” The Nation.  June M, 1999, 7.　　

注     99:Erik Eckholm. “China: Crow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99.　　

注  100: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注  101:Erik Eckholm, “Chinese Officials Order Cities To Bolster Riot Police Forc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1.　　

注  102:Dong Xulin （董叙霖）0, “Looming Social Crises: China at a Cross Roa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New York, March 16, 2003.　　

第四章　　

中国转轨的国际矛盾　　

杜继平　林正慧　译　　

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及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力量。不但在1985-1995这10年间的多数年份，中国维持着两位数的实质GDP增长，而且在1997-1998东亚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也都维持每年7%的快速增长。摩根史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中国现在的增长率十分强劲，占了2002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长的17.5%，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注1）到了2002年，中国占了亚洲GDP的17%和出口的20%（注2）有些购买力评估甚至指称中国占了亚洲GDP的一半。（注3）　　

表十：外国直接投资在中与其它东亚国家的净值　　

（单位：10亿美元）　　

国家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　　

 中国                    45.28         45.46         40.29         40.80         46.77         52.77　　

 香港                    - -             -2.22          5.21         2.57         12.43         -3.98　　

 台湾                    -3.00          -3.61          -1.49          -1.77          -1.37          -3.44　　

新加坡                  4.45           7.14           7.83           6.40           1.32           1.97　　

 南韩                    -1.61          0.67         5.14         4.28         1.11         -.070　　

 印度尼西亚        4.68         -0.36          -2.75          -4.55          -5.88          -7.07　　

泰国                      3.30           7.36           5.74           3.37           3.65           0.86　　

马来西亚              5.56           2.19           2.32           1.76           0.29           1.30　　

菲律宾                  1.11           1.59           1.92           1.45           1.14           1.03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Key Indicators 2003(www.adb.org) and Asian Recovery 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http://aric.adb.org).  The PRCdata are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ose provided i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许多进步派学者和运动人士，惑于中国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而宣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宣传中国是个发展的典范，其增长战略可以而且应该让其它国家效仿。在我们对中国国内经济动力的分析中，已经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误解。本章我们要证明：支持「中国为典范」也表现了对作为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逻辑的误解，以加强我们的论点。　　

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脱离更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尤其是不平衡发展和生产过剩，就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快速经济转轨的性质和结果。我们对这些动力的分析将强调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是由于其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而且也反过头来加深了这些矛盾。换句话说，中国的增长既表明资本主义限制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限制作用。因此，中国的增长战略不是提供了值得我们支持的发展典范，而只是强化了整个区域的竞争压力，从而伤害了工人群众及其小区。　　

中国转轨的区域矛盾　　

如前所述，中国在区域经济中越来越具主导作用，很大程度是由于能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如表10所显示，1997至2002年间，FDI流入中国的净值远超过邻近国家。实际上，在1997-1998的危机之后，除了中国和香港，以及危机之后短暂地出现在泰国和南韩的「掠夺式投资」，FDI在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净值不是停滞就是减少。由于这些FDI的趋势，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除日本之外的主要出口中心。　　

（表11）显示在2001年中国是印度尼西亚（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以外，唯一没有因为外部核心市场（尤其是美国）的萧条，而减少输出的国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东亚经济的总体出口在1995年之后比以前大大减缓了，以前的趋势是每5年出口就增长两倍。简而言之，中国在东亚区域日渐停滞的总出口额中占有越来越高的份额。　　

中国不但越来越主导东亚区域的出口，也快速改变自己出口品的性质。例如：1985年，49%的出口是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到了2000年，这些产品的比重下降到大约12%，而非资源基础的制成品则占了大约88%。高科技出品的比重在同时期从3%跃升到22%。　　

表11：总出口值（单位：10亿美元，括号内为每一出口国在总出口值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协会」2003年所做的研究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已经快速成长为电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根据这个研究，中国在2003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国，在12项主要输出项目中就领先了8项。这些包括了手机、彩电、笔记型计算机、桌上型个人计算机、PDA、DVD放映机、DVD光驱以及汽车音响。这显示了中国的稳定爬升。在2000年，中国还只有两项占第一位，2002年也只有5项。「在中国未占支配地位的四个项目里面，分别由日本在数字相机、汽车导航、印度尼西亚在录像机、新加坡在硬盘机上领先，但是，由于中国在录像机和硬盘机方面的生产快速成长，很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赶上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注5）　　

中国出口品的转型当然是受到外国公司的推动，如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　　

超过10年以上，中国出口增长的活力来自西方跨国公司规划的外包策略，远过于来自本国公司的快速增长。从1994年到2003年中期，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增长3倍到3,650亿美元。结果，外资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合资的企业－占了中国当期出口增长的65%（注6）　　

外国公司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品的支配作用是很显著的。在1996年，外国公司的相关企业占了这些出口的59%，1998年占了74%，到了2000年则占了81%。（注7）　　

因为中国出口品的转型，东亚区域其它经济体的出口导向策略能否继续下去，现在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例如：根据菲律宾经济学家欧福瑞尼欧〈ReneOfreneo〉的说法：　　

现在，随着中国在工业结构的深度和质量上都逐渐有所发展，连新加坡等较为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现在也感受到完全苏醒的中国巨龙的竞争压力。除了婴儿成衣之类的低价劳力密集产品之外，中国目前生产越来越多低价的中等科技产品，例如电话机、洗衣机、复印机之类的家电产品，以及计算机外设、键盘、磁盘驱动器和桌上个人计算机之类的电子产品。因此，对绝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而言，中国已经是竞争者。（注8）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中国已经是一个劳力密集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国。而且，由于中国加入了WTO，2005年WTO的纺织品与成衣协议终止之后，一般预料中国将在自由化的纺织品与成衣全球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因此，中国给目前生产纺织品和其它劳力密集制成品的东南亚国家提出了重大的难题。此外，中国在附加价值链上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它的机械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过去5年中中国在亚洲电子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有率增长了两倍多，到2002年已达到30%。相对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占有率则巨幅下降。非正式的记录也显示高科技部门的生产设备已经从新兴东亚国家和日本转移到中国。（注9）　　

对中国占居区域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的解释是认为，中国已经变成竞相出口进军美国市场的东亚国家中最具吸引力的平台。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与美国贸易基本上是顺差，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则是逆差。这显示了在东亚的FDI投资者利用中国做为出口到西方市场的平台，他们的母国则提供这种营运方式所需要的投入品。」（注10）　　

表12突显出这样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在东亚地区对美出口总额中占有愈来愈多的份额。在这儿又再度表明，整个趋势的发展是，东亚区域的出口总额增长更加缓慢而中国在其中却占有愈来愈多的份额。表13显示了：中国的出口品愈来愈多流向美国市场之际，其它的东亚主要出口国家大部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却有点下降了。表14则对同一趋势提供了更广大的视角。总的来说，中国出口到亚洲的份额日少而出口到亚洲之外的核心国家市场则日增，东亚其它国家的趋势正好相反。　　

表12：输往美国的总出口值（单位：１０亿美元，括号内为每一出口国占总出口额比例）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表13：输往美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支持中国模式的进步派往往回避了中国的增长是否威胁到东亚区域其它国家经济的健全发展的问题，而新自由派分析家大致说来却直率得多。大多数新自由派认为即使有上述所强调的FDI和出口的趋势，中国的兴起实际上是东亚区域其它国家的一个良机而不是威胁。他们宣称，毕竟这也不是东亚区域第一次经历重大的生产关系重组，前几次的生产关系重组预示了如今被广为传诵的日本、四小虎（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增长奇迹，以及晚近所谓东盟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出口导向增长奇迹。　　

实际上，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绝对规模以及中国的出口品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与机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增长成为愈来愈强劲的区域经济火车头。要使这样的可能性成真，只需东亚国家调整它们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响应新的良机。这意味着取消不利于货币、商品和生产性资本在东亚各国间自由移动的所有障碍（同样也要放松每个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的管制），这样跨国资本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率」（即利润极大化）的区域分工。只有当区域中的其它国家做不到这点时，中国才构成威胁而非良机。　　

顺着这个逻辑，雷让〈Ramkishen Rajan〉驳斥「日益忧心东南亚会在同中国激烈竞争FDI中『落败』的恐惧」，以及「许多区域观察家和决策者发出的出口悲观论」，说那仅仅是犯了逻辑上的「合成的谬误」（fallacies of composition）（译按：指误以为对个别、局部的情况是对的、合理的，那么对由个别合成的总体情况也是对的、合理的）：　　

表14：不同地区的市场在东亚国家出口额中的份额（按百分比例计）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0, Key Indicators 2001,Key Indicators 2002,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运输、协调、通讯和信息科技的进步，全球化提供了大好良机，可以把前此一体生产的商品与服务分割为其〔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依据比较利益原则将这些组成部分分散到各个国家。这种「分担生产」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开放，即扩展国际专业化和国际贸易机会，必定会使得所有参与者获利……从分担生产的观点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优越的成本效益应该会嘉惠所有组成生产网络的国家。（注11）　　

同样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者罗蓝－贺尔斯特〈DavidRoland-Hoist〉在主张「中国的兴起对东亚决策者既是良机也是威胁」时，也预测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使它成为东亚的重要进口国」，也是可畏的出口竞争者。（注12）对「东亚经济体的各个国家而言」，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的日益重要要求「它们适应更开放的多边合作，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降低贸易障碍。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不被排挤出目前既有的出口市场，并充分取得新的出口机会……这些机会主要来自中国，一方面直接来自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间接地则因为它从世界其它地方吸收中间产品来满足出口的需求。」（注13）　　

中国兴起和区域经济整合两者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促成协调一致的发展，这让新自由主义颇为乐观，十分看好2010年中国融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东盟在2002年11月的会议中已达成原则的协议。根据泰国经济学者Suthiphand Chirathivat的说法，由此产生的东盟－中国字由贸易区（ACFTA），将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贸易并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两个地区的实际收入，因为资源流入那些可以更有效率、更有生产效果地使用资源的部门」（注14）。另一位东盟秘书处聘请的泰国经济学者则以「著名的集体发展模式－雁行理论」来论证ACFTA将带来「良好的商业收益以支持收入增长、结构转型与现代化、降低穷以及全区域规模的社会进步」：　　

这个模式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或促进：第一，各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以及与此相关连的行政法规程序的简化与标准化；第二，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与相关企业之间，部门、产业、与企业的相互转化、分散、与升级；第三，合作建立并深化各种跨国界的连结与企业间的伙伴关系；第四，在区域内外的商业交涉和各种协商谈判中，形成共同的立场。（注15）　　

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双赢」情景太过美妙了，原因在于下述几点。最一般地来说，它们回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级层面，也无视由跨国资本相互竞争所决定的全球分工必然产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发展。结果，新自由主义观点忽略了，以前发生在东亚的增长奇迹和经济重整（从1950年代的日本开始）就充满着不稳定和危机，从区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来看，也不是纯粹整体得利的发展。而且，即使在「奇迹」国家之内，这种发展也使劳动人民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注16）　　

更具体来说，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局与持续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的关连根本没有被探讨质疑。归根究底，这种依赖正是中国之所以对它们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要求这些国家调整配合中在国际资本主义生产链的新角色，意味着东亚区域经济将更加依赖于FDI和出口导向。鉴于1997-1998年的区域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出口品生产过剩和FDI不再流入（以及随之而来金融投机循环）。所以，更加依赖出口和FDI只会使得区域经济更加失衡。（注17）　　

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不够重视东亚区域日益依赖外部市场所造成的各种危险，这些危险因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及与日俱增的经济失衡，以及欧洲的持续停滞，更明显可见。同样成问题的是，新自由主义编造的剧情将东亚的增长希望同以中国为基地的对美出口体系的健全和稳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金融失衡、通货紧缩以及不断升高的社会成本和反抗，却越来越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健全和稳定。（注18）　　

再者，新自由主义安排的「双赢」剧情简单地假设东亚地区的国家都有能力依照跨国资本的指令来改造它们的产业，或者（这其实是同一回事）把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指令的国家归类到发展「失败」的名单中，以拿来和不断更动（而且看来也越来越短命）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名单对比。新自由主义的剧本也忽视了：在中国的竞争之下试图把FDI争取回来，必然意味着政府会再力求强化对工人和环境的剥削。或许，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将此当做「别无选择」的宿命吧。　　

各国经验　　

下文我们考察中国的新作用对一些东亚主要经济体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考察揭示了中国在外资驱动下跃升为出口大国只会加深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关系的紧张对立与矛盾，而有害于各国工人。中国之所以不该被视为值得我们支持的发展典范，于此又得一强而有力的证据。换言之，如果不虑及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区域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不利影响，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崛起的涵义。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是各国相互联系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称颂中国，视其发展战略为典范，就是无视于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　　

东南亚　　

中国的崛起可能对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威胁最大。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连带促进了从整个东亚地区（包括这四国）进口商品。但可以预料的是，这对推动这些国家再度获得经济增长终究没有多大帮助。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它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仅集中在大多无助于广泛工业化规划的少数产品系列：第二，由于中国本身的出口生产在现存的出口市场排挤了它们的产品，它们出口到中国的获利远不足以抵偿损失。（注19）结果，他们被迫要调整经济结构，可能使其工业更狭隘地集中在少数产业，各产业部门之间更加脱节，无法形成完整一贯的经济体系，也对它们国家的工人造成深重的损害。　　

大多数的分析家都同意，中国出口品种类的变换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未来的出口竞争力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根据「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ia Siow Yue的研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品有83%是同类的，与新加坡则有38%相同〈注20〉世界银行的看法与此大体一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泰国这类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品即使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STTC）的五位数类别上也有很大的相互关联，而且相关程度有增无已」（注21）对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出口品的这种威胁「已由一项研究证实，这项研究针对一些样本国家逐一分析其每个出口市场与每项产品，我们根据产品对出口国家的重要性与它们和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程度，找出在美国、日本市场中『处境危险的出口品』。最危险的出口品类别是那些中国进口品的市场占有率高（最少5%）以及单位价值与中国进口品相近的产品。结果显示，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出口到美国、日本的产品有15-25%因中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而处境危殆。」（注22）　　

制衣与纺织业的处境特别危险。一般预料一旦美国与西欧解除对中国纺织品与成衣的出口配额限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全都会失去它们的市场份额。据估计，中国成为WTO的一员后，其成衣出口可在十年内增长330%，届时中国的成衣占全世界总额的比例会超过44%。（注23）　　

中国的增长正在带动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但这不易补偿它们在出口市场上的损失。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对中国的出口高度集中在原油、橡胶、棕榈与木材这类初级产品。世界银行过度乐观地主张说，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轨以确保工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尼西亚如果放松经济管制，善用此良机，就能够从中得利。例如：　　

印度尼西亚有机会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例如化妆品、机器、视听设备），外国可同时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扩大这类投资。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正在重组，印度尼西亚就像其它中等收入的东盟国家，有潜力发展成汽车生产网络部分零组件的提供者……印度尼西亚如要抵补它输往美国、日本与欧盟衰减的份额，就得调整战略以抓住贸易与投资不断增加的机会。有些关键因素是恢复投资者信心与增强竞争力的方法。印度尼西亚必须避免用过度的防卫措施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以促进印度尼西亚制造部门的调整来因应中国市场所创造的机会。例如，最近为抵制成衣进口而采用的暂时防卫措施，只会拖延印度尼西亚为取得它在区域中的竞争优势所必要的调整。（注24）　　

然而，以现有的趋势来看，印度尼西亚要吸引到外资来专门生产世银所建议的产品，是大可怀疑的「本年（2003）前9个月同意投资的外资总计只有61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加3.7%，但远不如危机发生前的1990年代中期。」（注25）实际上，由于「部分劳力密集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像越南、中国这样竞以更抵的成本招徕外资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额已越来越降为负数了（见表10）。（注26）　　

大体来说，泰国的经济处境与印度尼西亚类似。它与中国的贸易机会严重偏向油种子、糖、木制品与棉花这类农产品。随着它的工业制品被挤出了第三国的市场，它如果要保持制造基地，就不得不调整工业结构。因此世界银行提出这样的建议：　　

泰国能退出装配型态的生产或提升它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大部分取决于它所遵循的政策－是以贸易带动竞争力与生产力的增进，还是屈从于短期的保护主张的压力；制造业者已在抱怨从中国进口的低成本电器与摩托车。同样重要的是供给因素，包括本国提供可用的工艺与组件的能力，获取这些能力是政府追求技术升级的动机。（注27）　　

世界银行相信可再由外资推动想要达到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重弹老调主张经济要进一步放松管制，也不用由本国主导控制。当然，这样的战畧会以中国作为地理区域的重点，把泰国更加紧密地套进由外国支配的出口带动的增长战略中。　　

马来西亚的经济比印度尼西亚、泰国发达，但也面临严重的难题。马来西亚的出口商品类别已从纺织品与成衣转向电子机械部门，因此中国纺织品与成衣可预见的出口增长对马来西亚的伤害并不大。马来西亚电子机械产品的出口从1980年占出口品的9.9%，增长到1990年的26.6%，再到1996年的33.6%。但在中国的贸易中，电子机械的出口份额在1990-96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2.3%。此后，电子机械产品的出口份额一直有巨大的增长。（注28）　　

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不断转型目前已威胁到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部门之一。2001年马来西亚彭安河（Penan gstate）的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失掉了1万6000个工作，虽然部分是美国经济衰退造成的，但事实是「公司转往中国扩厂，新的投资就逐渐减少了。」（注29）《远东经济评论》提到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出口在2003年的第三季（继前一季下降14.5%之后）下降39%评论说：「这个数字证实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生产个人计算机、行动电话和路由器（routers）的电子公司从马来西亚迁往成本更具竞争力的生产中心，特别是中国，开始造成损害。」（注30）　　

日本在外国投资的电子业对马来西亚出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日资可能外移特别令人关切。一位区域经济的分析家概括这个情况说：　　

由于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次级部门构成马来西亚出口的主要制成品，这类产品的劳力密集部分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运用技术工人生产的高科技出口品，由于这个次级部门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其前途也就系于未来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日本在马来西亚的电力与电子产品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达到44亿8百万马币，占日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总额的57%，对比之上，美国同年在同一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只有7亿7千万马币，占美国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总额的35%。1998年在电子与电子产品次级部门的所有外国投资中，日本来的直接投资56%，美国是第三大的投资国占9.8%。因而高科技出口产品的前途就系于未来日本在这个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注31）　　

更广泛地来看，日本带头的东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马来西亚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对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亦然。日本人现在似已决定把他们的区域生产基地移向中国。这意味作为东南亚增长战略的基础框架即使未被摧毁，也已遭受到严重的削弱。虽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东盟国家可以用提升技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来对付这个难题，但中国本身「现在正开始销售像计算机、DVD这类更精密的商品给美国消费者。」（注32）　　

中国日益剧烈的竞争压力甚至连技术精密的新加坡都感受到了。事实上，在东盟诸国中，新加坡受中国崛起为出口大国的打击最大。J.PMongan的一份报告引述说，虽然新加坡电子工业生产的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但却是受害最深的部门。报告说「电子公司移往中国，群众于亚洲北部，新加坡在电子产业链的区域地位就遭到削弱了。」换句话说，只具有比较精密技术的生产基地并不能保证安全。1997-2002年，中国占亚洲电子出口产品的份额（日本除外）从14.3%跃升到30.1%。虽然大部份国家（包括泰国与马来西亚）仅有小幅衰减，新加坡却从19.3%大幅锐减为9.8%。（注33）　　

由于东盟国家以为，除了参与跨国资本主义的生产链别无发展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何以东盟各国卯足了劲就想加速进行经济整合，以吸引重振出口与增长所需的外国直接投资了。因此，在2003年10月匆匆召开的东盟会议上，所有的发言都围绕着如何「面对中国的竞争……东盟正被迫面对其长期主张而未能完成的目标：合并成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单一市场。」（注34）从这点才能看清何以东盟突然紧急接受了中国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提议。虽然雷让〈Rajan〉认为「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提议有个立即的附带效果，即：推动了东南亚国家加速东盟内部的融合进程」，但与之相反的情况无疑也是真实的。（注35）与新自由主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家的乐观看法不同，一些分析家主张，东盟国家应让径直接受中国在制造上占居优势的现实，全力开发自然资源与旅游业「『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比起老是说我们将来在制造高阶产品上可与中国一搏，那是更合乎实际的选择，因为中国也正快速进入高阶产品的领域』，马来西亚彭安河的经济计划顾问委员会主任Ton Kin Woon说。」（注36）　　

同样的，在全面评估中国对驱动东盟增长「奇迹」的各项产业的竞争威胁后，两位新加坡大学的经济学者建议：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明显造成大多数东盟国家严重的产业空洞化……这突显了东盟加速内部的结构改革的必要，也会迫使东盟国家把未来的经济增长奠立在真正的比较优势上。为了对付中国的挑战，东盟国家必须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农业、自然资源与旅游之类的服务上增强，培养核心实力。（注37）　　

然而，这种资源旅游的战畧，其发展的限制却极其明显。例如：　　

「摩根．史坦利公司在新加坡的经济学者DanielLian就对这个战略表示怀疑。2002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共有5660亿美元，它们的工业制品出口额占了54%。……Lian估计10年内这些出口中的900亿美元（或出口总额的30%）会由中国取得，而每年因中国观光客激增而有的旅游荣景，其收入实际上不可能超过200亿到250亿美元，……『旅游业无法取代制造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注38）　　

总之，很难看出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新作用怎么可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朝向正面发展。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仍会是出口导向与依赖外国的，而且会更强烈地受到区域与国际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会进一步离开工人，却不大可能转移任何持续的利益给工人。事实上，由于前面特别提到的东南亚政府不顾一切想吸引外国投资，它们会继续牺牲本国工人的生活与劳动条件，将之奉献在竞争的祭坛上，是可以预料的事。　　

南韩　　

南韩的工业基础比前所论及的东盟国家稳固得多，扎在本国的根基也深厚得多。大部份的主流分析家都认为南韩因中国的新增长战略而受益良多。的确，南韩一直卯足了劲在中国市场牟取利益。「根据韩国贸易投资促进会一份比较韩国、台湾与日本在中国市场的进展的报告，过去10年（从1992到200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30%，台湾增长290%，日本则为230%」（注39）结果，韩国占中国进口品的市场份额，从5.16%增加为9.68%。（注40）　　

2002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南韩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快要取代美国成为南韩最大的出口市场。再者，自1992年以来，南韩每年对中国都保有贸易顺差。中国也成为南韩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地，迄2003年第一季为止，约占南韩对外直接投资的40%，而南韩在美国的投资则占28%。（注41）　　

然而，贸易与投资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对正奋力以求长期健康发展的南韩经济，却极其不利。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提供所需外汇的外国直接投资自1997-98年危机后，已大半枯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掉到2002年的91亿美元，2003年的第一季更掉到27亿美元。（注42）所以致此的原因大体上有两个因素。第一，外国投资者趁火打劫，利用南韩的危机大肆购买南韩的资产，现在已差不多买够了。第二，中国对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比南韩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地。　　

南韩政府为了力挽颓势，正打算提供外国直接投资特别的优惠措施，这不但会导致南韩经济更加支离不成一体，更加受外国支配，也会更压制工人的权利。例如，南韩政府已要求国会同意创立几个经济特区，好让南韩成为「东亚的商业中心」。在经济特区经营的外国企业不仅可不受诸多环境与劳工规章的约束，还可享有税收减免。外国企业也会被授权建立、经营教育与医疗机构，为特区内的外国居民乃至南韩人服务。此外，政府准备提供外国高科技投资者相当于他投资总额20%的现金补助。（注43）　　

总统计划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注意到：「例如：英国、爱尔兰与中国在仔细分析过外国的投资计划后，依其高科技的含量慷慨给予外国投资者不同比例的现金补助。」为此，他又说：「韩国政府也正打算采取类似的奬励外国投资者的办法，特别是在最先进的科技领域。」（注44）　　

但南韩不仅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吃了败仗，也面临南韩企业大量的资本外逃《朝鲜前锋报》解释说：　　

韩国的龙头企业组织昨天说，韩国的产业正比其它发达经济体更快速地移向海外，所谓的产业空洞化到2007年可能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根据为财团游说的团体「韩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韩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额到2000年末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与全国人均收入总值是其四倍的日本几乎达到同一水平……这个组织认为，如果产业迅速外移的趋势持续不衰，韩国海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总产出的比例到2007年会升高到9.7%，而制造业产值在总体GDP的比例将急遽下滑，这引起对产业空洞化的严重关切，……该报告提到，产业外移过去大多发生在像制鞋、成衣这类轻工业，现在则快速扩展到其它部门，包括电子产品、电子通讯、金属与机械工业。（注45）　　

南韩产业的领导人说，他们是被南韩工人的高成本与好斗性格所迫才离开的。他们要求南韩政府采取行动削弱工会力量，支持他们降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作为。（注46）他们宣称，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继续把他们的生产「越过黄海移往中国，那儿的工资较低而且工人的要求很少让经理头痛。」（注47）　　

这绝非虚言恫吓。例如：三星电子、LG电子与大宇电子一半以上的耐久消费品已在韩国之外的工厂生产，其中许多工厂设在中国。（注48）三星电子2003年9月宣布，正把整个制造个人计算机的企业移往中国。（注49）　　

移往中国生产确可提高南韩跨国公司的获利。然而，却不可能增强南韩的经济。南韩工人必将因此而更难确保并防卫他们获得维生的工作与工资的权利。　　

中国的新经济战略还以另一种方式危及南韩经济。南韩经济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自1997-98年的危机后，依赖出口更深。到目前为止，南韩还能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人认为，当南韩在中国的投资通过企业内贸易的渠道再促进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顺差还会变得更大。然而，实际上这类利益可能马上就会因为中国生产并出口目前南韩向中国与第三国出口的商品而造成南韩的出口受损，导致南韩得不偿失。　　

虽然中国与南韩刚开始的贸易互补不足，各取所需，这两个国家现在在许多地区做几乎同样的买卖，包括钢铁与化工产品，这里有个与此有关的实例：　　

「1992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的重工业产品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现在已占47%。中国是韩国第二大的钢铁进口来源，但也是韩国钢铁与化工产品的最大市场。韩国在信息技术上仍占有优势（韩国出口总额的16%输往中国），但在纺织业上似已败北。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统计，中国是韩国的纺织进口品最大的来源。」（注50）根据由南韩政府支持、设立在美国的研究机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在下一个10年内，可以预见中国的企业在生产低阶的电子设备上，不论国内外都会胜过韩国厂商。研究机构与企业组织已报导韩国的家电产品在本国的销售量下降。」（注51）韩国私人与政府的研究机构都提出同样的警告：「中国在机械、电子、家电、纺织与某些信息产品这类部门的出口竞争力在一些情况下比韩国更强。一些研究也论及中国进入WTO对韩国的影响，也毫不足怪地预测中国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弃韩就中，而且在农业与家电产品上会增加它的竞争力与全球市场的份额。」（注52）　　

中国力图保护以外资为基础的生产者表现了对南韩出口品的另一种威胁。例如：　　

中国近年来对韩国的进口品援用反倾销条款以抑止倾销与韩国厂商越来越厉害的竞争。在中国刚加入WTO的2002年中，对韩国产品进行了很多次的倾销调查。中国已限制或威胁要限制许多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聚酯纤维、纺织品与钢铁。工商能源部对韩国出口品在中国的竞争力报告揭示了，中国频频对韩国进口品进行倾销调查，而外国制造的同样产品在中国竞争力上升，两者互有关联。（注53）　　

总之，中国的经济转轨对南韩的经济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中国日益吸引南韩的投资，也日益生产出可能在本国与第三国市场都胜过南韩出口品的产品，主流经济学者主张，南韩可依靠市场力量促进技术升级，生产附加价值较高的出口品，使南韩经济免于过早的空洞化，当然，这意味南韩必须再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政府虽力图削弱劳工运动却仍未受外资青睐。　　

目前区域与国际经济力量相互作用最可能的结果是，南韩的经济会更狭隘地集中在出口并紧紧拴在中国经济的前途上。这会使南韩经济更不平衡也更不稳定，远远无法支持大多数南韩工人广泛改善其生活与工作条件。　　

日本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出口日益畅旺并加入WTO日本该是亚洲国家中从中获益良多者。（注54）中日贸易增长快速，2002年首次高达1000亿美元。同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猛增28.2%，达399亿美元。中国现在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的对日出口于2002年达617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了全世界对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注55）预料两国的贸易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高速增加。　　

中国的增长目前为日本的经济创造了机会，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中日经济「目前大体上是互补的。中国专门生产劳力密集的产品，而日本则擅长于生产需要资本与设计技术的高科技商品。」（注56）结果，「双方在工业上针锋相对的竞争领域还比较小－大约只有16%。2002年，中国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7.8%，或说接近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注57）　　

第二，「日本是资本品的出口大国，而中国则正大肆采购资本品。」（注58）「对原物料、资本设备与（高阶）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再度高涨，这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订单，而日本生产这些产品仍优于其它国家。」（注59）中国的这些订单有助于日本从2001年的衰退中复苏（虽然仍很迟缓）。　　

不幸的是，贸易与投资的持续活络所确保的只是日本的大厂商可从中日分工的进展中实际获利，而不是大多数的日本劳动人民。日本竞争力优于中国的产品类别（以及工作机会）正迅速减少。「中国不再只具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它的劳动力越来越由有技术的人力资本与廉价劳工一起构成。」（注60）更重要的是，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是用日本的零部件和（或者）由日本在中国营运的公司生产的。事实上，日本资本在中国的工业已投下巨资，且增长快速。至2000年日本在中国已有772个生产设施，而在美国只有692个。（注61）「自2001年起，日本在中国投资了32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香港、澳门，使日本成为在中国大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注62）　　

虽然这样的大举对外投资目前有助于增进日本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到中国，但这大部分只是短暂的「装置设备效果」，若从日本整体经济而不只是由日本资本的观点来看，这会造成出口市场的损失并强化进口的竞争，终究是得不偿失之举。日本经济从停滞中历经了两次相似的短期复苏，第一次是在1985年日圆升值危机之后，就在1997-98年东亚危机的前一年又有一次复苏，两次都靠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到设在东南亚的海外出口平台（也出口到美国，当时设在那儿的日本工厂，特别是汽车厂正在装置新的生产设备）。（注63）日本资本在中国建立新的出口平台，就像早先这两次的短期复苏，可能让日本经济减少了可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商品的部门，这些部门本来可为日本提供合宜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日本制造业的雇佣人数从1992年的1570万掉到1995年的1460万，到2001年则只剩1300万人，日本把生产移向中国与邻近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注64）一般都认为，工作丧失及中国对此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两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纽约时报》解释说：　　

（2001年的春季）东芝公司停止在日本生产电视，转由它在中国的工厂供应本国市场。不久，Mindta公司宣布将逐渐减少在日本生产相机，改由上海进口……就在上个月，像骨牌倒塌一般，其它几家日本制造厂商也宣布打算从它们的中国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公共汽车与行动电话。『我们把中国看做最重要的增长市场』，松下电子机件公司的海外经营主管说。他的公司正关闭11家工厂，逼迫在日本的8000名工人提早退休，他形容日本工人的劳动成本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在过去的10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增加了一倍，这使得中日贸易有半数以上是在日本公司之间进行的。（注65）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日本经济的其它部门也可能区域化。例如，当日本的生产者为了把中国纳入而重组生产体系时，日本的汽车工业预料也会进行重大的转型「根据WTO的规则，中国的汽车关税到2006年会大幅削减25%，进口限制也会终止。为此，日本的汽车工业现在正大举入侵中国，这除了可长期进入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还可为日本汽车的出口节省10到20%的制造成本。」（注66）世界银行预测其结果之一是日本的汽车生产会大幅缩减。（注67）　　

日本工人显然无法与中国的生产匹敌，「只要短程货运就可把材料运到中国，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干两天的活却只拿相等于有些日本工人1小时的工资。」（注68）日本的生产如果进一步区域化，可以预见会使日本经济更加出口导向、不平衡并强化现已存在的就业与工资难题。（注69）　　

正如日本早先在1970、80与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所发生的情景，日本的产业资本移往中国并不会减低日本对区域之外的市场的依赖－尤其是美国市场。相反，由于中国的出口（就像此前四「小虎」与东盟－三国的出口）日益依赖美国市场，只要日本是以中国为出口基地，就会依照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程度而增长或萎缩。因而日本的增长仍易受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易遭到因美国巨额贸易赤字而滋生的长期难题的损害（包括保护政策的压力）。　　

北美　　

我们至此一直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区域发展上，因为支持中国模式的分析家主张中国可充当再度启动东亚增长的新发动机。在揭露这种想法的夸大不实之际，我们很容易扩展我们的分析来说明，中国成为跨国资本的出口平台也会使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工人产生新的紧张不安状态。　　

例如：中国大幅增加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损害了墨西哥的利益。根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报导：　　

目前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仅次于加拿大，居第二位。但中国在力阻SARS造成的重大挫折后，今年终将取代墨西哥的地位……这对墨西可是灾难深重的命运大逆转，过去10年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下，享有进入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特惠。　　

「我们深陷苦境。中国成长那么快。他们有廉价的劳动力还给公司许多优惠以招引外资」，墨西卡利的Melco显示器工厂经理贾西兹（OscarGarcia）说。这家工厂大量制造用于计算机屏幕的真空管，7月底就要关厂。因为它竞争不过中国价格更低的产品。（注70）　　

设于美墨边境低税低工资的外资产业maquiladora在2000年的高峰期雇用了140万人，到2003年则下降了近20%。（注71）美国的经济衰退仅是部分原因：2002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零增长，但中国则增长了20%。（注72）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解释的话）是越来越多的maquiladora生产者移往中国生产。尤其是他们在寻找更便宜的工资：「在瓜达拉惹拉（Guadalajara）一个装配线工人每小时赚2.5到3.5美元，而广东的工人则只赚5到8毛美元。」（注73）　　

「墨西哥低技术的劳力密集产业在劳动成本上无法与中国竞争，可能会继续失掉市场份额，已差不多败下阵来」，林区（MerrillLynch）说。（注74）墨西哥政府现在大体上以牺牲工人的办法为外资生产创造更能获利的条件，以求阻止外资他移。（注75）总之，墨西哥本身由外资支配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正处于危机中，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条件。　　

美国的工人也在奋力自卫抵抗中国的增长战略所产生的竞争压力，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103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额仅22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则有1250亿美元。「数目之巨令人瞠目。（2002年）中国的出口额飙升了22%。而且中国出口的不只是低价的毛巾，计算机与电子通讯产品的出口也每年增长60%。」（注76）　　

如我们所见，外国直接投资设在中国的制造业的增长改变了中国出口品的性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越来越属于危及较高工资工人的那类产品。（注77）「1989年只有30%的中国进口品在美国市场上与高工资产业的产品竞争，但到了1999年这个比例已上升到50%。」（注78）一个结果是：「从电子产品、家具到钓饵的制造厂商不是关门就是移往中国生产。」（注79）　　

中国现在拥有对美国最大贸易顺差的主因是，许多过去从亚洲其它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亚洲生产者现在在中国生产并从中国出口。当然，美国公司也利用在中国的良机大量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如《金融时报》所评论的：「虽然许多小企业与纺织品制造商在与中国竞争中受损，GM、GE、DuPont与Yum Brands（包括KFC）这类美国大公司却因中国大陆而兴旺发达。」（注80）在许多情况中，这些美国投资直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几年当中，在中国营业的美国跨国公司就从对中国的净出口者，转为对美国的净出口者，这个缺口只会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到中国的增加而扩大，进一步促使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注81）这有助于解释何以中国经济比美国增长更快，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却有增无已。（注82）　　

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其出口的成功虽然让一些美国大公司获利，但对美国的工人与美国的经济安全、经济稳定却远不是正面有利的。它促使美国制造业的生产与工作遭到摧毁，导致美国生活与工作条件恶化，以及美国与世界经济更不平衡、更不稳定。　　

主流改革方案的破产　　

出口导向的增长造成各国竞相压低价格，资本主义对此无法提供取代的对策。少数承认中国的出口成就产生国际矛盾的主流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战略方案，把这点极为突出地显现出来。我们思考一下《商业周刊》专栏作者高德（Pierre Goad）对为何中国除了采取消费导向的模式别无他法的解释：　　

「中国太大了，无法照搬它的邻国采取的出口导向的模式。去年（1999）南韩的4700万人口出口价值312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如果中国每位工人的出口值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去年就会出口837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或说全世界出口到美国的83%。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注83）　　

高德的评论是正确的，但他提议的「消费导向」的新增长方式却与中国愈来愈依赖出口的现实相矛盾。中国向资本主义转轨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恶化，侵蚀了劳工阶级庞大市场的基础，高德没有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的消费怎么可能补足倒转出口趋势所形成的缺口。　　

实际上，由于大部分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停滞，由于对产业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加剧，也由于新资本家阶级与中共联盟掠夺国有资产，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现在已超过印度、印度尼西亚，而与巴西、南非相当。（注84）如《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有些公司领导人仍很怀疑，在产业工人若每月能赚到200美元就自认幸运的经济体里，花在行动电话与其它消费项目的费用还能大幅提升吗？『只要工资是这么低，就很难增加消费』，德国一家大型的合同研究公司Fraunhofer-Gesellschaft的总裁HansJorg Bullinger说。」（注85）　　

资本主义消费导向的增长方案的更根本问题是它们假定，生产过剩与出口依赖的问题所反映的只是企业的政策错误或预测偏误，而不是竞争性的资本积累的基本运动规律。主流的分析家甚至不停下来思考一下，表现在通货紧缩与产能快速过剩（特别是耐久消费品产业）上的生产过剩，同中国的增长日益出口密集两者并存的现象，正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功能失灵的可能症状，特别是不平等也一并加大。实际上中国的经验强有力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往往只能靠剥削劳工与自然、社会的条件来发展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限制了民众消费市场的增长，使其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中国的生产过剩与出口依赖是资本主义这种趋势同体并生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来看，在中国资本主义转轨中，任何「消费导向」战略的可能结果，不会是条平衡且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而是用为资本家与小资产阶级菁英生产消费品，来掩饰继续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作为增长的基本发动机－这种模式依然会加重对中国与跟它竞争的其它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压力，使其工作与生活条件更形恶化。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增加政府支出，放松信用扩张，试图缓解生产过剩的趋势（但同时又进行造成生产过剩本身的资本主义改革）。但在工人阶级的大量消费市场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这种挹注支出以扩大需求的手法效果有限，已从2003年的失败获得明证，2003年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增加，还以全国房地产部门的投机热潮吸收强劲的需求，兴建了大批找不到买主的豪宅、高档住房与商业大楼。（注86）　　

结论　　

我们强调中国经济转轨的破坏性影响，并无意主张中国工人现在是东亚与东亚之外的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如我们所见，中国的快速出口增长是靠中国劳动人民本身付出高昂代价达到的，而且也未能为中国工人在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上维持任何增长。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人数自1985年的8350万上升到1995年的1亿960万后，到2002年下降到只剩8310万人，可见中国并没有从其它国家的工人那儿「偷走工作」。（注87）　　

事实是，在中国乃至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竞逐利润的动力有其内在趋势：藉机械化、加强劳动强度与生产过剩及其造成的衰退与经济紧缩来消除工作。在中国，这个趋势采取了经济结构调整、私有化、关闭国有企业的形式。同时在美国，最近制造业的就业萎缩大部份可归因于2000-2001年的衰退与「美国生产力快速提高，可以用更少的人大批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虽然产业资本外移与进口的压力也是重要因素。（注88）如马克思曾说过的：「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注89）　　

简言之，我们的目的不在痛打中国，而是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增长战略产生了区域、全球以及本国的矛盾。只要中国把整个东亚区域更紧地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上，中国的转轨就会加剧生产过剩与不稳定的危险。出口导向的增长压低了区域的工资率、损害了国内的消费，并且导致区域内的国家为求外国投资与出口生产而展开破坏性的竞争，也日益依赖美国消费越来越大量的进口的能力。在这些情况下，越来越可能出现新的危机。当然危险在于不同国家的工人会视彼此为敌人，而不是把决定他们的关系并使他们在破坏性的竞争中彼此对抗的资本主义体系视为敌人。　　

注释　　

注 1：Stephen Roach, “China’s Economy－It’s the Real Th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6,2003,19.　　

注 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73rdAnnual Report (Basel,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3),44.　　

注 3：Elena lanchovichina, Sethaput Suthiwart-Narueput , and Min Zhao,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YO Accession,” in East Asia Integrates: A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Shared Growth, ed. Kathie Krumm and Homi Khar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注 4：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161.　　

注 5：Mi-Kyung Jung, “China, Emerging Giant in Electronics Market,” Dong-A llbo, May 4,2003.　　

注 6：Stephen Roach, “The Hypocrisy of Bashing China,” Financial Times, August 7, 2003.　　

注 7：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1), 26.　　

注 8：Rene Ofreneo, “Changing Labo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Asia: Challenges for Trade Unions, “Asian Labor Update, no. 45 (October-December 2002).　　

注 9：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44-5.　　

注10：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orld Trad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156.　　

注11：Ramkishen Rajan, “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 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June 28, 2003, 2639-40.　　

注12：David Roland-Hoist, “An Overview of PRC’s Emergence and East Asian Trade Patterns to 2020,” Research Paper no.44,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October 2002), 6.　　

注13：Ibid., 8.　　

注14：Suthiphand Chirathivat,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Background,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674.　　

注15：Thitapha Wattanapruttipaisan,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Advantag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e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 no. 1 (April 2003), 45.　　

注16：Martin Hart-Landsberg, The Rus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South Kore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3); 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A Critique of ‘Flying Gees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74 no. 2 (April 1998); 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Learning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0); 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A Critique of ‘Catch-Up’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3, no. 2 (2003); 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The Economic Crisis Japan: Mainstream Perspectives and an Alternative View,”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5, no. 3(September 2003).　　

注17：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8 (Summer 2001).　　

注18：Eva 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 Links, no. 11(January-April 1999); Raymond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 8(Summer 2001); Liu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Links, no. 21 (May-August 2002).　　

注19：Fred Herschede, “Competition Among ASEAN,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NICs: A Shift-Share Analysi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7, no. 3 (March 1991); Jan P. Voon and Ren Yue, “China-ASEAN Export Rivalry in the U.S. Market: The Importance of the HK-China Production Synergy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8, no. 2(2003); Nicholas R. Lardy,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Commenta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August 1,2003,3.　　

注20：Japan Times, “China Seen as ‘Second Engine’ of Growth for ASEAN Nations,” April 25, 2003.　　

注21：Ianchovichina et al.,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66.　　

注22：Ibid., 67.　　

注23：Tham Siew-Yean, “Can Malaysian Manufacturing Compete with China in the WTO?,”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8, no.2 (December 2001), 11.　　

注24：Ianchovichina et al.,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69-70.　　

注25：John McBeth, “Warning Sig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4, 2003.　　

注26：Ibid.　　

注27：Ianchovichina et al.,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72-73.　　

注28：Tham, “Can Malaysian Manufacturing Compete,” 5.　　

注29：Erik Eckholm and Joseph Kahn, “Asia Worries About Growth of China’s Economic Pow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02, 6.　　

注30：Leslie Lopez, “Hidden Weakn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0, 2003.　　

注31：Tham, “Can Malaysian Manufacturing Compete,” 12.　　

注32：Karby Leggett and Peter Wonacott, “Burying the Competi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17, 2002.　　

注33：Elgin Toh, “China Hits Singapore Hardest in Asean,”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February 11, 2003.　　

注34：Barry Wain, “Identity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4, 2003, 19.　　

注35：Rajan, “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 2643.　　

注36：Alan Wheatley, “Asia Seeks Answer to China’s Ascent, “Reuters News Service, March 9, 2003.　　

注37：John Wong and Sarah Chan, “China’s Emergence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Center: Implications for ASEAN,”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9, no. 1 (Autumn 2002), 91.　　

注38：Wheatley,” Asia Seeks Answer.”　　

注39：Kim Mi-hui, “Korea Outpaces Japan, Taiwan in China,” Korea Herald, June 4, 2003.　　

注40：Ibid.　　

注41：William Pesek Jr., “South Korea’s Roh Looks to China, Not Japan,” Bloomberg.com, May 20, 2003.　　

注42：Andrew Ward, “South Korea Feels the Chill in China’s Shadow,”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5, 2003.　　

注43：我们在下列文章更详细地讨论了南韩在东亚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Economic Crisis and Restructuring in South Korea: Beyond and Free Market-Statist Debat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3, no. 3(September 2001).　　

注44：Yoo Cheong-mo, “Seoul Hopes Cash Will Lure Foreign Firms,” Korea Herald, June 6, 2003.　　

注45：Kim Hyun-chul, “Chaebol Lobby Warns of Exodus,” KoreaHerald, June 27, 2003.　　

注46：Moon Ihlwan, “South Korea: Can Roh Handle a Summer of Strikes?,” Business Week, July 7, 2003, 46.　　

注47：Don Kirk, “Contract at Hyundai Raises Sights of Korean Work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3, W1, W7.　　

注48：Lee Joo-hee, “More Home Electronics Plants Move Overseas,” Korea Herald, January 9, 2003.　　

注49：Ward, “South Korea Feels the Chill.”　　

注50：Caroline G. Cooper, “China and Korea: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Korea Insight, 4, no. 9 (September 2000), 1.　　

注51：Caroline G. Cooper, “Trade Winds Blow from West to East,” in Korea’s Economy 2003, ed.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2003), 54.　　

注52：Caroline Cooper, “Does China Pose an Economic Threat to Korea?,” Korea Insight 4, no. 1 (January 2002), 1.　　

注53：Cooper, “Trade Winds Blow from West to East,” 55-56.　　

注54：Ianchovichina et al.,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63.　　

注55：Anthony Rowley, “China Beats U.S. to Emerge as Top Exporter to Japan,” Business Times, February 19, 2003.　　

注56：James Brooke, “Japan’s Recovering Economy is Relying Heavily on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3.　　

注57：Ronald Morse, “Long March Back to China,” Japan Times, May 17, 2003.　　

注58：Brooke, “Japan’s Recovering Economy is Relying Heavily on China.”　　

注59：Henry Sender, “A Rude Awaken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3, 2003.　　

注60：Ibid.　　

注61：Morse, “Long March Back to China.”　　

注62：Suvendrini Kakuchi, “Japan Strives to Adapt to a Strong China,” Asia Times (Taiwan), April 2, 2003.　　

注63：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92-97; 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116-20.　　

注64：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The Economic Crisis in Japan,” 351.　　

注65：James Brooke, “Hot Growth in China Brings Chill to Jap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01.　　

注66：Morse, “Long March Back to China.”　　

注67：Ianchovichina et al.,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64.　　

注68：James Brooke, “Accelerating Decline in Japan Evokes Rust Belt Compariso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01.　　

注69：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认为日本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是日本发展模式成功的区域化的又一步骤。参见：Edith Terry, “Crisis? What Crisis?,” Working Paper no. 50,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de, October 1998; and Edith Terry and Edith Terry, “The World Bank and Japan,” Working Paper no. 70,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de, August 2000. We have dealt with this view elsewhere in 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and 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The Economic Crisis in Japan.”　　

注70：Geri Smith, “Mexico, Wasting Away,” Business Week, June 2, 2003, 42.　　

注71：Ibid., 44.　　

注72：Juan Forero, “As China Gallops, Mexico Sees Factory Jobs Slip Awa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03.　　

注73：Smith, “Mexico, Wasting Away,” 44.　　

注74：Forero, “As China Gallops, Mexico Sees Factory Jobs Slip Away.” A3.　　

注75：Martin Hart-Landsberg, “Challenging Neoliberal Myths: A Critical Look at the Mexican Experience,” Monthly Rew’ew54, no.7 (December 2002).　　

注76：Ron Scherer, “Booming China Trade Rankles 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5, 2003.　　

注77：Leggett and Wonacott, “Burying the Competition.”　　

注78：James Burke, “U.S. Investment in China Worsens Trade Deficit,” Briefing Pape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1, 2.　　

注79：Scherer, “Booming China Trade Rankles U.S.”　　

注80：Richard McGregor, “Thriving U.S. Companies Ignore China Trade Surplus Issue,” Financial Times, August 7, 2003.　　

注81：Burke, “U.S. Investment in China Worsens Trade Deficit,” 4.　　

注82：Anwar M. Shaikh, Gennaro Zezza and Claudio H.DOS Santos, “Is International Growth the Way Out of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 Note of Caution, “Policy Note 2003/6,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03.　　

注83：G. Pierre Goad, “Economies: Turning Poi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31, 2000.　　

注84：Gene H. Chang, “The Cause and Cure of China’s Widening Income Dispar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no. 4(2002), 337: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55　　

注85：Keith Bradsher, “Consumerism Grows in China, With Beijing’s Ble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3.　　

注86：Thomas Crampton, “China’s Bounding Economy Fuels Both Hope and Concer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03, Ben Dolven, “The Danger of Blowing Bubbl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5, 2003.　　

注87：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www.adb.org, 124-2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157.　　

注88：Edmund L. Andrews, “Imports Don’t Deserve All That Blam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03, 4.　　

注89：Karl Marx, Wage-Labor and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45.　　

第五章　中国与社会主义：结论 　　

杜继平　译　　

我们已经论证，称颂中国为经济成功的故事或发展的典范，是错误的。但社会主义者与他的进步份子怎样理解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力求恰当地解释中国经验仅仅只是出于学术的热望，或者只是抱着先验的「纯粹」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宗派意识在作崇吗？不，其所关系者要重大得多，也有意义得多。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是由各国不同的经济形态联合构成的，如我们所见，把中国视为成功的故事，会使我们忽视资本主义的这个特性。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为标准来寻找可做典范的国家，隐含了这样的主张：不同的国家同时采取类似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同时达到中国那样的经济成就。但这是犯了逻辑推理上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中国的增长有其历史形成的特定条件，使它能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维持极低的工资，这些条件也包括了在其它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东亚与墨西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越来越成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日本）也发生了资本主义「成熟过程」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两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我们不应惑于中国强劲的竞争力而看不到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主要是拜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全球范围的资本过剩之赐。不幸的是，进步派在与新自由主义者竞相追寻经济成功（和失败）的国家范例之际，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动力，或者说不加批判地视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动力为天然固有的，只是狭隘地把个别的国家孤立起来予以评价。中国的案例显示了这种研究方法是怎样导向愈来愈支持摧毁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与体制。　　

第二，中国经验表明了市场改革有其自身推进的动力。中国从中央放权过渡到由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挂帅的整个过程都是受内在环环相扣的压力所驱动。换句话说，虽然有些人论证说中国的例子说明了市场社会主义确实可行，令人称赏，实际上，中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却是，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个稳定的形态，它的内在逻辑会促使社会主义式微，有利于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　　

由此引出我们的第三个论点，即：认定中国是个成功的经验就会赞同出口带动的发展是「正确合理」、甚至「进步」的发展战畧。但是，称颂中国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导向经济，赞扬促成出口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市场化，等于认可新自由主义所订定的成功标准是合理的。这种用主流的成功概念来给进步下定义的倾向，颇类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用投机的手法玩弄马克思主义。中国领导人在中国的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改换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先从铁饭碗与公社变成了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再变为「公有经济部门」（包括半集体企业）占重要的比例，最终则只要共产党（特别是党干部）领导就是社会主义了，完全无视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成现实的情况。　　

在意识形态上玩弄这种手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具体的阶级分析，就把马克思主义变质为替精英统治阶级服务、没有历史内容的「智慧」之源。（注1）马克思本人曾告诫过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要警惕那些把他的方法曲解为一把「万能钥匙」的人，也就是把他的方法曲解成「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可以不顾具体的历史环境，到处套用。」（注2）　　

第四，左派用主流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进步」，往往会忽视中国政策所衍生的各种社会后果的重要性。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不平等、没有保障：公共医疗与教育经费的削减：日形恶化的妇女压迫：农业的日遭忽视：倍加严重的环境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副作用，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要件与必然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见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使工人与生产的必要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分离，并且把生产条件与工人的劳动力转化成为利润而生产商品的手段，进步派为了想要比新自由主义者更加奉行新自由主义，却忽略了这个见解。换句话说，他们忽视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建立在阶级异化、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结果他们忘了考虑这个关键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大地、空气、水等整个生态圈中进行，且具有高度社会化与耗费大量资源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维持（人、社会与生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吗？这继而使他们忽视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因素目前已远远压过了资本主义「创造破坏」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一旦我们把各个经济出色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副作用」列入考虑，就更可确认这点。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大玩寻找宣传样板国家的游戏，其影响绝非中性的，而是极其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尤其当经济学者沉溺于玩这种游戏而不去关切上述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第五，左派学者不自觉地沦于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有损于国际团结。我们且设想中国工人与各种集体的人民就像我们应期待的那样，不仅对政治压迫，也对他们工作、生活条件的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开始提出更有成效的抗议。如果他们所抗议的是中国之外的左派－直认可为社会主义或进步的体制，这些左派就不可能支持这些中国工人。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精英管理阶层对社会主义的曲解和外国左派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两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令中国工人的积极行动份子干脆连社会主义也一道拒绝。最少，可以预料这种情况会在这些工运人士中引起不安与困惑而国际的左派知识圈也很可能憎恶（或觉得难以苟同）工人的抵抗，因为工人的抵抗损害了他们所选定的典范。这就是把精英统治阶级为得以跻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推动的战略阐述为进步的发展典范所付出的政治代价。　　

如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强调的，「革命的政治观点先从工人阶级的常识出发」，必须「力求从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特别是那些广为采用，需要团结、合作与平等精神的抵抗形式）引申出隐含的世界观，再把它建立成有系统的思想体系」。（注3）左派活跃的知识分子不该根据最近的样板国家的经验建立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典范模式，而应充当「这样的一支队伍，既把反对运动的经验概括成越来越有条理的纲领计划，又质疑工人从传统承袭来的支配性观念（爱国精神、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等），指出这些观念是怎么和蕴含在反对压迫与剥削中的利益与抱负扞格不合的。」（注4）　　

把我们的发展远景与政策纲领植根于工人－小区运动的斗争中并不会消除所有的歧见（远远不可能！），但相较于寻找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典范，这更可能成为广获共鸣、团结大多数人的战略。尤其，中国的发展模式让中国工人与其它国家的工人在竞相压低工资中对抗失和，从整体来考虑，这丝毫谈不上什么进步的生产力发展，宣扬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就等于支持这样的发展模式。这绝不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或推进可持续的发展、平等、团结、民主这些社会主义价值的基础。　　

为了把我们面临的选择的性质说得更清楚一些，本书的结论部分要强调用另一种方法建立发展远景的某些基本原则。我们从这样的认知出发，东亚危机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促使劳动人民奋起斗争，抵抗资本家与政府力图把危机与转换体制的主要负担加诸他们头上的做法。虽然这些斗争到目前为止大体上属防卫的性质且各自举事不相联合，但已制止了东盟（ASEAN）国家与南韩完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会提议的自由化与经济紧缩政策，推翻了印度尼西亚残暴的苏哈托独裁政权，迫使中国政府至少关注一下恶化中的医疗与社会福利的危机。所有这些斗争蕴含了这样的意义：全面反抗根据市场与利润的标准而非人类需求来决定劳动与生活条件。　　

中国东亚地区的工业化造成劳动人民奋起抗争，这个地区要想出现更进步的发展与整合方式，就系于这些抗争的趋势。依个别国家来看，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要完成人民主导的结构转型确实力有未逮。但如果能联合起来，他们构想以人类需求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方式并为之奋斗的能力，便会大大加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种阶级斗争区域化的潜力由于中国的崛起正在增强，正因为中国的崛起加深了资本义区域化的过程，整个区域的工人越来越遭受共同的竞争压力，他们各自在本国的斗争也就能找到彼此一致之处。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工人所面对的问题就不是出口生产本身，而是缺乏可取代利润推动的出口活动的方案－即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的方案。换句话说，贸易本身不是问题所在。一个牢牢立足于人类基本需求并逐渐扩展到人类发展的其它第二层次需求的战略，无疑需要进口产品，从而也就必须生产可出口的商品与劳务。因此，各国可以依据国情自主地把本国的必需品、需求与资源的使用结合成协调的整体，以此为基础，有可能设想出另一种出口及区域经济互动的模式。（注5）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如驱动东亚「奇迹」与中国经济转轨者），则使国家经济纳入跨国公司支配的生产网络，强化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而国内的社会制度（教育、医疗、法律体系、环境管理等等）也都必须依照市场的货币标准与竞争的要求重新加以改造。　　

例如，建立全国的医疗体系需要发展营建业来盖诊所、医院，发展制药产业来治病，发展工具机产业来制造设备，发展数字产业来保存医疗纪录，发展教育体系来训练医生与护士等等，这些全都由地方、国家与区域各个层次的人民，依据其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力来决定。完成这些规划所必要的资源调度与技术、制度创新，明显系于人民对这样的发展过程有高度的热情并积极参与其中。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可以想见，这样经由人民热情参与建立起来的医疗综合产业，其中某些部门可能发展出可观的出口能力。要培育医疗体系的生产能力也可能需要进口一些产品并与外国企业订立投资协议，以克服特定的资源与（或者）技术瓶颈。地方为适应基层民众的医疗需要与能力得规划开发产品的制造方法，这种贸易与外国投资会对此有所帮助，而不是仅仅让本国经济受制于跨国资本所开发的产品与制造方法，任其摆布。古巴在美国禁运下发展出来的医疗、生物科技与制药部门，为这个地区的实际可能性与难题提供了例证。（注6）　　

以劳动人民的需要与能力为本的发展战略没有必要幻想一切自给自足，上述的医疗体系不过是个例子。只要资源的配置与投资的过程是遵照人民与人类发展的需要，进出口产品随之依此而定，那么国际贸易并不会使人民与各社会集体沦为只是追逐利润的商品生产的条件。重要的是，生产必须是由社会所同意的使用价值来推动，而不是屈从于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货币积累的要求。　　

当然，国家的人力与自然资源的基础也会影响发展的实际模式。于是乎，让许多国家实行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考虑的战略就更为重要了，这些国家可根据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与资源的「禀赋」（及阶级斗争），开发生产能力，由此而在彼此之间发展必要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这种共存共荣、互补有无的发展过程必然迥异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所推进的经济活动与关系。新自由主义的途径有碍于动员人民参与投资与资源的配置，助长工人之间与国家之间破坏性的竞争－这种竞争使资本的固有趋势：不平等的发展、生产过剩与危机，更加突出。（注7）　　

总而言之，我们很有必要与进步派辩论中国经济经验的性质并阐扬根据前述原则提出的新发展战畧，这表示我们须戮力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以揭露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运行方式与剥削的本质。如我们所见，不断称颂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其实际的政治影响。这让我们这些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人痛切认清，我们所努力从事的不单是抽象的理论工作，而是与现实联系、至关重要的具体任务。　　

注1：Robert Weil, “On ‘Emancipating the Mind’,”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5, no. 2(Fall 2001); Barbara Foley, “From Situational Dialectics to Pseudo-Dialectics: Mao, Jiang, and Capitalist Transition,” Cultural Logic, 2002, http://eserver.org/clog-ic/2002.　　

注2：Marx writing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Otecheshtvenniye Zapiski, November 1877,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294.　　

注3：David McNally,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47, no. 3 (July/August 1995): 26-27.　　

注4：Ibid., 26.　　

注5：Clive Y. Thomas, Depende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注6：See, for example, Sergio Diaz-Briquets, The Health Revolution in Cub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Julie Margot Feinsilver, Healing the Masses: Cuban Health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amran Nayeri, “The Cuban Health Care System and Factors Currently Undermining It,”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20, no. 4 (August 1995); Amina Aitsiselme, “Despite U.S-Embargo, Cuban Biotech Booms,”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35, no.5 (March-April 2002); Mark Ingebretsen,” A Biotechnology Powerhouse Is Emerging Off Our Shores,” The Daily Scan (Wall Street Journal web-site), November 25, 2003; Ernesto Lopez Mola, Boris E. Acevedo, Ricardo Silva, Bianca Tormo, Ricardo Montero, and Luis Hen-era, “Development of Cuban Biotechnology,” Journal of Commercial Biotechnology’ 9, no. 2(January 2003); Reuters, “Cuban Vaccine to Help Poor Kids,” November 23, 2003.　　

注7：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Learning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New York: St.Martin Press, 2000), Chapters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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