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围绕改革的道路之争

围绕改革的道路之争
 
 
周新城 　　 2009-1-23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改革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正确、方向正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再三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作为总的宝贵经验之一。这就说明了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的，这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但是，在我国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去“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因而“左”的干扰比较多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成为干扰改革的主要思潮。概括起来，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在经济领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思想领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潮，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向我国兜售的，他们力图把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新自由主义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例如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经济万能、政府职能最小化等等，几乎被当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到处搬用。有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声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收获，也许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在改制的旗号下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的浪潮，同时把私有经济当作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结果导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遭到削弱；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否定国家宏观调控、丑化计划，甚至要求非经济领域（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乃至某些政治思想领域）也实行市场化的倾向。这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值得我们反思。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改革受到的干扰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的错误思潮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了。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泛滥。近年来，一些媒体上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不断出现，有人还组织了相当高规格和相当规模的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坛”，一时间声势颇为浩大。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人宣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要求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表明了他们的真实的想法。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认为以阶级定性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共产党，“阵地不断缩小”，而主张阶级调和的社会党的“阵地不断扩大”，因而“出现了‘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局面”，这是“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之过。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改良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进而攻击我们搞的是“暴力社会主义”，声称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叫人大失所望”，必须放弃。他们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要求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分立。他们否定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核心作用，要求按照民主社会主义建党思想改造党，实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化，甚至要求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说“这是名实相符的名称”。他们反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用“价值目标”取代“经济制度”来界定社会主义，提倡“福利社会主义”。他们鼓吹“多元论”，反对主导一元，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反对公有制为主体，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概括起来说，他们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打着民主的旗号，很容易迷惑人，因而在我国思想领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我们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1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多党制后，我们党中央就明确提出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针对当前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情况，党的十七大报告再一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宣告了民主社会主义此路不通。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和前途。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排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才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绩。对比一下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就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这一点，它们正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改革导致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造成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社会不稳、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生活下降的局面，甚至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在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极端重要的。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和成败兴衰，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打着“改革”的旗号。他们自命为“改革家”，摆出一副“唯我独改”的架势，企图垄断改革的话语权，谁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就是“反对改革”。他们竭力制造一种印象，仿佛我们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矛盾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改革。有一位曾经身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领导职务的人，把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称之为反对改革的浪潮。他们想用“反对改革”这顶大帽子堵住别人的嘴，不允许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作一点分析。

早在1987年，邓小平在回顾近八年的改革历程时指出：“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过了半年，他在会见基辛格时再次阐明了这一点：“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可见，关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已经解决了的。

我们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从政治上说，这种分歧在于要不要坚持改革的正确的方向，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这种争论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只是到改革面临进一步深化的新形势的今天，有关改革的方向的争论更加激烈罢了。这种分歧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善其具体实现形式，还是借口“改革”，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有人极力想模糊甚至否认两种改革观的存在，但这两种改革观是客观的事实。从国际范围来说，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它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指引下的“改革”，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它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如果我们不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听任它们泛滥，势必重蹈苏联的覆辙，后果不堪设想。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谈论改革时都是把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前提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暴力社会主义”，是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没有民主的、专制的制度，存在“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领导，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改革就是要推翻这种制度，消除垄断。他们一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妖魔化，另一方面把西方的制度神圣化。他们不是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出发，研究如何进行改革，而是把美国的制度或者社会党执政的西欧国家的制度称之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来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凡是不符合这种所谓“普世价值”的东西，统统要改掉。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者，只知道照搬西方的东西，一点独创都没有。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里，我们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然而应该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滋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依仗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消灭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帝国主义本质。当武装入侵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东剧变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帝国主义把反社会主义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他们正在加紧对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摧毁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堡垒，置我于从属地位。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有的人完全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照搬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哲学观点和政治观念，把它们奉为圭臬，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从国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因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但是，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必然在思想领域带来多种意识形态，当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经济决定政治，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上述这些国际、国内因素，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前将一直存在。只有我国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威胁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也只有我国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显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以前，我国社会发展始终存在一个方向问题，因而也始终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任务。

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将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中，深化改革，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自《中华魂》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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