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

崔之元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改革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邓小平的家乡召开中国经济学年会，显得非常有象征意义。改革30年，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2008年，也是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救市之争，看到英国宣布以“部分国有化”方式的救市策略。英美的救市方案，也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英美“社会主义化”的讨论与批判。在人们对于英美救市方案的争议中，基本上无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30年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学含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方式的启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四川广安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刊发内容经由作者修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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