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文化自觉走向争夺文化领导权--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从文化自觉走向争夺文化领导权

——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郭松民

题记：在中国主流文化界由于过度崇洋而呈现一种殖民化形态，在“普世价值”以价值多元的名义实行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由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稿》不久前刊登的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就具有了空谷足音般的重要意义。这篇20000多字的长文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做了总结，也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有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作者关于“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的判断，更是加深了我们对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本文即是受云杉文章的启发，谈谈笔者个人对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笔者认为，在文化问题上麻木不仁，人云亦云是十分有害，因此云杉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口号，主张和强势的西方文化展开文化竞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文化“三自”的目标，必须通过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掌控来实现，换言之，在文化领域里一场围绕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进行的斗争无法避免的。如果文化“三自”最终开辟通向夺取和掌控文化领导权的道路，则也就成了浮云，不再具有什么意义。

文化问题的核心是文化领导权

从广义上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人们一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强调，通常所指的则是狭义上的文化，即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化的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如果要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语言来概括一下文化的重要性的话，那就是文化了赋予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套判断善恶美丑、是非对错的标准，人们不仅据此对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作出自己的评判，而且还会根据这些标准决定自己的行动，决定社会改革的方向。

因此很明显，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支持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时，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反之，当一个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提供的标准反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时，这个社会就不再稳定，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文化的“牵引”下发生变化。在古汉语中，文化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之”，“化”就是改变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中，当暴力革命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时候，文化领导权①——以文化、政治的方式控制文化的权力——就具有极大的意义！简言之，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就能够控制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夺取并且牢牢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用极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由于毛泽东的高度清醒和自觉，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坚如磐石。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地具有反对精英阶层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征，因此也一直受到精英阶层或公开或隐蔽的反对，这种反对主要是通过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进行的。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许多高级干部对毛泽东这个判断无法理解，其实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危险性就在于，一旦文化领导权易手，则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将会随之发生改变。毛泽东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指的就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围绕争夺文化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之后，由于对毛泽东为夺取和保卫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殊死大决战“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否定，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相分离的状况——执政党掌握着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却掌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手中。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这些人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失败者，但在后三十年，这些人却掌握甚至一度垄断了文化领导权，直到新左派在思想界出现之后，他们的垄断地位才受到了动摇，但并没有失去。

在1980年代，执政精英曾经尝试夺回失去的文化领导权，为此曾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并进行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活动，但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大背景下，这些活动一开始就不具有正当性，甚至就连发起这些行动的决策者自己，对此举是不是正确也缺乏自信。因此这些活动不能被称之为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只能被称之为失去领导权后的挣扎，其结果无一不是以草草收场而告结束。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分离，成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2年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铺开之后，就连这种“挣扎”也在“不争论”的口号下不复存在了，执政精英索性破罐破摔，放弃了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反而采取了一种屈意迎合的态度，结果是被自由派（其依托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普世价值”）所掌握的文化领导权牢牢地“驾驭”了政治领导权，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领导权自身也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大变化。

进入新世纪之后，虽然新左派的出现使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自由派感到了一些烦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迅速有效地侵蚀政治领导权赖以存在的一些最重要的基石：革命的合法性、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最后甚至革命领袖的人格等，都无不受到质疑、攻击甚至诽谤和嘲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重新出现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统一，无疑，这将是自由派掌控的文化领导权对政治领导权的统一。

根本解决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还要靠文化建设

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是云杉文章的一个明显缺陷，但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明确提出“文化自强”的口号，则是云杉文章的一个明显优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电影片厂拍摄了一部后来家喻户晓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非常形象展示了围绕文化领导权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给人很多启示。

《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在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随即接受了警卫上海南京路的光荣任务。没想到这支胜利之师却转瞬间陷入被“围攻”的困境：三排长陈喜在“香风”的熏染下目眩神迷，忘记了我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扔掉了有补丁的布袜，还说班长赵大大“黑不溜秋靠边站”。妻子春妮从乡下来部队探望他，他却嫌弃妻子太土气，跟不上潮流。新战士童阿男学生气十足，不请假就与同学到国际饭店吃饭，连长批评他，他还不以为然，“我不过是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艺术作品虽然免不了夸张，但却准确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节节胜利并保持着进攻状态的时候，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它在文化上却可能处于防守的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它在文化上的阵地一旦失守，则其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完全有可能丧失。

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局，在文化上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影片给出的答案是“向后看”——“指导员路华请来老工人周德贵和童阿男的母亲，讲述了他们解放前的苦难遭遇及斗争经历，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童阿男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陈喜也在指导员的耐心帮助下，认识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毒害”。

老实说，这样的答案看似圆满，但其实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案。它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掩盖的问题！被这种“解决”所掩盖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足以取代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新文化。“阵地”固然暂时被守住了，但在文化上仍然处于“守势”而非“攻势”。

实际上，假如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作“八连”的话，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一个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充满诱惑也充满罪恶和苦难的南京路，而毛泽东就是中国/八连的指导员路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他领导中国的27年里，连续不断地发起一场又一场文化批判运动，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在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看来，“专政”其实就是“戒严”，就是只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以自由，而不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文化以自由！文化领域里的“戒严”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对大多数民众产生“自然而然的吸引力”的程度，更没有内化为大多数民众基本价值观。

因此，根本解决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还是要靠文化建设，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强大到足以战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旧文化之前，文化“戒严”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无奈的。

实现文化自强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

如何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云杉在文章中提出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等。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新文化可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但不能以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为核心，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的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近代以来，中国之不能有效抵抗西方的入侵，“中体西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新文化可以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比如理性精神、人道主义等，但不能以西方文化为核心，这不仅是因为这将会使中国人在文化认同上产生混乱，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私有制的推崇等，在人均资源极为紧张的中国，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内部的和谐，也无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最终必然演变为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不是被官方定义和阉割过毛泽东思想，而是包括毛泽东晚年的光辉思想在内的全部思想。同样，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恰恰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斗争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大成，集东西方优秀文化之大成，体现了人类文化中最先进、最优秀的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彻底的人民本位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活的灵魂，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人民的利益不仅全部政治、经济及科学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人民还应该是全部这些活动的主体；

——毛泽东思想是主张全面民主的，“人人起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鲜明地体现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毛泽东不仅主张政治民主，同时还主张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军事民主，认为民主的精神应该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人民对一切事务行使直接的管理权，才是真正的民主，这远远超越了西方为赋予资本专制以合法性外衣而推行的“选票民主/片面民主”；

——毛泽东思想主张在每个人的个性和潜能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这一思路在“五七指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仅指出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同时还指出了人类中每一个个体解放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就必泰山还重”，解决了人类的终极信仰问题，赋予了每个生命生存的意义，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方法论，则解决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路径和方法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刚健有力，奋发有为的，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的结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沿着毛泽东的道路前进，总是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站在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上，在人类最终进入大同世界之前，毛泽东思想都将是指引人类战胜黑暗，胜利前行的灯塔！因此，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自强，谈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谈论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的话题时，就必须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毛泽东思想是个纲，抓住这个纲，才能够纲举目张，文化建设才能搞的有声有色，为绝大多数人民自觉自愿地接受，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离开了这个纲，则中国终究不能免于被西方文化殖民，直至政治和经济殖民的悲惨命运！

①作为葛兰西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学说核心，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描述了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方式便能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重新构造的过程，其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方式，其实质就在于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去教育民众、争取民众“同意”的过程。这一思想对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所启示。

附文：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12/205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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