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入侵类似于生物物种入侵，但是危害远甚于生物物种入侵。一个民族如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质，这个民族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文化殖民是西方强大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抑或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强大国家以之达到军事占领、政治统治所能达到的目标——经济依附，弱小国家因之而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中国要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大业，就必须注意防止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实现经济的独立富强以及文化的自觉自信。

　　一、新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

　　文化是积淀在民族最深处的文明成果，是民族国家薪火相传的基因，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个性。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以政治、军事等“硬实力”强迫弱小国家接受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借助传媒、投资、商品等“软实力”，将其宗教信仰、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撒播到其他国家，借以消灭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自主性，同化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这就是文化殖民。

　　文化影响思维，思维影响政策，政策影响态势。持续持久的文化殖民令弱小国家广泛而深刻地对强大国家产生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弱小国家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处于服从与被支配地位。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通常包裹在商品、资本中，也掺杂在国际文化传播、合作与交流中。正如罗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但是，西方国家利用文化交流，经久不息地实施文化入侵，美学者弗兰克•宁柯维奇在其《文化外交》中指出：文化手段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

　　二战以来，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可谓不遗余力。英国年轻女编辑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指出，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将美国包装加工成为文化大国，且利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各种手段把这种强势文化兜售给世界，与此同时竭力诋毁、抹杀竞争对手(敌手)的文化。教育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维”。多年来，美国通过组建营运各种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为弱小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这些人才成为美国的文化牧师，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宣传队、播种机，甚或直接成为美国的经济杀手，把“自由经济”、“比较优势”等理论传播到其他国家，把“华盛顿共识”政策落实到弱小国家。

　　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入侵类似于生物物种入侵，但是危害远甚于生物物种入侵。一个民族如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质，这个民族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二、弱小国家经济依附与强大国家文化殖民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严重不对称的实质就是经济依附。弱小国家形成对强大国家的过度依赖集中表现在，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弱小国家持续付出更大的成本而总是获取更小的收益，即成本最大化而收益最小化;强大国家则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此，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过去，西方强大国家运用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使弱小国家在经济上依附自己;今天，则不断用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实现经济依附策略。当今，弱小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首先表现为对“美国制造”的严重依赖。“美国制造”近乎无所不能，不仅涉及可口可乐、耐克等一般物品，也包括迪斯尼、好莱坞等文化产品，还有英特尔芯片、F16战斗机等高精尖商品。

　　其次是对美元资产、美国资本、华尔街金融服务的严重依赖。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有句名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华尔街、华盛顿之所以能玩转世界，凭借的就是美元强权。美元强权折射的就是弱小国家与强大美国之间的既广又深且牢的经济依附关系。

　　再次是对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依赖，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国际经济秩序、雅尔塔体系遗留的国际政治秩序、美国模式甚或还有“美国梦”。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当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操纵汇率给国际金融、相关国家带来诸多损失与困扰，很难设想一旦美元及其计价、结算体系全面崩溃，世界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这种犹如吸毒者与贩毒者的依赖，恐怖地维系着国际金融平衡与世界经济稳定，也是弱小国家对美国经济依附的无奈反映。

　　可口可乐、迪斯尼卡通、好莱坞影片等美国制造，折射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或民族文化;美国模式、“美国梦”、美元强权则折射的是美国意识形态等政治哲学文化。无论是哪一类美国文化，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往往包裹在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外壳中，并被弱小国家的政界、学界奉做圭臬。

　　自由主义是美国这个没有帝国称号的帝国对大英帝国衣钵的继承，是美国实施文化殖民的价值核心。美国的文化殖民，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美国的文化殖民，最终要么由战斧导弹、B52轰炸机投送，抑或由美国直接或间接培育的经济牧师传播。1994年8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殖民主义》的文章写道：“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士的福音”。文化殖民尽管形式不同、花样繁多，但是其本质与目标清晰，就是一劳永逸地实现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的经济依附。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强大国家所鼓吹的经济自由是有选择的自由。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大流动中，关键的人流被主权国家(其实主要是西方强大国家)闭塞了，而没有人员的自由流动，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利润平均化”便会成为空话与神话，而没有“要素价格均等化”、“利润平均化”，经济全球化下资源优化配置的收益、生产力进步的收益就不可能让各类主体(国家、企业、个人)均等享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就会日趋明显。

　　三、努力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历史上，英美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是依照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华盛顿共识”实现崛起的，恰恰相反，它们无一不是依靠国家主义、竞争优势、保护主义走向强大的。当初，大英帝国倘若一开始就推崇自由市场、比较优势，那么发展毛纺织的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爱尔兰;发展棉纺织的也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印度。但是，英国通过宗主国的特权，硬是剥夺了爱尔兰发展毛纺织业的权利，严格限制印度发展棉纺织业的空间，用高关税甚或严禁出口羊毛来扶植本国纺织业，而大英帝国正是依靠纺织业起家的。

　　美国则是通过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及南北内战这些“血与火”的艰辛过程，才摆脱英国施加的自由市场与比较优势的束缚，然后通过高关税壁垒(最高时达到100%)，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前后历时100余年。此前，英国的保护主义沿用了近200年(从1651年《航海条例》颁布到1846年《谷物法》废除)。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日本与韩国，都是用了至少30年的时间来孵化卵翼自己的民族产业。所谓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都是在成长壮大之后逐渐且有条件、有选择实施，与保护主义交替使用。因此，整个西方强大国家的成长史，与它们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殖民政策，存在明显偏差。

　　今天，世界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洗脑)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比较优势视作经典，来指导治国安邦、学术研究工作。而自由市场、比较优势恰是经典的殖民主义基础理论，“华盛顿共识”则是美国炮制的经典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过去的老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新殖民主义一直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火种”向世界兜售传播。他国消费者在消费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影片时，会自觉接受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他国学习者在学习被裁减、被扭曲的历史后，则会青睐美国政治哲学文化。新殖民主义的病毒就这样被感染——携带——感染。弱小国家，如若智商未泯，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就必须认清新殖民主义的面目，还原殖民主义历史，重述世界文化史。

　　历史上，中华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等都曾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各领风骚数百年甚或上千年。西方文化的灿烂集中在给世界贡献了资本主义，使人类像变魔法般在短短数百年间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因此必须坦承西方文化有其先进性。近代历史上，正是西学东渐，让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如此才有中国充满科学与理性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将中国从落后愚昧的泥淖中拽拉出来。但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西方文化被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长期糟蹋性、毁灭性使用，其真理性、科学性、先进性不断流失、消失。看看时下正在蔓延、持续的欧美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寄生、腐朽、贪婪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东方文化，在沉寂多年后，如今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明清以后，中国总体上开始落后西方，西方挟资本主义蒸蒸日上之气势，在军事政治上逐一击败了东方，如此东方及其文化长期处于“被表述”、被侵蚀、被殖民的状态。积贫积弱，是东方文化被殖民的根源。但是，善于学习的东方，很快便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中，实现了经济强盛与国家崛起，在此基础上正在实现文化复兴。而且，与西方“弱肉强食”的霸道法则不同，东方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王道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构建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更具吸引力。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

　　承认、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更加进步的体现，是国际社会走向和谐的体现。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碾平世界，反而令世界更加崎岖。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强大国家向弱小国家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过程中一览无余。世界经由大危机，“无主义”、“无秩序”、“无信任”的特征愈发明显。在“三无”世界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方针意义更加重大。我们应在此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使得经济强大独立与文化自信自觉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文化中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直接构成文化产业的中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的高端文化则成为构筑民族精神的灵魂、引领民族进步的灯塔。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与实力增强为文化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提升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创造良好条件。

　　当前，在中国，要警惕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国家安全，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下为国家安全作各种“顶层设计”，用自由主义的逻辑思维为国家安全建言献策的现象。就西方强大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只能构建在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无论是经济安全还是文化安全都不能建立、根植于自由主义理论之上，自由主义的泥滩无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长城。我们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才能有助于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