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重向度

作者:杨莘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13-07-06 560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这一科学命题是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至今已有三年的时间了。三年来,无论是围绕着这一命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还是如中宣部理论局年年组织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丛书、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这个方面可谓成果丰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既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一个“结合”的问题,其关节点在于“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讲的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其关节点在于“与时俱进”。那么,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要求呢? 基于对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的回顾,我们认为,“展现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走向日常生活”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这三重向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展现理论自觉的根本方法

 

  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言“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所展现的政治自觉,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展现的理论自觉,“自觉”一词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所在。

 

  一百六十多年前,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这里, 希冀“掌握群众”的理论之“彻底性”, 一是表现为理论必须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二是表现为理论必须“大众化”, 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把握, 这两点缺一不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因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理论实现自身的“物质武器”, 首要的就是要自觉认同、理解、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更多地以人民群众易于理解、便于学习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以明确社会价值导向、树立正确道德观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这样朗朗上口的文字加以表达; 又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句简单明确的话语加以凝练;再如把“和谐”这个老百姓最为熟知的词语作为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我们党越来越娴熟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党展现理论自觉的典范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走向日常生活的必由之路

 

  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旨在实现西方社会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不赞成苏联范式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翼思潮,其中的一个分支——日常生活批判学派,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缘由具有深刻的解释力。这一学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放在微观的社会体系、日常生活的社会范型上,主张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断裂”(徐崇温,2000),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当只属于庙堂和象牙塔,而应当切切实实地为大众所接受。

 

  如同我们党既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有一个个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一样,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也需要很好地结合“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同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的理论不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应然同实践最近、同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最亲。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之所以是“科学发展、成就辉煌”的十年,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党的理论创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可喜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根基才会得到切实的稳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成为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契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理论“进头脑”所需要的工作力度,是远远大于“进课堂”“进教材”的。

 

  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工程

 

  学者李慎明多次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着“四大安全问题”,即“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这些安全问题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安全决定前三个安全”(李慎明,2011)。长期以来,我们对教条主义危害性的认知主要是认为其危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风,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拘泥为本本、论断,不会正确地在活生生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其另一大危害在于将会使得群众疏离理论、排斥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将按照经典作家们所揭示的道路前进,对于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但再正确的理论一旦不能掌握最广大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好几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其中最为主要的三种思潮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普世价值”思潮。在一种很奇怪的言论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成功实践,仿佛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奉上述三种思潮为圭臬而产生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恰恰就是契合了这三种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希冀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面目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正统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普世价值”思潮则意图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严峻性。江泽民同志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必须从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并将其作为一项基础工程长期来抓。前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从思想上搞乱党、搞乱国家、搞乱人民,最终酿成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悲剧。苏东剧变之鉴也才仅仅过去二十二年,社会主义中国不可不察。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研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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