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还是革命——论恩格斯晚年的合法斗争思想

作者：张飞岸来源：马克思主义文库 2015-01-08 4168

1895年，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的请求，为该社即将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导言，即著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这篇著名的文章是恩格斯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文章对德国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由于文中提到了基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以及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合法斗争等观点，恩格斯去世后不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就把《导言》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认为它是恩格斯晚年着手“修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19世纪中最革命的学说的奠基人摒弃自己革命的过去，给自己的学生留下的遗嘱，要他们尽一切力量避免自己和马克思所犯的错误。

　　本文试图通过系统分析恩格斯《导言》一文，指出恩格斯晚年并没有否定革命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只是把议会斗争作为一种暂时的斗争策略。改良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恩格斯《导言》中关于合法斗争的观点

　　恩格斯在《导言》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并对当时社会民主党采取合法斗争的策略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然而，恩格斯合法斗争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转而成为改良主义者。结合《导言》全文及《导言》的写作背景，他在《导言》中强调合法斗争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 欧洲资本主义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

　　19世纪末，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开始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证明了资本主义仍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对此，恩格斯在《导言》中反思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当时处于上升期，因而“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甚至“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2]。在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利用合法斗争积蓄力量。

　　2. 阶级力量对比决定在当时应侧重合法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加强了国内的阶级统治，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革命，无疑给了正处于优势的资产阶级一个镇压无产阶级的借口。除了统治阶级对革命行为的疯狂镇压外，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当时也不利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成功。暴力革命成功的基础是建立在军队和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之上的。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以前许多起义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3]而在当时，由于统治阶级犒劳收买了军队，军队由革命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变成了起义的反对者和镇压者。“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乱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4]除此以外，军队数量的扩张，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街道的改建有利于新式枪炮发挥作用等，都使恩格斯认为街垒巷战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而恩格斯分析指出：“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5]除了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不利于革命的成功外，无产阶级的分化也证明了当时不是革命的有利时机。由于资产阶级拿一部分超额利润收买了工人上层，无产阶级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工人由于经济利益的获得而对革命失去了兴趣，另一部分工人也由于对未来利益的期待而对革命采取观望的态度。

　　正是上述原因使恩格斯作出了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革命的判断。出于对无产阶级负责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当时应制定新的革命策略，应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活动作长期耐心的工作。现在进行合法斗争，是为了避免“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6]。

　　3. 要利用合法斗争增强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

　　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作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调整。普选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行，工会组织合法化，工人劳动条件得到改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参政。在合法斗争变得有利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利用合法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政党利用合法斗争取得的成绩，使恩格斯看到了重新唤起无产阶级斗志的希望。

　　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因而是为了少数人的革命。在这种少数人的革命中，被统治阶级作为多数即使参加了革命，也只是作为消极力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往的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即使由少数人领导，也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允许大多数被压迫者作为看客，它只有依靠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韧的工作”[7]。在恩格斯看来，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不能仅靠一般的革命口号和无准备的突袭，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而合法的利用普选权，公开的开展议会斗争，正符合了无产阶级革命长期发展进程和广泛宣传、教育、团结、组织群众的目的。恩格斯寄希望于利用合法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争取大多数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使目前那种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

　　二、恩格斯对革命权的捍卫

　　恩格斯撰写《导言》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一项防止政变法草案。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8]等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防止恩格斯的《导言》给敌人提供进攻的可乘之机，负责出版《导言》的理查·费舍受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委托写信给恩格斯，要求其按执委会的意见，修改《导言》中关于革命的过激言论。恩格斯考虑了执委会的意见，对《导言》中的过激言论进行了修改。尽管修改后的《导言》掩盖了恩格斯的革命锋芒，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导言》的文本和其答复修改《导言》的书信中看出，恩格斯在坚决捍卫他绝不放弃的暴力革命主张。

　　1. 坚信无产阶级最终要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恩格斯在《导言》中尽管把合法斗争作为当时最适当的斗争策略，但从未放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9]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恩格斯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绝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而是达到实现社会主义，准备最后决战的一种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切形式，包括和平的议会斗争形式，都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谈到有效利用普选权作为当前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时，恩格斯强调，工人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的某些东西，是“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10]。正因为合法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最后的决战，所以“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11]当意大利资产阶级学者博维奥把恩格斯通过选举和议会活动以壮大革命力量的论述，歪曲为其主张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来取得政权时，恩格斯表示：“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2]

　　2. 通过书信捍卫《导言》中的革命思想

　　1895年3月8日，恩格斯在写给党的执委会的关于修改意见的答复信中，表示了其对执委会安于合法斗争的不满。恩格斯在信中说：“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者这一权利”。[13]

　　从恩格斯的答复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临终前绝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意思，当恩格斯发现《前进报》未经其允许，对《导言》中的内容断章取义，并以社论发表时，曾愤慨地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14]

　　通过对恩格斯《导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论述是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作为一种革命策略，无论是采用合法斗争还是暴力革命，都取决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改良与革命之间没有彼此否定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 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15]与对待策略的灵活性态度相反，恩格斯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丝毫不能妥协的原则性问题。“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16]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要记住这样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未来是属于我们的。”[17]

　　三、研究《导言》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导言》中反复强调不能放弃革命权，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而正确认识改良与革命的关系，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危害，正是我们未来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

　　1. 民主社会主义危机

　　从最初的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的社会民主主义，到强调政治民主多于经济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再到当代强调自由竞争多于政治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步步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如果从伯恩施坦当初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言，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因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是否愿意和平放弃政权，和平放弃其私有财产。如果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做，那么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伪命题，而赞同这一命题的政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何况这个党现在连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放弃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于其在实践中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决定与敌人和平相处时，首先要看敌人有没有和你保持和平相处的意愿，其次要看具不具备和平相处的条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看选择的主动权是否在你手中。如果这三点都不具备，却大喊要与对方和平相处，最终的结果不仅要失去选择的权利，还要失去选择的能力。从20世纪末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上述道理。

　　20世纪初，当改良主义者还未曾完全实施自己的战略时，帝国主义战争就击碎了其和平过渡的迷梦。一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被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所打断。二战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威信彻底扫地，就连资产阶级自己都不相信其能在不进行社会主义改良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在全世界都进行社会主义改良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于战争对产能的破坏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间接支持下，民主社会主义首次得以显示自己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各国被战争破坏的产能完全得到恢复，生产力的发展又使资本主义面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本来战后繁荣的结束和新的萧条长波的来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再一次破产，这应该成为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好机会。但是，由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放弃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危机，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和社会党)的目标只能继续局限于维持繁荣时期的“成果”，这样就使工人运动不但不能转入进攻，反而处于保守的境地。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软弱和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国际金融资本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打垮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彻底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大大加强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实现利润率的上升并摆脱经济危机。在里根、撒切尔等美英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发达国家对战后福利国家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新自由主义革命”降临了。新自由主义宣称，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于对资本的干预--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等等--造成的，只有恢复到昔日纯粹的资本主义，才能克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破产，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为了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纷纷向资产阶级投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不过是其向大资产阶级妥协的证明而已。

　　苏东剧变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世界进入了资本肆意横行的年代，上百年工人运动的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球化时代是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资本的力量高涨，反资本的力量衰落;全世界资产阶级广泛联合，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处于分裂状况。如果说改良主义在二战后盛行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那么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全面反攻并节节胜利的今天，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2. 正确认识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的滋生和落后国家选择革命是由当时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重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大量来自殖民地的资本积累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把本国的社会矛盾向国外转移，能够在本国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措施，以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然而，由于其加重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使得这些被剥削国家的社会矛盾瞬间激化，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因而无法担负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更没有能力通过向国外转移矛盾来缓解本国的阶级矛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落后国家的人民只有选择革命这一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而那些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领导水平比较强的落后国家，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无可厚非的正确选择。20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恐怕不是落后国家应该选择改良，而是落后国家为何选择了革命。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始终包含着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今天，我们批判改良主义，重新肯定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并不是鼓动革命，而是要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其在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攻时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这在无产阶级缺乏国际联合性的今天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8、60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7页。

　　[8]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