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逻辑与历史

作者：边立新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04-17 1954

内容提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用逻辑取代历史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绝对理性主义和历史神秘主义，认为不能把本来属于历史的东西排除在历史之外，把本来不属于历史的东西强加给历史，主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让历史服从逻辑，而是让逻辑服从历史。这就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体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与历史；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6-0046-04

　　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批判和改造黑格尔逻辑辩证法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正确阐述两者的关系，形成了历史辩证法。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集中体现了历史辩证法。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用逻辑取代历史

　　恩格斯论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应马克思之邀所撰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书评“简短地”指出该书的“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认为黑格尔创立的辩证法虽然在逻辑的辩证法中猜测到历史的辩证法，却陷入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导致用逻辑的辩证法代替了历史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1-1]。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通过逻辑的辩证法再现历史的辩证法，把历史描写为过程，并且试图解释其中的内在联系。因此，“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仅仅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并不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即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逻辑的辩证法，并不是历史的辩证法。必须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没有达到历史的辩证法。其根本原因是唯心主义作怪。在黑格尔看来，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反映。于是，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个别的联系，但在细节上，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虚构的、被歪曲的[2-2]。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概念的运动统治着现实的运动，逻辑的运动统治着历史的运动。“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3-1]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不是用逻辑解释历史，而是用历史解释逻辑；不是让逻辑服从历史，而是让历史服从逻辑；不是用历史检验逻辑，而是用逻辑检验历史。一句话，黑格尔是用逻辑的辩证法取代历史的辩证法。

　　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为历史的辩证法，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马克思得出正确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4]就是说，不能到思想中、只能到历史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二、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绝对理性主义和历史神秘主义，确立了历史事实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他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2]。充分表明他们关注人类历史，主张“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3-3]。就是说，历史过程中的经验事实是考察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必须防止抽象的理性主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3-4]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表明历史事实在历史考察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而与思辨哲学即抽象的理性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否认历史事实的抽象的理性主义：“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5]这里所说的“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历史的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本来是历史的基础。唯心主义历史观却把物质生产活动排除在历史之外，当作同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而把历史的观念当作是历史的基础。显然，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把本来属于历史的东西排除在历史之外，更不能把本来不属于历史的东西强加给历史。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认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3-6]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在于，不是历史而是逻辑。黑格尔哲学中“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3-6]绝对理性主义必然导致神秘主义。恩格斯指出，“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3-7]，“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3-6]。这是克服历史神秘主义的唯一途径。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必须回归历史的真实，把历史当作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包括历史的现象和历史的本质。不关注历史的现象，当然不能认识历史的本质。仅停留在历史的现象，便不能达到历史的深处。事实上，历史是一个整体。在历史的现象之中，隐藏着历史的本质，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重视历史的现象，更重视历史的本质。考察历史的现象，是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前提、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主张“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8]。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停留在历史现象。在考察历史现象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历史的内在结构和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3-3]，分析和比较历史现象，有助于认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让逻辑服从历史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首先，逻辑必须服从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是让历史服从逻辑；唯物主义的方法是让逻辑服从历史。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逻辑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正如思想不能离开现实而存在，逻辑也不能离开历史而存在。意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独立的历史。“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9]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改变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因此，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出发，即“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不是从逻辑出发，让历史服从逻辑。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1-3]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没有所谓“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只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史的认识。只有让逻辑服从历史，用逻辑表达历史，才能深刻地理解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正确地把握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其次，逻辑辩证地统一历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无差别的等同。逻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复制历史，而是思维把握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逻辑所展现的内容不是历史的全部，而是历史的深层，即透过历史的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通过历史的偶然发现历史的必然。恩格斯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1-3]逻辑的进程并非完全等同于历史的进程，可能会舍弃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局部、某些细节，从而达到把握历史的本质和必然性。因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3]。根据历史事实、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逻辑。“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1-4]逻辑源于历史的事实，又超越历史的现象。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升华的逻辑，是从历史的表层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从历史现象的真实达到历史本质的真实，因而真正达到了历史本身。

　　再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历史经验主义满足于“历史细节的真实”，停留在历史事件的表象，把历史归结为各种偶然事件的堆积，拒绝深入考察历史，忽视历史本质的真实。相反，历史理性主义把历史当作逻辑的表现。“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3-10]。结果是，把历史逻辑化，用逻辑代替历史。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不同于历史经验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张，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发现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把握历史本质的真实。除此而外，还需要把这种认识同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防止把这种认识固化成僵死的教条。总之，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既要防止历史经验主义，不能用历史现象取代历史的本质，也要防止历史理性主义，不能用逻辑取代历史。

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在思维中再现

　　有人认为，在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是对立的[5]。持这种观点的文本依据是：恩格斯主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1-5]笔者认为，以此为依据得出的认识，是偏颇式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相同的问题。就逻辑与历史的关系而言，他们的思想本质是一致的。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论”并不成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中，马克思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认识的过程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6]这里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就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过程。这种抽象，只是揭示了对象的不同方面规定性，尚未达到对对象的整体性认识。所以，还必须走第二条道路，进而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思维的过程，不同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7]。思维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和机械地复制历史过程，而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区别思维的过程和事物发展的过程，防止用思维的过程代替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辩证法就是用逻辑思维代替现实事物。对此，马克思批评道，“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8]

　　马克思主张，“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是以事物的发展过程为基础的。作为思维对象的现实世界，“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7]“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在历史中存在。思维的过程是以历史的过程为基础的，并与历史的过程相符合。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支配关系或者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由具体范畴整体表现出来之前，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抽象思维进程符合现实历史过程[1-9]。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现实中引出思想是唯一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6]在这里，马克思说的“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是完全一致的。两人都把客观事物当作思维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了思维过程的特殊性。由于思维过程不同于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才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同其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1-5]。恩格斯也认为，逻辑的进程并非完全等同于历史的进程。“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1-3]作为过程，历史表现为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然而，历史不等于过去，把握历史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过去已经凝聚到现在之中。只要深刻地理解现在，就能够正确地把握历史。正如“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10]马克思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而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恰恰体现了后者。

　　原文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1]，41[-2]，43[-3]，45[-4]，25[-5]，18[-6]，19[-7]，18-19[-8]，20[-9]，23[-10].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2[-1]，363[-2].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1]，66[-2]，71[-3]，73[-4]，93[-5]，650[-6]，651[-7]，79[-8]，72[-9]，139[-10].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9.

　　[5][美]卡弗·特雷尔.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姜海波，王贵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4.

作者简介：边立新(1955- )，男，河北秦皇岛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