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外传播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外传播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于洪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对外传播，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大课题，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说清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好我们赶上十九大召开，读完习近平总书记三万两千字的报告，感觉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认识、思考和分析，差距还是很大的。昨天，我重新梳理了一下，感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对外传播，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对外展示。这是同一个概念，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统一和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国际传播，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对外宣介。

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当然，我们现在还经常讲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要以时代化和大众化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成就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又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传播?传播什么，怎样传播，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品格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别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具体国家，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确切说是产生于德国，距今有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从来也不是排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很多深刻论述，他们明确说地，他们所阐述的那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其实讲的都是一个道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要结合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要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毫无例外可言。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应当说，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具体实践，就不会有苏维埃俄国的成功和苏联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建设成就。虽然后来苏联出了问题，苏联的体制失败了，但列宁主义问世、列宁主义形成，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理论上有了一批新的成果，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学说，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学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学说、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学说等等。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新产物。列宁讲过一句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完全改变了。革命以前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完全是理论上的构想和概念，或者完全是理想，有了十月革命的具体实践，有了建设新俄国的历史过程，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认识才更深入、更具体，更具有时代特点。

所以，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国别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走民族化的路径，势必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因和潜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自身特点和它不断发展的自身需要所决定的。这是我们从理论上需要充分认识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段时间，主要是苏联共产党，曾经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别化和民族化，为什么呢?它就是要把自己的建设经验，把自己的制度体制，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主张当做一种教条，当作一种模式，强行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我们党是明确反对苏联共产党这种做法的，但最初我们也有这么做。党在初创时期某些领导人，也曾犯过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的错误，犯过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先进理论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但我们党最初的一些领导人，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甚至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旨意来规划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中国革命几乎就半途而废。1935年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我们才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次中明确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现在看，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思考非常深入，也非常明确。他当时就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其在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且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的自身建设，指导中国革命，指导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历史过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九十多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几大理论成果。第一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那些正确理论和主张的集成。因此，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已经得到了全党的高度认可。

按照《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中的阐述，毛泽东思想包括六大方面，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不知为什么，这份决议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实际上，毛泽东关于和平建国的理论，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还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主张，也应视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没有被归纳到毛泽东思想中去，说明我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还没有充分到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认识和梳理这不够充分。

后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这三十多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重要理论成果，或者说是第二个理论高峰。现在，我们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是与习近平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涉及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十八大后提出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还有此次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不断创新而持续发展的。

第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外传播是由新时代国际关系基本特点决定的。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共同体，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统一体。不同社会模式、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制度和体制之间，始终存在着如何相互沟通、如何相互联系、如何相互学习、如何相互借鉴等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人类的命运是安危与共、息息相关的;人类文明是多元、平等和互鉴的，是在相互补充、相互交融中实现发展和繁荣的。人类社会的统一性、文明进程的整体性，这是中国在历史新时代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需要的关系。过去我们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认识上是简单片面甚至偏激的，现在我们说的是，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相互需要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的新定义。去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举行时，习近平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进程时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这两个进程是相互统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外传播，是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人类文明融合互鉴的世界大势所决定的，也是“两个需要”与“两个走向”同步加速的必然选择。中国要更好地适应“两个需要”和“两个走向”，就要加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对外宣传。

另外，我们要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十分全面和客观。总有一些势力和国家，对中国知之不多，或者存在误解和偏见。也有些势力和国家，不是不了解，而是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它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同于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把我们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混同于旧日的苏联模式，把我们加强国家权力，混同于恢复集权体制。还有人把我们全面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混同于接受普世价值，接受西方模式。更有人把中国和平崛起，在全世界拓展发展空间和安全利益，混同于传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中国在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歪曲成抢占“势力范围”。由于这样一些情况的存在，我们必须在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断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宣传。这种外宣工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实践表现对外传播相统一的过程。

第四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外传播的首要任务在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欧，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还多。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西方人不太理解。我们对外理论传播，首先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够超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具有其他任何理论都不能替代的真理性。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性而言，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向世界阐明，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尽管当今世界已发生许多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仍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就是要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时也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依然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永远恪守的行动指南。

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自然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实践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和最大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我们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表现，就要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要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是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和本质特征，是我们的制度和事业生生不息的强大政治保障。我们要世世代代永远坚持下去。另外，我们还要反复深入地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是什么，持续发展的动力泉源是什么，总体目标和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针对当今世界对中国迅猛崛起的各种疑虑，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世界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社会制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系与其他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要通过这些传播，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绝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关系，而是互学互建、共生共荣、相互促进、彼此融合的关系。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外传播，要着重讲清这些道理。

第五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问题。这方面我想要注意把握五个紧密结合。一是要与国家总体外交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外交是复合型的、立体化的、是宽领域的和多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外传播，要纳入国家总体外交布局中去，首先要纳入外宣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去，要发挥政府和民间、智库和传媒、文化与教育等多种机制渠道的不同作用，努力实现传统传播方式与现代传播手段的优势互补。要开发和利用国内外两资源，把我们自身发声与请朋友替我们发声，走出去发声与请进来发声有机统一起来。

二是要与树立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紧密结合。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道义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过程，必须与树立我国良好形象相统一。具体讲是哪种形象呢?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底曾经在有关会议上明确指出过，我们要在国际上树立“四个形象”，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三是要与宣传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紧密结合。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拉动作用，在引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领军作用，如今已远远超过欧美国家。这些成就的取得，利益于中国一日千里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而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中始终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内容。

四是要与塑造我们的党良好形象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是当今时代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拥有8900多万党员。正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强大执政党，领导13亿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光辉成就，在人类历史新时代谱写出一幅又一幅精彩的画卷。当今世界许多政党都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都在研究这个党成功的经验和秘诀。我们要在国际上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自然而然要涉及我们党的思想、理论、纲领和内外政策主张，要宣传中国共产党既立党为民、奋发图强、廉洁自律、开明开放，同时又不忘初心、改革创新、包容合作、锐意进取的优良品格。我们要通过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使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象更加光彩，影响更加广泛。

五是要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过程，也不是排他的过程。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本质上是海纳百川的过程。在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广泛、人文交流愈加深刻的历史新时代，我们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必须把我们的成果传播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其中包括精神文化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具有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才能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更强的感召力，更持久的公信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传播，无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创新和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但如果我们用“大道至简”的思维去思考和运作，其实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政策、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我们还要注重话语体系建设，提炼出在世界上有独特影响力的中国式话语权体系。做好上面几个结合，做好话语权体系的锤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如何对外传播，怎么进行传播，到底传播什么，自然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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