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与媒体分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与媒体分化

李希光

我这次来江西很有意思，我跟江西还真是有缘分。我在江西主持一个媒体报道无烟南昌的这样一个研讨会和培训班。如果南昌无烟立法成功，南昌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无烟城市，这对南昌的品牌塑造和形象是非常好的。再一个我是第二次来南昌，第一次来南昌差不多是十年前。当时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同志叫我同他一块来到井冈山，办我们国家第一期的全球传播研讨班，那个时候还不叫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井冈山一个星期，我和赵启正同志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新闻教育，他提了很多好的设想。回到北京后，他同我一块促成了清华大学在第二年创建了新闻传播学院，所以清华新闻传播学院的思想理念来自于江西，来自于井冈山。我有两个好朋友也是江西人，原解放军副总长熊光楷、原中央外宣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他们在创建清华新闻学院上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学术和教育上包括新闻学院的创建上都和江西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新传播环境中记者的知识更新》，主要有四点内容：一、当前传播环境；二、新媒体给新闻传播带来的挑战；三、新媒体带来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四、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理性原则。

一、中国新闻传播环境

（一）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媒体分化

当前，中国社会大概分四个阶层：1.新兴资本精英集团；2.国家管理者；3.中间阶层；4.底层社会。

权力顶端的人称为新兴资本精英集团，包括文化资本、媒体资本、经济资本、买办资产者、权贵知识分子。中国社会最顶层不仅仅简单说是政治权力，是权势集团，是既有政治权力还有财富权力。虽然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但利用他们的财富权力，吸引大批有政治权力的人围着他们转，跟着他们跑。那些身为高官的为什么没在金字塔顶端呢？在这一点上，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大家都要认真学习领会。我们这两届党中央都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超越这个阶层的，代表最广大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有些人会提出质疑，为什么在媒体上还会看到某些高官落马，腐败堕落的党内官员？不排除有少数的一些身居要位的高官，他跟顶层的新兴资本精英集团有权钱交易，或是在他们那里寻租，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和代理人，获得个人利益，这种人是有的，而且媒体经常曝光的。

中间阶层占我们中国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今天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中间阶层包括普通公务员、工薪小资产者、学校教师、有薪水的记者、小农、白领职员、蓝领工人、自由职业者。中间阶层非常重要，看看今天的网络言论，似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社会的火山口上，觉得随时都有火山爆发。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十年前网络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邮箱，开始有自己的博客。为什么陈胜、吴广还没有走上街头呢？主要是中国存在一个相当稳定的中产阶层，也就是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年龄相当于50岁左右的，比较稳定的，看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动乱和苦难的日子，又看到了通过改革开放，通过中国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进入了稳定繁荣的发展期，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连续30年接近10%的GDP经济增长。没有一个国家能带来这样一个在这么多的人口、民族，这么复杂的中国周边环境和国际关系中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这个阶层接近中国人口的一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还有主要购买力，再有一个是保守意义的存在。因为他们总是想到文革、内战和军阀混战，所以这一阶层是稳定社会的基础。

还有一个底层社会，包括失业者、失学者。什么叫失业者，就是根本没有工作过，失学者不是说小学失学儿童，而是说大学读了博、读了研后找不到工作，在城市里漂流、流浪。再有就是无薪水的记者，流浪到一些公司，有的给政府做五毛党，有的给非政府组织或公司做一毛党。还有底层文学青年、电视民工、网络民工。

四个阶层因为经济地位不一样，必然带来不同的政治观点，对社会观察力度和角度也不一样。

由于中国的不同的阶级性，出现观点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和南昌的底层社会一个普通民工的观点不一样，中间阶层的也不一样，观点多了，导致价值的多样性、记者兴趣的多样性、事实的多样性。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真相只有一个，但事实可以有成千上万个，结果出现了，每次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就出现了不同的新闻版本和新闻真相。政府发言人怎样澄清都没用。每个人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选择不同的事实，没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二）三个世界的媒体新景观

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出现了三个世界，即官营媒体世界、商营媒体世界、民营媒体世界。

国家管理的、政府部门领导的媒体应该是官营的。官营媒体，主要从内容来看，还有市场来看，就是党报，从中央的党报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机关报。

商营媒体，本身是官营媒体的儿子、孙子，就像江南都市报，商营媒体和官营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官营媒体是给领导看的，商营媒体是给广告客户看的，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是读者想要看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读者想要看的，不见得是读者需要的。民工、底层社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想要致富，掌握科技知识，种田的知识，养猪的技术，掌握网络的技术，软件技术，可能就会富起来。媒体报道是要提供读者想要看的，还是需要看的。需要看的是读者不太想要看的，想要看的，有时对他还有害。商营媒体没办法，如果不是读者想要看的，就没有发行量，电视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等等。

还有一个民营媒体，底层社会新媒体，网络媒体出现后，弱势群体可以办成自己的网站。它不是靠广告，靠网络，没有广告支撑。

（三）三种新闻传播观

有了三种媒体世界就出现了三种新闻观：意见领袖媒体，党的媒体，纯商业媒体。

意见领袖媒体是以商营媒体为主，大家关注商营媒体，商营媒体跟头版、头条说的什么、专栏作家发表什么言论，在网上转载，电子邮件转载，博客讨论。第二种就是党的媒体，有发行量，但阅读量有限。还有一种就是纯商业媒体，其社会绯闻、丑闻比较多一些。

这三种媒体，意见领袖媒体称为非党媒体，他们办报的基本方针是削弱或最终改变现在的政权结构，通过学术讨论，新闻报道，传播西方政治理论；第二种党的媒体，按党中央的要求，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中国国情；第三种纯商业媒体，为了媒体的投资者赚钱和媒体的经营者赚钱。

党的媒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关系，是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变成党和人民的一堵墙。纯商业媒体就是强调媒体与市场投资者的关系。

意见领袖媒体的新闻价值观更多表达个人的意见，强调观点的表达自由和新闻报道的主观性。新闻报道主观性是什么？客观性要求的是不能出现最基本的事实错误，不能遗漏重要的事实，但是意见领袖媒体报道有一个目的，政治目的，强调观点自由表达。党的媒体新闻价值观强调新闻来源的权威性，比如说那个地方失火了，那应该从公安局、消防局获得信息，什么地方发生疫情，还要在卫生局获得信息，什么地方发生地震了，从地震局获得信息。但强调观点自由表达的媒体，从网上匿名的观点，作为新闻报道的来源。纯商业媒体新闻价值观强调的是投资人利益为价值取向。作为意见领袖媒体报道的内容、言论和观点高于事实，一件事情还没弄清，不是第一时间报道事实，而是第一时间发表评论，观点和评论高于事实。而党的媒体强调正确的舆论导向，特别是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党的媒体还强调做党的新闻工作者。纯商业媒体强调经济利益，一切为了经济利益、利润，为了广告。

在这样三种不同新闻媒体下，存在两种新闻实践：一种是客观新闻学指导下的实践；另一种是主观新闻学指导下的实践。

客观新闻学就是遵守职业操守，媒体是传播事实性信息的，媒体应该尽量中立地选择事实。

主观新闻学就是强调政治与商业活动型记者，强调媒体是制造舆论的工具，为政治或商业目的开展新闻报道、选择事实。

我们报道新闻的时候，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在给新闻定义，这是个理论问题。新闻的定义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每天开选题会，报选题，出去采访、提问，回来整理采访笔记，再做新闻标题，写新闻导语，决定采用什么引语，不采用什么引语，加什么背景，不加什么背景，就取决于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定义，新闻的定义和判断。过去新闻定义是什么呢？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新闻教课书，包括中宣部第一任部长陆定一同志对新闻定义基本一样，新闻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关键词是事实。但今天不是这样，虽然还在强调新闻事实的信息，但更多地强调观点性信息，一件事谈什么看法，甚至还没搞清基本事实后，有人就敢于发表观点，还有结论性信息、政治性信息。种种的不同立场，会出现不同的新闻定义。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媒体发生大分化，出现不同的阵营，但还不是完全敌对的。我们党希望建设和谐社会，不希望看到不同的敌对的政治阵营，但在客观现实中，敌对政治阵营已经出现了。资本精英集团有他们自己的媒体，国家管理者也有自己的媒体。我们江西日报属于国家管理者，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和省长应该是江西省国家管理者。还有中产阶级，希望社会稳定，因为50岁一过，就出现养老金、医疗保险、退休后的工资等要求，社会一不稳定，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中间阶层有自己的健康时报、中国老年报等等。底层社会虽然办不起印刷媒体，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网络媒体。

为什么不同的媒体会提供不同的真相呢？问题在哪里？关键是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共享的媒介化世界。为什么不同的媒体、不同的人，看见的事实会有不同的结论呢？比如说，真相是蓝色的，为什么从媒体看到的是绿色的呢？因为记者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的立场、观点，记者还要考虑到主编对这篇稿件会不会发，主编又会想到读者喜欢不喜欢，结果记者考虑到主编，主编考虑到读者。如果这个真相，读者、主编都不喜欢，趁早别报道出来。结果，记者根据个人的价值判断，根据偏好、偏见、限制，从中选择了一块，然后呈现给读者。读者再根据自己的认知角度，看到了绿颜色了。问题在于，不同的媒体，记者在报道同一事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共享媒介化现实，取代了真实的事件。对应的媒介化现实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分化。除了社会分化，经济收入的分化，社会地位带来的，加剧了媒体的分化。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整个主流媒体，特别是报纸，都出现这个问题。

报纸是一个社会的共享平台。电视收视率很高，但电视对于新闻报道，一条新闻40秒，看不出完整的内容，深入的背景也看不出来，对社会的真正的交流平台，对社会的认识应该建立在报纸上。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来自哪里？来自于共享的议程、共享的信息、共享的媒介化现实和共享的新闻价值。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时代，有没有办法形成共享的议程和共享的现实？什么叫共享呢？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哪一件事，对这件事，全国人民是站在哪一个角度看，对大家都有利，最后达成一个结论。但这种东西不是某一个说了算的，应该有一个大家都看的一张报纸和交流的平台。问题就出现了，中国一个城市有好几家报纸，而且中国的网络很多。网络有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美国纽约就一张打报《纽约时报》，其他的报纸就是小报，登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消息，看了也不信，知道是假的。中国不一样，分成了不同的背景。很多老百姓，不管大报小报登出来了就是真的。结果就变成媒介化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名誉总编、亚利桑那大学新闻教授伯莱德里去年年初给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国家救助报纸的议案。这项议案建议，为了确保新闻自由，国家该掏钱给每个人订一份报纸，订什么报纸每个人自己决定，国家应该给报销。通过这个促进报纸不断提高质量，形成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要形成共享的议程需要成熟的、高水平、有经验的主流报纸记者来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否则，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报纸越来越肤浅，只提供读者想要的，不提供读者需要的。因为报纸还有一个培养读者的教育工作的作用。

打开电脑，看看网上舆论，或者打开手机，看看微博，你有种感觉，好像中国处在社会火山口上。但是，中国有一个中间阶层，这是中国政权的稳定基础。在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中，它是上下层冲突缓冲地带；在社会稳定的思想因素中，它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稳定的经济因素中，它是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体。

底层社会的言论主要是靠网络。根据什么数据判断网络的言论主要是底层社会呢？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调查结果：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70%为29岁以下青年人；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75%以下为中学以下学历；中国网民的收入结构，60%以上的人为1500元以下收入；中国网民的职业结构，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管理者不到8%。而这些党政机关的教育程度、文化层次、思想的先进性、知识结构，应该都是引领社会进步的，这些人占网民的总数不到8%，这些人基本上工作繁忙，八小时工作，有的还经常加班，基本上没时间在网上发表个人意见。可以看见网络的大部分推出的是五毛党、一毛党的意见。从粗糙和骂人的语言文字看，大部分是中学水平的人，并不是成熟理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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