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洲：买办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自弃经济主权形成利权外流的滔滔江河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中篇.中）
再走那条毫无希望的死路（中）
买办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自弃经济主权形成利权外流的滔滔江河
一.买办主导的对外经济合作
由于买办势力是以整个腐败的官僚阶层及附属于他们的精英学者为其社会基础，掌控着太多太大的重要权力；因此，尽管胡总执政以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顶住外来压力，并付出巨大努力坚持不懈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却仍难以完全阻止买办势力以其阶级本性注定要走的买办化路线。
买办无祖国，买办化的道路发展的是外国的利益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和金融安全的方针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买办内奸遍布朝野，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在国际市场上，以我大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我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以至于我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
我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对“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政府债券，以及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这几件大事对美国带来的多种巨大利益外，还作出了其它“重大贡献”。
如：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注1]
早在我入世谈判中，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及其以全球化为最高准则的代表赴美谈判时，未经中央批准就迫不及待抢先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使美方得寸进尺，立即又抬高了谈判价码，使我入世付出了完全可避免的高昂代价，此事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
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 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终于又重演了。[注2]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 （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自现任部长上任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 “中华之星” ，“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注3]，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的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
（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采购或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和各地方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遇阻。发包单位某些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又如：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重钢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注4]
抵制国货的买办歪风也刮进了体育界，如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负责人就是不用。（与中国乒乓球队提倡国货的爱国精神形成强烈反差。）爱国精神氛围的缺失已使中国羽毛球队失去了昔日世界羽坛霸主的朝气。由于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尤尼克斯轻松拿下中国庞大的羽毛球器材市场。“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主帅，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我们的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一个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令人不可思议。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如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路借改造拆迁之机，要国货专卖店撤离，让位给国际洋品牌。在地方政府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上海南京西路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也都抵制国货。他们根本不看商品销售业绩，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甚至强调国产品牌“血统不好”。销售额居前三位的上海家化“佰草集”被商场劝退，占国内24％市场份额的“三枪”内衣等也在上海市中心百货商厦无立足之地。这使人想起当年上海租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招牌。不同的是，这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其中也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中国企业在生产环节就已遭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挤压，而在产品销售阶段又遭“国货歧视”，民族产业正面临危险处境。（见丛亚平《如果在本国市场国货遭歧视……》，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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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2：见中华网2007年4月8日置顶文章《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注3：《参考消息》曾刊登过日本人的文章，日本方面为赢得中国高铁技术设备项目的合同，至少花了2亿元的公关费。
注4：见2006年11月03日《经济参考报》文章《国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遇阻跨国公关》记者/刘健李永文 王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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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兼并
改革开放之初我吸引外资的政策曾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但这些引资政策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如境外合资方控制着进出口渠道和技术，高价从其关联方进口原材料、设备、技术，低价出口产品给关联方，外方因此而获大利。而中方却惨淡经营，大量亏损直至破产，即使控股也没用。自90年代以来，我对外资更加优惠，不但给予税收减免，而且还白送（或变相白送）大量土地等，如“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土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长三角到处搞 “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注1]。外资原本就垂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于是在我优惠政策鼓励下蜂拥而入。这些外资进来决不只满足一般利润水平，而是利用一切可能谋取最大利润。为此它们谋求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垄断暴利。
在这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帮了外资大忙，由于我外汇管制政策，外商在合资企业的帐面利润不好出境，但政策许可外资以利润继续滚动投资，扩大股本。但合资中方的利润却不能扩大股权而要上缴。几年下来，中方控股变成了外方控股，合资企业变成外商独资企业。
外商巨头还充分利用了我们前些年错误的宏观政策所造成的普遍萧条和资金短缺，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外加收买政府官员；以我各行业骨干龙头企业为目标进行大规模兼并。往往仅以象征性低价就能控股我骨干龙头国企。这类兼并通常只以我企业中最具盈利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资产合资，并以净资产作价，但却不承担债务及下岗工人的安置补偿；而且因我会计制度的缺陷，企业品牌及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还不计入资产（等于白送）；合资通常都要大量裁员；外籍人员享受高薪；合资后外方再利用其控制进、出口渠道获进、出口双重剥皮暴利等惯用手段掏空合资企业（如产品内销为主则谋求控制企业经营权），造成其严重亏损，最后迫使中方低价出让股权。有机可乘的外方根本就不会给合资企业带来什么新技术，却总是将我被兼并企业的品牌和技术能力垄断扼杀。总之，留给中方的是债务、失业、负担、穷困、绝望、破产；而外商得到的却是暴利、巨大的财富源泉、及将导致垄断的庞大市场份额。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2]。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3] 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中国是一主权国家，外商巨头神通再大也不过是商人，又如何能吞噬我主权国家那么多重要战略行业，及其对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呢？这无疑是代表我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被买办意志取代的结果，若无我买办内奸相助，简直难以想象。
随着2000年底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一纸命令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以及此后被他和他的徒子徒孙蛊惑推行的溅卖国企的“改制” 浪潮，骨干国企、行业龙头、军工重要制造基地，这些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和工业技术体系精华，就再没有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最重大的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以及买办精英们所代表的洋人及买办意志。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他们以买办精英“国企改制”的鼓噪为思想武器，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而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建国以来，毛主席、周总理吸取苏联东欧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重视人民生活，一直以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全世界最低廉的工业产品及其成本系统。既满足了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因此而成为我国发展经济最具竞争力的有利条件之一。
现在，随着外资大鳄在我国的大规模兼并而逐渐确立其各行业的垄断地位，晚清洋人控制我金融和大宗商品贸易等经济流通命脉，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获垄断暴利的历史将重现。便宜的中国商品将成为历史，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将因此而愈发困窘，我们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将永远失去。财富外流也将汇成滔滔江河而难以遏止。
在此严重时刻，我们不是去加强在诸如骨干国企、行业龙头所代表的民族产业技术精华和军工基础等重大国家利益领域的国家意志，（许多科学家关于重建国家工业管理机构的建议已被否决，）相反却为他人剥夺我最后的经济自主权大开绿灯。这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撑鼓励这种剥夺。
如：外汇投资公司还未成立就将第一笔30亿美元购买美国私募公司黑石集团无投票权股份，黑石不仅以各种方式侵吞我股东权益，而且将我股金主要用于兼并我国企（如蓝星公司等）。更为严重的是，黑石此恶例一开，立即鼓舞了大批国际私募基金，纷纷赶赴这场利用我资金瓜分我国企之盛宴。而我有关部门则迅速对其大开绿灯。
2007年5月25日凤凰卫视报道，我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说，“今后国企改革应更多引进境外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国际资本。”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对此配合说：“应该允许金融机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介入私募基金已成为一种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确实有高风险，但回报也比较大，任何金融市场，风险和收益都是对称的。……应该说中国不缺外汇。但是外国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以后，能够带来技术，能够帮我们培育人才。” （什么技术？用我们自己的钱贿赂我官员贱买倒卖我国企。学他人如何操着我们自己的刀切割我们的血肉吞食？）
这样，不仅我外汇储备，而且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所有我金融机构的资金，都将成为用来剥夺我们仅存的最后一点经济自主权的“异化”力量。溅卖自己还要自己掏钱。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可思议愚蠢自溅之事！掌握在买办手中的国家经济实力，最终也将如买办癌瘤一样扼杀掉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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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高梁《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2007年6月。
注2：见李炳炎教授《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2007年3月31日 。
注3：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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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切动脉加速对外淌血的金融开放接轨
在金融及经济管理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留下了前面谈到过的两个四万亿元财富黑洞（其中一个是外汇黑洞），及高达30％的银行坏帐率，造成我空前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留下了该领域众多以外国利益及全球化为己任的买办骨干，其中许多人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已被揭露。他们在制定和执行实际政策等“公事”中总是尽其所能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
a.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
2005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中国要提前一年与国际金融全面接轨。此举意图十分可疑，将我宝贵的一年准备期白白拱手相送，不仅片面有利于外国而不利于我；而且将使美、日等操控国际资本，可提前于2008年就能对我发动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使其与借2008奥运题材制造台海危机的军事行动形成配合。
2006年1月银监会第2号令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自废我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自主权，使我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无一例外地均被外资参股。加之此前我各大商业银行也已被外资以低价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无疑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如此单方面优惠外资而将经济主权拱手相送，绝非什么“次优均衡”[注1]，而是建立在对我巨大损害基础上的外资暴利[注2]。而且外资银行通过其参股的中资银行董事可对我银行经营、资金流向配置等了如指掌，而我对外资银行如何运作却两眼一抹黑。我自弃主权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及因此而造成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对我造成如下重大危害：
1．我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以极低价格对外资出让股权，使其仅一年即获其入股金10倍暴利，造成我仅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 [注3]。巨额财富流失的积累无疑孕育着日后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2．不仅使我国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由于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资金的流动制约着商品流动，外资对我金融运营的洞悉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我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包括国际并购活动）都已处在国外对手（或敌手）的监控之下，而我却无从了解对手（或敌手）。[注4]
3．管理层也因我与外资银行获得信息的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而难于对其进行监管。
4．外资银行因境外热钱大量流入及以其“优质”服务（包括存款保密及转移出境服务）吸引非法收入占有极大比例的我高端客户存款，使其经济实力得以超规模迅速增强。从而大大增加了国际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金融冲击的能量和速度。
5．境外投机热钱通过外资银行以我不知情的方式大量流入，形成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
外资银行以我所知甚少的方式引进并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制造出巨额债务货币。既侵吞我国家财政货币发行利益，又制造出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和巨大社会金融风险。
事实证明，不对等的金融过度开放已严重损害我经济主权和利益，大大削弱了我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6．当外资银行创造的债务货币超过我国有银行信贷总量时，就可形成其事实上的金融垄断，使其可制造剧烈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然后全面控制我经济命脉。进而再利用其金钱优势实现对我政治、舆论、文化、教育、司法、外交和军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注5]。此巨大危机因我对外资银行之具体运营缺乏了解而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也因此更为致命。
7．外资银行还可利用其参股我银行之信息优势，以金融资本控制我国内产业资本。并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中。[注6]
8．外资银行及金融机构，如同连通我经济肌体与外部世界的粗大血管，在当前我法纪废弛腐败盛行的环境中，这只能是我单向失血的血管。不仅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而且“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资金抽取地”[注7]。而外来热钱的大量流入最终也将卷走更多财富。最终必将使我经济因严重失血而导致崩溃。
现我主要国有银行都被外资参股至少25％，虽然规定此25％的限制不得突破，但深圳发展银行已被美国人控股，华夏银行已被德国银行实际控股，广东发展银行由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封劝我“以中美友好大局为重”的说情信而突破25％的限制达到38％。（若非我国内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国有银行恐早已被外资控股。）在保险业方面，我保险巨头新华人寿已被外资实际控股。
境外金融大鳄入股我银行金融机构，也与跨国公司兼并我各行业骨干国企一样，即充分利用了我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亏损、资金短缺、巨额坏帐等普遍经营困境。因银行业自有资金只占8％，又是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枢纽，因此坏帐损失问题更为致命，也更易为意欲兼并之外国金融资本所乘。回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银行金融业被美国控制的历史，最初也是由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误导这些国家采取紧缩政策，造成普遍经济灾难，尤其是银行系统巨额的坏帐和亏损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寻找“战略投资者”“救火”。于是美国大银行趁机以最低的代价参股控股，（若一时不能控股就再制造新的机会，）待到这些国家金融业被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控股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其经济自主权。即使民意选举左派上台也难以改变经济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由此更可看出，美国对我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造成我普遍经济困境（尤其是银行金融系统）后再乘我引入“战略投资者”之机参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国家金融银行业以求控制其经济命脉的阴谋再现。
我银行金融机构前些年巨额的坏帐和亏损，有经理们失职的严重问题，但主要还是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一切经营单位的三角债和坏帐，破产等社会经济损失最终都要体现到货币循环的枢纽――银行的坏帐损失上来。（银行的坏帐损失大约相当于全社会经济损失的一半。）随着2003年胡总执政后不再实行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银行业自然也就重现生机，扭亏为盈。而外资恰恰赶在这之前以最低价参股（一般都是每股1元多），然后享受宏观经济大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因此造成了境外银行资本的经营神话。
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及其以小博大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影响及支配控制作用，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包括美、日、英、印等都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控制甚严，未曾有一个法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有过像我银监会必须有外资入股这样的政策规定。显然，银监会所推动的与国际金融接轨，决不是学外国这类维护金融安全控制风险的好经验，而是学不怀好意的金融强国希望我们效法的拉美、东欧引起经济灾难的错误政策。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又对媒体说，“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注8] 刘明康欲以我之重大让步换取美方不容推卸的对等义务，从而肯定目前中外金融开放的不对等状况，并使之以“既成事实”永久固定下来。
银监会按其职责，应是维护我银行及金融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意志的代表。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专以自弃经济主权利益并最大限度地放大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为能事，这本身就是其金融监管职能应查处的渎职卖国行为。而且一而再，再而三，足以证明其负责人渎职卖国的故意。国家金融由这等人监管，谈何安全？
b.“确保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央行及金融管理层
前文（中篇.上）曾说到，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本质变化，是从央行19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开始的。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前驻华大使普理赫语）。
自1993年6月央行近十年紧缩货币，不仅造成我重大经济损失及人民深重的苦难，而且所造成企业和地方财政普遍的困境及严重恶化的金融形势（高达30％以上的银行呆账），为形成巨额财富外流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及西方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条件。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虽已退出政坛，但其长期掌控央行及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其党羽在这些最应体现国家意志的关键部门形成强大的买办势力。继续奉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方针。
央行自2002年以后，仍继续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其规模甚至远超2002年以前，更有力地继续支撑着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继续对我资产造成更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我所丧失的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因此更为巨大，因此产生出的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也比2002年以前更大。
更令人愤慨的是，央行不仅购买美政府债券的规模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而且居然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风险比美政府债券大不知多少倍）的次按抵押垃圾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入股美国黑石集团的30亿美元不就是被其用来兼并我骨干国企吗！）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9]
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 普遍拖欠“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只要严肃法纪紧追责任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至少可追回相当大一部分。但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匆匆忙忙让这些拖欠银行巨额坏帐的大中型国企破产解散，有关责任人也一走了之，人为地造成无人追帐无人过问的状况。（中央各部众多直属公司也都如此。）实际上放弃了追逃巨额银行坏帐的努力。现在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又将这些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这些廉价出售的巨额“坏帐”已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10]，这不仅也是一种巨额财富外流，而且使外资可利用这些巨额债权轻易控股我国企和金融机构。
据悉现央行高官也十分眼热外资金融机构作我银行呆账生意所获暴利，意图仿效之而以其职权私分这些“不良资产”，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洋人追债远比国人顺利，他们很可能会与洋商勾结，助其廉价购进这些巨额呆帐，以获其买办厚利。（我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已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垂涎三尺要求我重点开放的“金矿”，其在我内部买办的配合下，极有可能如愿以偿。）
对于股市，我金融管理层也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股民而尽量照顾国际投机资本的利益。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为大量中国资金流向高收益率的美国金融市场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制造了为渊驱鱼的最佳效果，（也制造了资金紧缺的宏观环境以利于国际资本剪羊毛，）同时也使外国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采取一系列政策组合打压股市，重施既可为渊驱鱼，又可使国际金融资本再次坐底建仓之故技。
（最近有文章揭露：2007年5.30股灾，即我央行及金融管理人员配合境外新加坡作空我股指的金融工具所为。）
我们效法美国的金融创新，形成今年通货膨胀两个主要源泉之一（另一个通胀源泉是境外投机热钱大规模涌入）。其所创造的巨额债务货币不仅严重侵吞了政府货币发行的财政利益，而且其抵押资产都是靠负债取得，是社会在为投机者承担风险，所产生的金融风险远大于其所规避的风险。日益膨胀的银行债务货币支持投机不仅推动着通货膨胀，而且孕育着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为国际资本对我金融洗劫准备好足够的冲击空间。巨大的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高速畸形发展，使我有限的土地和资源被大量浪费在空置房屋的不断建造上。
而央行的宏观调控却并非针对投机，而是顺应美国人一贯误导他国的全面紧缩。尤其是仅仅为运作外汇储备毫无意义的帐面处理而发行1.55万亿巨额特别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几乎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还白白赔上每年1500亿元的利息负担，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而银行债务货币和境外热钱推动的房地产投机却愈演愈烈，通胀不断加速，我资源配置错乱扭曲而造成的严重浪费和低效率也进一步恶性发展。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的资金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2.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拉美诸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央行自93年6月以来代价高昂的无效宏观调控却总是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意图。
央行及金融管理层所推出的接轨政策，也无一不是在加大金融风险，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一直力推股指期货，取消外汇管制（港股直通车即其手段之一），使我金融面临危若累卵的险恶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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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新浪网2007年09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刘明康主席的表态，点出了中美银行业相互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银行业相互开放的不对称性一直是双边合作缺乏的‘次优均衡’。”
注2：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3：同注2。
注4：见丛亚平：《外资争食中国金融“肥肉”》（《经济参考报》）
注5：见宋鸿兵：《货币战争》。
注6：同注4。
注7：同注4。
注8：同注1。
注9：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10：“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见《南风窗》《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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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中）结束语
经济及金融管理部门层出不穷的渎职卖国事件，标志着我内部买办势力已掌控我庞大金融和经济力量而公开与外国资本及其政治势力相勾结，使我经济实力将如同恶瘤一样扼杀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这是典型的癌症渗透术在经济战中的运用，预示着买办化道路已使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万丈深渊。
买办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和崩溃的死路。晚清、民国、及当代拉美诸国的买办化道路均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法纪维护的商品经济终将是一场灾祸！如果我们在金融及经济管理层这些关键部门不能消除买办卖国势力，严肃法纪，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无疑将遭受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经济灾难。
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且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恶意冲击，但由于我们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及其仍在继续发展，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俄罗斯因财富持续大量外流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除非我们彻底扭转了买办化道路。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目前特殊国情――内有积聚多年尖锐异常之政治、经济矛盾，及外部势力无孔不入的渗透造成强大的买办内奸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外有台独分裂势力及美、日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周边不怀好意的邻国环伺；如我一旦发生重大经济灾难，就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各种蓄积已久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也将一起爆发，台独势力必趁机公开分裂国家，不仅美、日会趁机对我实施蓄谋已久的分裂图谋，对我怀有领土野心的韩、越、印等也会趁火打劫。我将面临国家四分五裂，天下分崩离析，政权频繁更迭[注]，烽烟四起，生灵涂炭的险恶前景……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攻陷东京汴梁，北宋亡。金兵掘地三尺，掠尽汴梁城所有财宝，连同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宫女一并掠走。面对亡国惨祸，北宋权奸中尚有悔恨愧疚者，知耻自尽。
而今买办卖国，其势无人可挡，亡国惨剧恐在劫难逃，若真有其日，众买办目睹山河破碎，家园尽毁，盗贼横行，流血漂橹之惨景，洋人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炎黄子孙于自己土地重新沦为三等国民之悲剧，当作何感想？孟子曰：“羞耻之心，人皆有之。”纵使无耻如买办，除罪大恶极者，也未必其民族良心尽皆泯灭，清夜扪心，想己之所为使祖先蒙羞，受子孙万代诅咒，被万千冤魂索命，纵使发国难财有术，挟金山远遁异国，其心可安乎？其神可宁乎？其魂可定乎？其魄可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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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阿根廷2001年发生经济灾难，一个月内即更换了五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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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中）完
杨芳洲
200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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