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鲍尔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三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高层对话
鲍尔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 三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高层对话
此次战略对话之不平等，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评论指出：“如果这样一个战略对话机制，演变成美国一年两次把中国重要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要求让步的场所，它可能取悦华盛顿当前的政治氛围，但从长远来看，甚至就在短期内，都会让中国感到很别扭。”
一、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
岂止是“感到很别扭”那么简单！美国早就公开宣布过：遏制中国崛起的战场主要是两个，一是金融，一是能源。两者恰好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根本瓶颈。美国的能源战略很明确，那就是以军事威慑为后盾、以外交斡旋为手段、以跨国公司为尖兵，全面掌控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地和运输管道。与此同时，严格防止、限制乃至制裁中国插手世界石油产地、输送管道和购买跨国石油公司股权。制止中国与其他石油生产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她甚至对中国与非洲关系升温都严加戒备。
金融战略远为重要。美国精英们深知：欲控制世界，必先控制世界金融；欲控制中国经济，必先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美国经过百多年的努力，加上天赐好运，才从欧洲和英国人手里夺得世界金融的控制权，才完全建立了美元本位制和美元霸权，她必定要善加利用。众所周知，金融是整个经济的血脉和根本，处于全部经济产业链的最高端，只要掌控了金融体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一国整体经济乃至政治军事和外交。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日本金融企业大有异军突起、与美国一争高下之势（1990年全球十大银行，前9名皆是日本银行；日本投资银行同样是财雄势大，有取代美国之势），谁知美国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强压日元升值、造成日元长期升值预期、触发日本资产价格巨大泡沫。不久泡沫迅速破灭，日本银行被堆积如山的坏帐拖累，很快轰然倒塌，今天日本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几乎从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
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与当年日本都不能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与美国竞争了。然而美国的策略却更加直接：她要全面进入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理财、信用卡、资本市场等等全方位的业务领域，与中国金融机构争夺高端客户。凭借跨国巨头的各种优势，很快地，中国金融业的高端人才和高端客户将全部被纳入到美国的全球金融体系之中。一旦美国金融机构掌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高端人才和高端客户，她就等于全面掌控了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进而掌控中国的整体经济。
二、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密切配合
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密切配合，是理解美国经济金融历史、乃至美国全部历史的关键线索。从19世纪开始，华尔街大老就开始全面主宰美国的经济金融外交。当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询问摩根财团的“国王”――老摩根：谁合适担任财长和国务卿。著名的凡尔赛合约（Versailles Treaty），实际谈判人就是美国金融巨头（摩根财团和花旗银行）。德国赔款的主事人就是摩根财团的亲密伙伴(Charles Dawes)。花旗财团和摩根财团联手给1910－1920年代的中国发放银团贷款，以此控制中国的铁路交通和基础设施，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当两大财团主事人前往中国时，他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到华盛顿听取总统、财长和国务卿的指示。
为了掌握世界外交政治大势，充分研究针对各国经济金融的外交策略，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还创办了著名的“外交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摩根财团合伙人长期担任此组织的主席。当然，美国金融巨头出任财长就更是家常便饭。华盛顿和华尔街的紧密协作，让美国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军事战略非常奇特、异常高效、令人生畏。
有合作就有分工。华盛顿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美元本位制、维持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国人自己说的最清楚。长期供职美国联储和其他机构的资深金融货币外交家Robert Solomon有一部名著：“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5-1976”，详尽描述了30年美国金融外交之历程。他开篇就说：“1944年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美国政治、产业和金融霸权的象征”。“美国政府的使命就是维持和加强美元霸权。”马丁·迈耶的《美元的命运》就更加直截了当：“美国历任财长部长都或明或暗地为美元完全支配国际货币制度推波助澜，美元的垄断地位造成美国人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储蓄获得外国工厂。”“仅仅因为美元是国际通货，美国投资者要为他们的海外投资筹集资金就非常容易。”“美国不用担心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服务和商品，他们只需回报对方一些纸币。”
为掌控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金融体系，美国政府有一套完整的策略：其一，随时打压任何挑战美元国际储备货币中心地位的任何企图。从打压马克、日元到打压IMF的特别提款权，再到打压欧元和人民币，莫不如是。其二，控制国际金融权力机构，亦即控制世界银行、IMF、国际清算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等。通过握有这些机构控股地位和安排掌门人，美国彻底将这些机构转变成其金融外交的马前卒和生力军。世界银行和IMF本质上就是美国财政部控制的一个部门而已，毫无独立性可言。两个机构的经营理念完全禀承美国政府的意图。其三，采取各种外交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开放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鼓励华尔街金融巨头捷足先登，抢占其他国家金融行业的制高点。
华尔街的主要使命就是执行政府意图、为自己擭取巨额利益。一句话，华尔街的原则就是“做成交易”。华尔街大老深深知道：他们在金融行业具有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是他们赚取巨额利润的风水宝地，是他们称雄世界的主要战场。迫使他国开放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华尔街比华盛顿还要急切得多。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期任职美国政府高层的斯蒂格利兹发表著作“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以严谨的理论逻辑和详尽的历史事实，驳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是IMF、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所达成的政策共识，核心是无所顾忌的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
斯蒂格利兹特别提到美国迫使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基本战略：“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坚信：对他们从事的金融行业而言，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他警告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决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斯蒂格利兹的论述是如此清晰、严谨、权威！然而，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似乎置若罔闻。难道他们被华尔街大老的财雄势大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吗？难道他们被鲍尔森眼花缭乱的金融外交策略搞得“如坠五里云雾”了吗？是的，鲍尔森的确不是平凡人物，他是华尔街的传奇精英和利益代表。从华尔街走进华盛顿的那一刻，他就将自己炉火纯青的“生意经”和华盛顿强压中国的政治气氛巧妙得结合起来，以赢得中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惊天大单”。他成功了，他显示了自己既是华尔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又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易言之，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摆平”了中国，他值得自豪！
三、争夺制高点：高端人才、高端客户、高端业务
中国的官员、学者和金融业精英或许认为：让美国人进入中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有什么要紧？不就是占20％或25%的股份吗？大头不还是操控在国人之手？表明看来，确实如此。然而，掌控一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并不需要掌控100％股权、甚至亦不需要51％的控股权，25％乃至20％足矣。原因很简单：华尔街巨头可以很快占领中国金融行业的制高点。所谓制高点，就是高端人才、高端客户、高端业务。
首先看高端人才。中国绝对不乏聪明智慧之士，关键是他们为谁服务。试看今日中国之精英才俊，有几人不希望到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花旗财团去一展身手？华尔街金融巨头绝对是他们工作的首选。何止如此，那些目前供职中国主要金融企业的优秀人才，只要机会合适，哪个不希望到华尔街麾下赚大钱？我们绝对不能责怪他们。市值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工商银行，其董事长、行长的薪水，可能顶不上高盛公司一个普通分析师。没有真正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和留住顶级人才？没有顶级人才坐镇中国的金融行业，我们又哪里来的竞争力？华尔街巨头只要支付中层员工的薪水，就立刻可以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挖过去。人才之争，他们占尽先机。
再看高端客户。华尔街金融巨头拥有全球网络，其业务之规范和方便、其产品之多样和优质、其服务之全面和准确，乃是数十年、上百年经验积累之成果。中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最近几年，中国刚刚开放外资银行国内私人理财业务，立刻吸引众多中国富人开户。中国金融行业高端客户的流失已经非常严峻。
最后是高端业务。即金融服务行业链条上居于最高端、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包括投资银行（IPO）、私人银行或理财、信用卡业务、证券自营等等。美方此次战略对话所要求的具体成果，皆是金融行业的高端业务。
制高点一旦完全丧失，我们还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吗？一旦金融体系被华尔街巨头之手操控，中国经济的彻底“拉美化”和“买办化”，也就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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