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广东的共同富裕之困
现在很多媒体已经开始回顾这30年的改革，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总结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甚至非常吻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道义需求和未来意愿。无容置疑，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我们整个社会也为这个变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已经诱发出了多种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危机，所以，要对这30年的改革下结论，并要让这个结论对未来社会进程起到有益的参考，改革就需要从更全面的角度得到反思，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刘）海波（注：社科院法律所博士后）提议的，他对年前的一次争论很有感触，就是汪洋在一次会上谈到整个广东未来发展，对广东寄予了希望，提出了要求，比如提出深圳要瞄准国际大都市发展自己，这里面最核心、最受关注的可能是提到这么一点，说广东以前的发展方式存在偏差，太注重经济上的一些指标，太注重经济上面的成就，这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是不足的，所以希望广东用科学发展观来统帅未来的发展。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应该说汪洋的提法对地方政府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开创性，这席话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海波到时会具体介绍，这个会主谈是（刘）海波、(朱)安东（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归国博士），还有曹老师（注：社科院工经所曹建海博士），因为我在广东呆过五年，很多东西也颇有感触，也谈一些我对广东的思考，包括去年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公开出来的调查，这些东西我去年曾在一些场合系统讲过，概括为一点就是：整个珠三角此前的发展模式，根本无法满足“共同富裕”这个诉求，甚至可以说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
在当前的主流话语里，要讲科学发展观，首先可能得解放思想，刚才海波也说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教条，科学发展观与那个教条有冲突。
科学发展观可能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是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该让每一个公民公平的分享，这是一个公平的概念，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地分享到这个成果。
第二，这个发展还是可持续的，不能说今天公平了，明天却不能持续了，这也不行。
第三，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按照这么几层含义来判断此前广东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不少问题来，可以说涵盖了很多方面。
因为我在广东呆了五年时间，加上去年又去调研了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接近十个县吧，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广东的发展，从一个大的方面来判断，或者说从我们改革的最大目的、最大的本意——我们为什么要改革，那是要共同富裕，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我们的贫困，小平同志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共同富裕来判断，是没有达到目的的，不要说5000万外来打工者，甚至连当地都没实现共同富裕，广东省的粤北、粤西、粤东地区，不少地方都非常穷，我去年看了粤北地区的一个县城，韶关下属的一个县城，从城市的外观来看，是内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你们可知道这个县城，离广州只有三小时的路程，却存在这么巨大的差异，实际上，这30年，广东除珠三角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外，不少离它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依然非常贫穷，跟中国内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非常像，就是那么一个水平。
广东西北部的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还跟内地一些贫困地区没多大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发展差异？与它具体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这个结果甚至可以让人由此质疑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带来共同富裕，事实上这样的质疑也已经开始了，去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撰文指出，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而只能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现在汪洋在谈到广东未来发展时，提到了“产业升级”这个概念，这对广东而言需要做一系列大的政策调整，因为升级这个概念对珠三角来说并不陌生，95年左右，深圳提出要产业升级，97年左右东莞提出要产业升级，但是它们都没升了，我当时也是这个判断，我说这个升级绝对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政策配制不到位，我打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说你能在流水里面用沙子建一座高塔起来吗？广东省的用工模式就是这个道理，安东走了，本来我想请他说一个具体的数据，他在美国呆过六年，对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它到底应该具备多大的生存能力（或曰购买力）应该很熟悉，前两天网上还在宣传东莞市把最低工作提到了710块钱，深圳最高，是810，但是这个最低工资根本没法让劳动者在当地完成起码的社会再生产。不是少数外来工无法完成这个再生产，而是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外来工都无法完成，这些劳动者有多少？大概是5000万，这个规模可能超过了整个英国和法国劳动人口的总和。
仅仅是外来的劳动力，就超过了英法的总和，这个劳动力规模够庞大的，但广东省却很少为这些外来劳动力提供社会性服务，广东省也没负担过他们的成长费用，仅仅是这5000万劳动力的成长，就是按现在我们国家的水平来说，也需要庞大的财力，这些开支都是由这些劳动力成长的地方，由他们的家庭、社会和当地政府支付了，这些劳动者到了广东后，他们获得了什么呢？最大的获得就是这个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观点，因为它不能给这个劳动者提供与当地水平相适应的生活保障，无法让他们在劳动所在地安居乐业，安东在美国待了六年，这个情况他可能更熟悉，我背后这位（注：张舸，法国马赛大学经济学硕士）是留法的，在法国呆了5年，也和我交流过国外的最低工资概念，他们是以每小时来计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含义？就是它能够让拿最低工资的人在当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包括什么呢？包括住房，吃饭，医疗，养家，保险，养老，基本储蓄，通讯，娱乐，总之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这一系列支出加起来才构成最低的工资水平，而显然，整个珠三角的最低工资还达不到这么一个水平，而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些外来工根本就没法在当地立足，另一方面，产业工人是一个城市的核心，他们是城市财富创造的主力军。庞大的产业群体的升级，主要是靠他们。
但是这个群体却无法在当地定居下来，这就造成广东的工人就像流水一样，97年我最初到广东，07年我再到广东，我看到的是什么？流水的工人铁打的厂，工厂的技术熟练工的存有率非常低，这样特征的产业工人，怎么完成升级呢？不可能完成。
这实际是在用一种小农的眼界来规划了一个大工业必要的生产条件。这个小农眼界是什么？外来人几乎什么样的社会性服务都得不到，甚至交的保险都很难取走，当地没有为这些财富的创造者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可能认为这样自己就亏了，但是，依赖这么一群流水一样的劳动力，可能完成产业升级吗？可以说这种用人方式给广东省的产业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广东现在很多工厂所使用的设备，与台湾比并没有区别，甚至比台湾还要好，但是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海外价格是多少？很多是台湾的1/3，甚至1/5，以自行车为例，台湾的自行车出口到国外早就超过了100美元一辆，中国就20美元左右，而珠三角是国内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地。
如果对劳动力配置正常的条件，满足他们正常的需求，培育出一批固定的技术熟练工，广东省的GDP可能就不是现在的三万多亿了，以它现在的出口价格，只要平均达到台湾的1/2，同样的数量、同样的品种，它们（指GDP）都应该翻番，甚至翻两番，但是它们翻不了番，为什么？因为技术升级完成不了，熟练工存活不下来，吴静湜（注：国内某杂志部门负责人）以前是搞人力资源工作的，可能对这个问题更有感触，用这样的政策，只能出现这样的现状。所以说，珠三角的一些政策，我认为还不是新自由主义，它比新自由主义更具有剥夺性，到适当的时候我可以更具体地谈一谈，而这使珠三角错过了非常好的产业发展机会，那个时候（95年前），整个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亚洲，整个世界，都非常需要广东的产品，它的产品很有竞争力，但现在基本上是在衰败，包括现在一些港资的退出，我认为这不过是刚刚开始，去年我在一篇报道中已对这个下了定义，如果继续按照此前那种模式发展，进行资源和要素配置的话，最后等待它的最大的可能是衰败。
出口产品平均价格基本上是台湾的1/3，这让我们搞经济研究和报道的人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接受这个现实。
如果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观察广东，我们肯定回避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广东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广东没有资源，第二，本地也没有人才基础，没有工业基础，它靠什么？靠政策，实际就靠了这一样，政策允许它发展我们广大内地不能干的产业，比如华为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我们整个社会转型过程，珠三角在92年前一直独占先机，比如90年代前期之前，电话机是不能随便生产的，就只有几家企业有生产许可，而当时的市场是纯粹的卖方市场，只要有就不愁卖不出去，还有程控交换机，它们更是靠政策才能取得生产销售资格。
第二个是靠外贸，这其实也是政策配置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从广东进口，当时深圳有个很出名的亿万富翁，是个湖南人，带着10多个老乡闯深圳，就是靠倒卖，当倒爷发起来的，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就是寻找机会，寻找渠道，他的这种发迹方式在珠三角很有代表性。
第三个是外资，而利用外资的形式，基本像曹建海博士说的，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这种掠夺包括三个方面的资源：政策资源，人力资源，环境资源。这种模式在小范围来说，能够带来一定量的市场，更容易让产品的丰富，能迅速汇集一定规模的产能，但问题在于，珠三角直到现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依然如此，比如“三来一补”现在仍然占到东莞80%左右的产值，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这是多大的悲剧？都21世纪了，很多国家在这期间已经完成后工业化了，可我们最富的城市，2006年东莞是最富的城市，80%左右的工厂依然是最原始的工厂，还不能称为企业，只能叫加工厂，而且这个局面延续了几十年。
广东对政策的依赖，乃至于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几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当地的干部素质，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当地的干部素质即使跟内地一些地方比起来，也是偏低的，他们的村和镇的干部素质应该和内地的县比较，因为这些镇或村的工业和财政规模超过内地的大部分县，这个成绩在很长时间掩盖了当地基层干部素质低下的弊端，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甚至这个特殊性是它的最大原因：很多产业在不允许内地进入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产业用很低的门槛引进来了，他引进这些产业主要不是靠当地的基础、能力或者素质，而是政策因素，历史的特殊性。有香港学者总结说，珠三角的发展靠的是释放整个社会的累积，不只是它自己的发展累积，而是全国的累积都集中在了珠三角来释放，中国被动封闭了很多年，是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改革初连卖名牌自行车都得靠票，彩电也是如此，得拿供应券去买，这种物质匮乏为广东迅速利用政策之便积累财富提供了广阔的、后来者难以想象、也无法复制的时机和空间。
从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930万平方公里是物资匮乏的，只有广东这30万左右平方公里有资格引进外资，他们通过充当贸易中介以及生产低端的生活用品，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非常低，它的成长和发育也是国家为它特别开的口子，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初做一个鸟瞰，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改革之初，本来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企业在改革初期是按兵不动的，而是选择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珠三角重建打造新的轻工体系，所以广东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是从敲敲打打开始，而这显然既不符合经济学的成本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学里的效率原则，所以我说珠三角的崛起得益于国家为它提供的便利，但现在不少广东人并不认为这是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先机，也不认为他们应该承担共同富裕的责任，而是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
由于发展模式具有极端自利特征，导致其所创造的财富高度本地化了，这种获取财富高度本地化的结果，不但与共同富裕的要求相去甚远，也与市场经济的良性需求相去甚远，更麻烦的是，相当部分当地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不是靠付出了智慧，而是靠占有资源获取财富，靠将房子租给外来企业和外来打工者获利，跟18世纪后期英国的地租经济非常类似，而这不但损害社会公正，也会损害经济发展。
不少当地人不算集体分红，每年房租的收益都比一般的博士还要高，达到10多万，高的可以有50多万就，这种情况在珠三角非常普遍，给我感触很深，我跟浙江的老板和广东的老板接触过程，感触同样很深。跟浙江老板谈两个小时话，他肯定会接不止10个电话，我并不是推崇浙江的发展模式，浙江的模式也存在它的问题，我单就这个细节来比较一下，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靠自己的辛苦在赚这个钱，他接这个电话，说“哎哟，我们什么时候谈那个工作”，或者是“你把货放哪个地方”，或者是他决定什么时候去哪订货，等等，基本都与他的工作有关，但是，如果你跟广东老板在一起，他接的电话一般很少，接电话的内容一般和享乐有关，这两个地方我都有不少朋友，这个细节上的差异很明显。
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可能与他们的财富获取方式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我刚才说了政策，除此外还有税收，现在广东的税收在全国名列前茅了，但是在98年之前，也就是长春同志主政广东之前，广东的税收可不是这样，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是97年，北京市个人所得税向国家上交超一亿的时候，深圳市上交国家这部分是多少钱？大概是8万3千块钱，非常的少，不到十万块钱。
由于社会的转型机会巨大，发展环境宽松，还导致了中国特有的资本暴利心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灾难，一个投资上千万的项目，投资人会理直气壮的要求30%，甚至50%的回报，这在成熟的经济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国这样的心态却比较普遍，我跟不少投资人一起聊的时候，他们很简单的说投资五千万，每年需要30%，低了这个他不投，为什么他会这么理直气壮呢？在于以前的增长模式确实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广东的很多机会就是这样的，不要说30%，有时候300%都可能。
由于这些财富创造模式没有在社会得到良好的财富示范效应，就导致珠三角出现了一个令很多人困惑的现象，很多人都理解不了：为什么珠三角警力非常多，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保安巡警，但是案发率却一直居高不下。是富裕惹的祸吗？北京、上海、浙江现在的富裕程度并不亚于珠三角，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这么高的发案率？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少当地人获取财富的方式，让财富的示范效应起到的是一个“恶“的结果。既然财富是社会鼓励大家追求的东西，它一定该有一些得到我们道德上认同的价值，它应该和智慧，勤劳等一些可以引导社会积极向上的东西联在一起，但是珠三角一些当地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却与此无关，这种与投入不对称的巨大收益，很容易让一些人想去追问一个直接性的问题：凭什么呢？那些变成罪犯的打工仔的感受，与公安人员描述的状况是一致的，公安怎么描述的？或者治安官员怎么描述的？那些成为罪犯的打工仔，基本都有这样的演变，出来第一年好好打工，第二年就东想西想，第三年就不好好干了，去抢劫、办假证、卖淫等等，我跟一些打工者也聊，我得到的信息是，他们认为这里的工资确实比在家里干活强，但是当地人的财富获取方式和数额，让他们失去了平衡，他说你看一看，他说他比我的学历低，也不付出什么辛苦，我每天付出多少啊？我多辛苦哦，干一个月，却不如他们一天赚的钱多，他会做出一些判断，并影响他的行为，不是说他想当罪犯，如果我们都觉得没有天生的罪犯，那么我们确实得深思这个社会现象。
可以说，当地人的财富产出方式对很多外来人口的影响太大了，广东省5000万的外来工，如果有1%的人有这个想法，你们算一下是多少，是50万，如果有千分之一的人想有机会就去行动一把，那么有多少潜在的罪犯？5万，差不多是个集团军了，这样的情形，肯定犯罪的很多，和现实情况也相对吻合。
此外，广东的发展模式还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珠三角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可是现在几乎没有干净的河流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这非常直观地说明我们发展的代价太大，很多镇产业发展的规模已经是数十亿，上百亿了，居然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垃圾处理厂。 2000年，我在二沙岛开会，开完会以后出来，看护河堤修得挺漂亮，就想，转转珠江吧，在河边转的过程中，我想看一下河水，刚把头伸出栏杆，一股刺鼻的味道让我差点晕倒，一点也没夸张，确实差点晕倒了，这要污染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么浩荡的珠江，中国最大的水系，居然变城这样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 我再谈一个问题，只说结论，就是珠三角的探索还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结果，把政府的功能给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最核心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它不在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只有让位给资本来主导了，既然让资本来主导，自然得给市场释放各种资源，这肯定会产生腐败，同时导致了其他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的国企，广东省是中国目前为止最活跃的产业区，但是，中国90年代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在广东，广东国投，亏损200多个亿，广州乙烯，好像也亏了180多个亿，国家几十年在广东建立这么多的国企，活下来的不多，可能珠三角国企存活率还比不上内地一些中等城市，深圳更绝，前后投资了上千亿搞国企，一家都没有成功，国企的发展状况与当地政府管理能力有种直接的关系，珠三角这种管理水平与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严重不匹配。
很多人说珠三角城已经是高度城市化，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珠三角密密麻麻的建筑与城市化不搭界，它不是一个城市概念，准确地说它是中国最庞大的加工区，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在那儿住不下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工作、睡觉、简单的购物和娱乐，然后回家，这不是城市应有的形态，是靠这个国家特殊的社会结构才得以产生和维持的，而且现在已经矛盾重重了，为什么我认为广东省危机比曹建海博士说的还要严重呢？就在于珠三角此前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其中又首推房地产这样的基础性资源，已经上涨到当地产业承受不了的程度了，去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在消耗城市（或区域）的竞争力。后来，大概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看到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出一个信息，说广东几乎所有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参与到了抢地的行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新闻，是一个比较大的报道，我一看说“糟了，广东可能马上会迎来大批工厂倒闭”，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这将导致当地的硬性成本直线上升，结果现在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时间非常短。因为每年年底都有一个房租重新调整，这个时候房东会以新的物价水平调整租金，这也许会令很多工厂承担不了这个成本变化，或者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变化，反正也挣够了，关门吧。
总的来说，广东省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是任重道远，而且确实也需要解放思想，因为正如海波所说，在此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教条，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推行科学发展观，它即将或者已经面临的危机就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危机，而可能会是一个社会危机。
据2008年2曰26日下午一“响应汪洋，黄华华欢迎网友为广东提意见”研讨会全部发言整理而成，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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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飞龙
作家，前《中国财富》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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