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再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再思考

原载：《文化纵横》

　　金融危机及其思想根源
　　
　　
　　《文化纵横》：晚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以美国作为榜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美国目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完美的。美国经济，过去曾作为一个不假思索被模仿的对象，现在却出现了裂缝。人们除了继续等待美国的后续反应，除了寄望于政府的行动，似乎无以作出思想回应。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场金融海啸的？
　　黄宗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起因之一，无疑是人们对市场主义的过度迷信。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统治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到霸权地位。它信仰市场的自律能力，认为任何在市场机制下具有竞争力的物品，必定会是合理的，不然，就会被自然淘汰。为此，20多年来，美国一直都没有对金融衍生品，尤其是以次贷按揭为基础的衍生品，采取应有的监管，任其自由泛滥。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上多次显现过贪婪和剥削、畏惧与恐慌。比如，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过再次反映了这一点。正如穆罕默德·尤诺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家构建为只顾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不仅是事实如此，而且是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配合市场机制而把经济推向最高效率，这鼓励了贪婪行为，几乎等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文化纵横》：许多人认为，这场金融风暴，源于一种以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模式。您能否为我们厘清一下此种美国模式的来源？
　　黄宗智：美国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其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开始显现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到1973～197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出现滞胀危机，这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进一步形成了所谓（美国共和党右派）“里根经济学”。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国内外的左派人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实际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业已引发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这起码应该看作是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是，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而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福山更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带来其后的国家干预。此外，近20多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的输出，几乎完全失败，最显著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这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文化纵横》：在您看来，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黄宗智：它的教条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督和干预越少越好。自由市场的机制，会自动形成最优化配置和最高的效率。它会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它的核心信条认为，理性经济人，配合放任的市场经济，乃是最佳的经济制度。任何国家干预，都是非经济的。
　　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思潮，更因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兴起，而在经济学界取得霸权地位，并几乎被等同于经济学的全部。近年来，伴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特别是2008年这场金融海啸，它已经开始受到普遍的质疑。随着奥巴马的当选，随着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霸权已在快速衰落。
　　
　　《文化纵横》：您是否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想象，一直存在某些误读或是偏差？
　　黄宗智： 作为历史实际，美国的经济其实不是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的产物，既不简单来自完全放任，也非来自国家干预。在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主义更是加上了福利国家的因素。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同样导致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美国经济，实际上正产生于自由市场理念和国家干预的社会公正理念双方的长期拉锯、互动和相互影响。作为历史实际，它一向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美国经济，也许还能够避免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大规模的经济灾难。
　　
　　《文化纵横》：那您是否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被人为烘托起来的理论？
　　黄宗智：新自由主义得助于前苏联和东欧政权的瓦解。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有意识地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
　　
　　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任下，原教旨市场主义的霸权开始洋洋得意地兴起。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和私有产权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是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万应灵药，则肯定是错误的。市场主义的极端趋向，事实上已经再次把世界经济推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中国非正规经济中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也来自于同样的思想趋向。
　　
　　金融危机下重新认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文化纵横》：看来，您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看法？
　　黄宗智：在市场经济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19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它们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的借口，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另外，中国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的历史也证明，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
　　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国家重商主义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则是上面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无约束的市场主义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的主流。
　　
　　《文化纵横》：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今天已在中国产生广泛的思想影响。
　　黄宗智：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他们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机器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改革30年的市场经济则导致了中国奇迹性的发展。
　　这套思想的最重要失误，是忽视了国家机器在改革时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中国的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
　　
　　《文化纵横》：但是，这种思潮，是否应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对过去的命令经济和僵化的官僚体制的不满？

　　黄宗智：计划经济的众多弱点，早已被东欧国家转向市场化所证实。毋庸置疑，计划经济导致了庞大而僵硬的官僚体制的产生，更不用说“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等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也没有充分地考虑资本和技术以及市场供需对价值所起的作用。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否定，今天可能已经走到了极端。有的论者，甚至完全否认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发展、有效医疗与教育服务，以及对劳动者的公平待遇等方面的成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过去完全拒绝市场经济，完全依赖计划，造成了庞大的官僚制度以及僵化的经济，这也是应该承认的真实。
　　对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出于对可怕的官僚制度和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极度反感，新制度经济学自始便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强调市场经济的创新力，也因为它提倡私有产权，并要把国家角色最小化。因此，许多“主流”中国经济学家都把它认作改革中国的良方妙药，其影响在中国可能要大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流派。
　　
　　《文化纵横》：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不同，它认为，应该重视“交易成本”、“产权”、“公司”、“制度”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黄宗智：确实如此，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但是，中国改革环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美国的历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国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受，不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基本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带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含义。
　　在中国，“制度”首先是计划经济及其官僚体制下形成的一个僵化了的经济。针对于此，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特别突出产权问题，试图把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借此改造“制度”整体。他们把产权理解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条件。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高度发达的市场作为前提的，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私有产权，把国家干预最少化，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自由运作，发挥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则倒过来，把产权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文化纵横》：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前提的差别，但是，包括中国金融体系在内的改革工程，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黄宗智：是这样的，已有许多批评家指出，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造所导致的不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结和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都是很好的例子）。由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其他各种企业同样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要求搞活一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改革、削弱一个权威过度渗透的国家机器（“体制”），进而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变化，从世界上几乎最平等的国家变为贫富悬殊极大的国家。其客观环境，已经从80年代的相对平等，转化为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此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提倡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借以建立世界霸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种背景下，一味提倡产权私有化，已有沦为维护阶级分化，并为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提供解释权的倾向。
　　
　　《文化纵横》：从一个长时段的大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场深刻的经济变迁？特别是，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黄宗智：中国近30年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现诸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和“科层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
　　中国今天的行政体制，同时包含了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前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公务员”体系。高密度的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行政体制下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对西方的模仿，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行政体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
　　
　　《文化纵横》：那么，您能否从经济史的角度，为我们作一个解释，特别是该如何理解这30年中，国家与市场关系所经历的复杂变化？
　　黄宗智：比如，1980年代中国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实是乡村基层中几种因素的偶合。首先是新中国前三十年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
　　
　　其后，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而导致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主要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
　　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率、发动“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文化纵横》：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
　　黄宗智：显而易见，中国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英、美模式）有很大区别。后者主要由私营企业家推动，而中国则多由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配合私营企业所推动，政府和官员起了绝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改革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形态悖论的一面。
　　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让中央的“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块块”，“改革”激发了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确实搞活了经济，但是，这也同时导致了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家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历史现实说明，中国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建立的“全能”权力，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自由潜力连同促进发展？
　　
　　中国国家的使命：悖论社会与非正规经济
　　
　　《文化纵横》：历经数十年全面而深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对此还只有一些笼统的印象，官方公布的许多统计数据，也难以让人真正信服。您能否对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作一个概览？我注意到，您使用了“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对今日中国的复杂性做出了定义。
　　黄宗智：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经济的共存：仍旧部分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在这几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极其悬殊，所以，在今天中国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源于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这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极其特殊，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应该会对全人类的知识作出重要的贡献，绝对不应该拾人牙慧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理解。
　　当今中国经济已被纳入全球资本秩序之中——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内外企业雇用的产业工人多达1.9亿（2006年）。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已经大规模地存在于中国国内。
　　但是，中国的农民，数量和比例仍然非常庞大，并且在相当时期中仍将如此。农业就业人员仍然占（2006年7.6亿总就业人员中的）3亿。如果把2亿多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用“乡村从业人员”来计算，那么其总数约5亿，达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66%。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在50多年前的1950年，便已经减缩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8，到2000年更缩减到2.6%，美国和中国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也没有像米尔斯预期的那样，即将变成一个白领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小农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最显著的一个悖论现实。单这一项，便应该告诫我们，不能把中国社会形态及其趋向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先进国家。
　　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和西方先进国家很不一样。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总计1.9亿，但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已经城市化的“工人阶级”。其中将近2/3是农民工，是农户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在城镇是比较短期的临时工，在农村家里还有家眷、房子、承包地；一般春节回家，有的在农忙季节还要帮忙收割，而相当比例的人，中年之后还会回农村居住、养老。事实上，在中国今天的产业工人中，有2/3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简单的工人阶级，而是“半工半耕”家庭的“半无产化”农民。它是在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搭配之下所形成的特殊情况。
　　
　　《文化纵横》：一直以来，我们用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城市、农民─工人这样的二元框架，来审视和预测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您看来，这些二元的理论框架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对理解真实的中国产生了阻碍？
　　黄宗智：自19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的“现代化”模型，对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的真实，以及预测其未来走向，都形成了阻碍。
　　事实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和1970年代所经历的城市化规模，要远超过其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的新就业人员；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006年）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他们以1.5倍于正规职工的工作时间，只获得其60%的报酬，而且没有福利。这些现象长期得不到重视，无论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或是政策上的考量。
　　
　　《文化纵横》：这个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图景，是否可以从改革30年的历史角度加以理解？
　　黄宗智：是的，它有四个主要组成来源：一是19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二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三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最后，是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1990年代开始的快速兴起。这些是1980年代以来非正规经济快速扩展的主要来源。
　　
　　《文化纵横》：但是，这些现象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重视。陆学艺先生就认为，中国正在从传统和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现代”橄榄型结构转型。中产阶级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扩增。陆先生预测，到2020年，中产阶级将达到38%～40%的比例，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黄宗智：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显然还很远，其实更像个烧瓶型。最上面是国家高、中层官员、资本家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近年来，人数确实有所扩增，可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金字塔”型；但是，其下层部分包含2.5亿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以及3亿农业就业人员，无疑仍然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结构绝对不是橄榄型。
　　有人认为，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二元理论所提出的“转折点”，即由现代经济部门完全吸纳传统农村经济的过剩劳动力之后，即将进入一个整合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状态，伴之而来的，将是劳动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模式。但是，改革3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人员数其实只增加了0.2亿，还需要吸收16倍于此的1.68亿非正规经济人员，以及1.5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真正进入刘易斯想象的转折状态。谈何容易？
　　中国面对的难题是，这样的结构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社会模型，占少数的高收入现代部门，会长期压在占大多数的低收入非正规经济和农业部门头上。庞大人口所导致的大量务农人员和剩余劳动力，看来将长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文化纵横》：其实，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似乎还是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家与市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性质的复杂性，更加决定了这些问题的棘手程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对这些长期焦虑中国的问题作出定位？
　　黄宗智：目前中国非正规经济和农业经济中的低报酬和不公平的待遇，必须要求国家采取社会公正的措施。而企业的创新潜能，则要求继续发挥市场机制，并同时借助国家的引导扶持作用。终止隔离城乡户口的制度是一个例子；赋予国家劳动法的保护也是；提供金融和信贷条件来刺激非正规企业和农业的发展也是；提供或组织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也是。这一切，不是要求国家管制或控制，更不是要求国家直接经营或命令，而是要求去除制度障碍，抑制越轨行为，并提供福利与服务——也就是说，从一个沉重的控制和汲取型国家，转型到一个服务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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