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央企是推高房价还是抑制房价？
作者：
刘仰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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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间国资委的“清退令”出台的时候，我就认同对其质疑的观点。我认为，78家央企剥离房地产业务，对于抑制房价未必能起到作用。现实的情况是，不管央企的主业是不是房地产，一般来说，只要进了房地产市场，关系就错综复杂，想要退出，并不容易。尤其是想要在短时间内不赔本地退出，难度更大，因为央企肩负着为国家提供税收的巨大压力。因此，责令央企剥离房地产，在短时间内不会见效，因而对于抑制房价的作用也有限。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央企肩负着政府所要求的巨大财政任务，央企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同类企业。当央企手里的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在土地市场拿地，就变成回报相对可靠的项目。事实上，这也成为与政府抑制房价愿望相矛盾的阻碍。对于这一现象，有一些舆论继续按照常规市场经济理论指出，应该国退民进，只有民营企业占据主导，房地产市场能走向正常和健康。对此，我同样不以为然。
我认为，央企与房价的关系，不取决于央企是否退出，而取决于政府对于央企有怎样的要求，政府应该通过央企达到怎样的目的。如果政府要求央企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赚钱，这道紧箍咒如果不解除，央企在没有合适的投资方向时，投向房地产市场，至少在现阶段是必然的选择。那么，政府能否不要求所有的央企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我在不久前一篇讨论中石油的文章里提到，国有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近日，国资委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央企通过向国家缴纳大量的税收，而体现了社会责任。确实，这样的解释也能自圆其说。但它的前提是，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方式“取之于民”的收入，上交政府后，最终也“用之于民”。在这里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国有企业“取之于民”的财富，都被贪污腐败分子挥霍了，虽然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政府还是花了很多钱“用之于民”的，比方说抗震救灾。
然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应该完全以这种方式体现。这种方式是由政府过了一道手，对于百姓来说，“取之于民”与“用之于民”是间接的。甚至可能因为间接程度过大，百姓只感受到“取之于民”，而没感受到“用之于民”。尤其是针对一些与民生利害关系重大的领域，国有企业在这里“取之于民”，通过政府又在别处“用之于民”，未必能让民众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对于房地产等重要的民生领域，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主导思想应该有所改变，不应该以曲线救国的方式，间接地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标，而应该利用央企的垄断地位，直接调节房地产市场，让民众从央企那里直接感受到实惠。
比方说，8月5日在上海花了19亿拿了两块地的央企，按照设计规划，其楼板价都高于每平米2万元。这是一个别墅类的高档社区。对此，我并不认为央企拿地有什么不对，但我认为，央企拿这样昂贵的地就不对。政府应该通过央企，与民众之间实现这样一种关系：政府的确可以像任志强所说，对于高收入人群的住房不用管得太多，让他们爱怎么炒就怎么炒，但是，政府应该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切实照顾好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比方说，根据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倒过来制定目标房价，在扣除建设成本后，倒算土地价格。这种土地价格不用招拍挂，直接交给国有企业，在确保国有企业微利的情况下，稳定房价的最重要的基础。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在房地产市场保持一部分计划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实现社会稳定，实现民众安居乐业，而并不是把赚钱放在首位。虽说政府通过央企赚钱，也可以解释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与国有企业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两者还是有直接和间接的差别，尤其在民众的感受上，是很不相同的。
市场经济的确应该存在，但是，计划经济也同样应该存在，两者并非像某些理论说的那样是对立的。从观念上说，我们应该接受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存的观念，不必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之类的话题花费太多的口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国有，两者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承担怎样的角色。目前的国有企业在行为方式上，由于政府指导思想的偏差，已经太过市场化了。本来，国有经济既然要存在，就没必要像私营经济一样运作。如果国有经济也像私有经济一样，那么，国有企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政府不用太在乎那些关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市场经济观点。在繁杂的经济领域，有些方面的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效率，而是最大多数人的实惠与满意，是安定与安全。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用垄断的方式，给民众一个基本满意的结果。就算政府和国有企业少赚点钱也没什么。政府的存在，并不以赚钱多少为唯一的价值体现。如果像美国政府那样，没钱就完蛋，这是政府在自找麻烦。所以，只要政府改变观念，改变对央企的定位要求，央企根本不必剥离房地产业务，而恰恰应该成为政府调控房价最重要的手段，简单说，央企直接投放一批低价房，目的马上就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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