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许小年的中国引发美国经济危机论
驳许小年的中国引发美国经济危机论
叶劲松
美国经济危机后，主流经济学家们编造的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使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达到现有条件下的最隹效果的神话，被经济危机的现实所驳斥，所以，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只能采取低调不出，以免耳闻一片喊打之声。主流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出来评说美国经济危机的（如龙永图、林毅夫等），他们多说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对金融业松于监管，以及美国滥发消费贷款、住房贷款。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说法都有一共同点，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外的因素（金融业松于监管、贷款过多等）是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们企图以此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过他们还承认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造成的问题——金融业松于监管，消费贷款、住房贷款泛滥。并由此承认应该用凯恩斯的国家经济干预，如加强金融监管等。
而现在仍高调捍卫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的国家经济干预的主流经济学家——许小年，其言论与以上主流经济学家相比就显得很另类。
对许小年现在仍高调捍卫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的死硬态度，南方周末也对其表示惊奇，其记者对许小年说：“当前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正在密集讨论的全球集体救援计划，难道不是政府干预市场吗？如大家所说，现在‘人人都是凯恩斯’”。
对现在“人人都是凯恩斯”的说法，许小年来了个强硬回应。09年1月3日，上海证券报刊载了许小年的、名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的演讲的部分内容的报道。报道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许小年教授总结道，‘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因此，许小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的标题，可改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市场经济》。
许小年在演讲中谈到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问题。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从赞美市场的立场后退，靠向凯恩斯方向，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造成金融业松于监管等说法，做为市场经济死硬捍卫者的许小年，表现出不屑的态度。当然，许小年总要在他所捍卫的美国市场经济之外找到经济危机“原因”，以说明私有制、市场经济不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企图以此证明市场经济神话还在，并进而证明还应继续坚持不要凯恩斯，要市场经济。
而许小年在美国市场经济之外找到的“原因”是中国。“‘实际上，中国因素部分引发了这场危机。’许小年教授语出惊人”。许小年找出的“原因”把报道的记者惊呆了。因为可能沒有任何人会想到，许小年会说，是中国因素部分引发了美国的这场几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许小年演讲的这部分首先问，“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要长期保持低利率吗？”然后以此切入讲述他的是“中国因素部分引发了这场危机”的观点。许小年说，“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难道格林斯潘不知道提高利率吗？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低利率、低通胀’，……所以，在犹犹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后的低利率保持到了2004年。2004年中，通胀在美国开始抬头，这个时候格林斯潘才开始加息，收紧银根，但是已经太晚了。” 也就是说，许小年认为是低通货膨胀导致低利率，使“美国要长期保持低利率”。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导致低利率的低通货膨胀呢？许小年认为主要是中国造成。“‘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主要原因，’许小年教授接着分析说，一方面，美国人消费了大量低价的‘中国制造’，生活成本就降低了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因素’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也间接地导致了格林斯潘时期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间接地引发了此次危机。”也就是说，许小年认为，“美国人消费了大量低价的‘中国制造’”，“ 中国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也间接地导致了格林斯潘时期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间接地引发了此次危机”。照许的说法，让美国资本赚大头，中国只赚零头，并使美国实现低通胀的“低价的‘中国制造’”，是在产生罪恶，是在产生使美国和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罪恶。
我看见过许多卑鄙，但没有看见过许小年这样如此卑鄙。做为哈美的、要求我国向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的主流经济学家许小年，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不惜无端抹黑自己的祖国。他想通过抹黑自己的祖国来向世人说明，美国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主要是外部因素——中国因素造成，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好的。他企图以此修复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我国宣扬的、但此次危机中已经残破的美国市场经济的神话，企图继续维持美国是我国国际接轨的方向的“优秀形象”。
许小年的卑鄙还在于，他为了抹黑自己的祖国，不惜使劲自扇耳光。许小年先说，“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难道格林斯潘不知道提高利率吗？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低利率、低通胀’，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见通胀，敌人没有出现你打枪是什么意思？”许小年这儿实际是说，没有通货膨胀，所以不能实行高利率。换句话说，他这儿也认为低通货膨胀时，实行格林斯潘时期的低利率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当上述没涉及中国因素时，许小年认为低通货膨胀情况下格林斯潘时期实行低利率是正确的。但当他把中国因素引入时，他马上自扇耳光地说：低通货膨胀时，格林斯潘的低利率货币政策是错误。他说，“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因素’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也间接地导致了格林斯潘时期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间接地引发了此次危机。”许小年刚刚翻手为云，马上就复手为雨，马上说低“通货膨胀”时，“格林斯潘时期错误的货币政策”。
许小年的卑鄙还在于，他掩盖历史事实，掩盖美国战后经济史中低利率被美国政府、美联储赋于的“反危机”作用，以便用他的低利率造成经济危机观点来欺骗民众。许小年做为“大经济学家”，应该精通美国经济史。但许小年一会将低利率与低通货膨胀挂钩，一会又说低利率“引发了此次危机”，却独不谈战后美国政府、美联储一贯赋于低利率的“反危机”作用。
美国战后各次经济危机期间，都把降低利率做为“反危机”措施之一来使用。我们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次经济危机中的利率变化，就可证明这一点。
1957——1958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美国“1957年11月至1958年4月半年之间竞四次降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把它从3%降到1.75%”（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人民出版社1976.64）。即贴现利率在半年内下降了40%多。
1960——1961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曾经两次降低贴现率。1960年6月10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由4%降低到3.5%，同年8月12日再降低到3%……在1961年2月肯尼迪（时任美国总统——笔者注）提出的‘反危机’措施中，在强调‘加快政府的采购和公共工程计划’以外，还重视‘降低长期贷款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和住房建筑”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86、87）。
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增强了美国因为战争产生的需求，再加上民主党政府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的其它措施，美国出现战后最长的“繁荣”时期。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为缓和国内人民高涨的反战情绪和严重的通胀，使1969年军事订货减少了66亿美元，还提高了利率。一再推迟的美国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终于在1969年10月发生。为缓和经济危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降低贴现率，“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109）
而美国1990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银行贴现率从1989年的7%降到1992年的3%（《美国利率变动资料》）。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们，根据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危机下，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认为首要任务是克服正在发展着的危机现象，并把扩张性的货币信用政策作为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现有的理论公式，主要的努力将放在增加货币总量和降低利率方面”（伊诺泽姆采夫等主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诲译文出版社1978.521）
许小年大谈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的低利率与低通货膨胀，却掩盖2001年时美国IT泡沫崩溃使其经济滑向经济危机，从而掩盖了2001年时的美国低利率是作为“反危机”的武器来使用的情况。但有关当时经济状况的文献资料却揭穿了许的这种掩盖。“当初美联储为了尽快摆脱IT泡沫的崩溃，频繁降息，以刺激低迷的经济”（ 孙立坚《美房地产泡沫怎样被放大》）。
“ 在“9·11”事件之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疯狂地降低自己所控制的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几个星期之内从3.5%降到1.75%，以此来刺激经济复苏。2003年6月，格林斯潘更是把这一利率降到了1%，并且让这种状态维持了1年。同时，其他颇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开始公开表示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这也使得长期利率降低。2002年11月，当时的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警告说，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从2000年的8%降低到了2003年的6%。”“低息资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免费资金很快就进入了房地产业。二手房交易量很快从2001年的525万套上升到2003年的617.5万套。与此同时，房屋的平均价格也从147,500美元上升到178,800美元，增幅达21%。新房交易量也从2001年的160万套提升到2003年的185万套。房地产也的确提供了工作岗位，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房地产业也许是接纳过剩生产力的最佳产业了”（《 美国房地产泡沫成因》）。从以上文章可看出，2001年及其后的降低利率，是用来“刺激低迷的经济”，“ 刺激经济复苏”。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陈宝森，也曾谈到因为2000年底至2001年美国经济正滑向经济危机时采用降低利率的“反危机”措施。他写道：由于“经济滑坡太快，幅度太大，有使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于是联储在12月19日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宣布，把调控目标转向防止经济疲软。从2001年1月起到5月连续五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2个百分点使之达到4%。……6月27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决定第六次降息，幅度0.25个百分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3.75%，达到7年来的最低水平。联储在解释降息的理由时强调：‘近几月的明显特征是，盈利率和企业资本开支下降，消费扩张乏力，国外经济增长缓慢’。‘委员会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风险是导致经济疲软的各种情况’。”“联储降息后抵押贷款利率随之下降，房屋需求上升，扭转了自2000年4月以来的下降趋势，住房开工1、2、3月份连续保持在160万栋以上的较高水平”（均引自陈宝森《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和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01、5）
其实，就是去年开始的这次经济危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都在使用包括降低利率的各种“反危机”措施。例如，多次降息后，去年12月中旬美联储宣布：“该行已经将其联邦基金利率从1%下调至0到0.25%的‘目标区间’，高于许多分析师此前预期的下调至0.5%。美联储同时明确表示，将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及其同僚同时承诺，将使用‘所有可用工具’来抑制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1/4个世纪以来维持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
甚至在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的我国，虽然还未陷入经济危机（即经济还未负增长），但因为经济增速已急剧下降，我国对此也是多次降息。我国多次降息以实行低利率的原因，也是把低利率作为制止经济滑向危机的措施来使用的。
低利率是美国惯用的“反危机”措施之一，但按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要美“联储放手降低利率，其前提条件是通货膨胀处于受控状态。否则联储就面临‘滞涨’局面，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这对联储来说将是‘大忌’” （陈宝森《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和前景》）。因此，“ 中国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恰恰是为美国“放手降低利率”来“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国因素“ 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不仅2001年存在，2001年后直到现在，这种效应仍存在。即中国因素有利于美国反2001年的危机，也有利于美国反本次危机，而并不是如许小年所说，中国因素“间接地引发了此次危机”。
许小年决心最死硬捍卫市场经济神话，但他无法遮掩被他们称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正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挣扎的事实，他就企图遮掩2001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不遮掩，他怕别人会问，2001年美国又怎么陷入危机？那他又会陷入穷于编造、辩护境况），并编造低利率导致危机的说法，来编造美国陷入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通过以上手法，他要向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不是美国市场经济造成经济危机，是美国市场经济之外的因素——中国造成了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并防备外部因素干扰，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他认为，有他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的支持，他就有理由叫嚷：不要凯恩斯，要市场经济。
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们，对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始终不能正视，而用尽各种方法回避或掩饰。龙永图、林毅夫等说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对金融业松于监管，以及许小年大讲引发美国经济危机的中国因素，都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但龙永图、林毅夫等虽掩盖经济危机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他们还承认美国市场经济有缺陷（对金融业松于监管等），说是这缺陷造成经济危机。而许小年对龙永图、林毅夫等的说法是不屑的，许认为美国市场经济是好的，而这个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好市场经济之外的因素——中国造成。
许小年是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死硬地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对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当年也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是：它的辩护是毫不掩饰的。它不仅不象新制度主义或者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剑桥经济学那样打着收入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的旗号，甚至也不象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那样，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维持物价稳定为标榜，它总是高唱‘自由胜于一切’的滥调。它不象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那样多多少少承认‘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或资本主义经济有弊病，它百般歌颂自由市场和竞争，声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非资本主义所造成，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所引起的。无怪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把新自由主义称做‘保守派’、‘右翼’经济学。”（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 168—169）许小年现在还在高调喊不要凯恩斯，要市场经济，还在“百般歌颂自由市场和竞争”，声称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造成。整个表现就如胡、厉二先生当年对新自由主义的表述是一个模样。
我们又回过头来谈谈低利率的反危机作用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关，始终回避经济危机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所以，他们那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反危机”措施，根本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发生，最多只能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缓和经济危机，减轻危机严重程度，或使经济早些从危机泥潭中爬出来。低利率这种“反危机”措施也同样。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贪婪，资本间竞争，使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对劳动的剝削，使劳动群众购买力增长很有限（有时甚至负增长）。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凯恩斯看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但他认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分两部分：人们对消费资料的消费需求不足，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低利率措施主要用于刺激投资（而现在已经发展到还要刺激消费），消除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企业（即资本家）投资与否，取决于预期利润率和贷款利率关系。如前者大于后者，企业就投资，反之，就不会投资。而危机期间企业预期利润率已经降低，要刺激企业投资，就必须降低利率，使其低于已降低的企业预期利润率。这就是凯恩斯用低利率“反危机”的基本原理。
而凯恩斯低利率在危机时刺激企业投资需求的设想，是其只看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未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当危机中工人失业增加、在职工人所受剝削加重（收入减少）时，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已不是相对缩小，而是绝对缩小。这时商品销售困难并积压严重，工厂停工或开工不足现象增加，这时不是生产资料投资不足，而是生产资料投资过剩。而正是生产资料投资过剩，才产生生产过剩危机。在生产严重过剩时，资本家也不会用低利率贷款去投资扩大生产。只有少数生产过剩不严重的行业，或自认为其新产品在市场上有销路的少数企业，才会用低利率贷款去投资扩大生产。
而低利率刺激消费也有局限性。危机中工人失业增加，失业工人失去工资收入，通常也不敢贷款消费。危机中，在职工人所受剝削加重，收入减少，并工作稳定性变差，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敢贷款消费。2001年那次危机，因为美国许多年房价趋涨，并多数人对房价未来也看涨，在这种情况下，较低利率刺激了用住房贷款买房。但现在房价还会跌多久时间不明朗情况下，较低利率却不能刺激美国人用住房贷款买房。我国利率下调许多的情况下，符合一定条件住房贷款利息还可再打7折，但房价还会下跌多少不明朗情况下，这很低的利率仍未起到显著刺激用住房贷款买房的作用。
因此，资本主义剝削制度产生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后才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下的一切“反危机”措施（包括低利率），最多能起点治标作用，不能起到治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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