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透视中国金融安全

透视中国金融安全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期，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汇焦于金融。虽然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近似浴火重生的曙光，但在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险恶、内在脆弱性不断加剧的夹击下，中国金融业依然诟病丛生而积重难返，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国家崛起的最大风险因素，依然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国际金融环境日益险恶

　　首先，国际金融秩序正在发生剧变。

　　·美国因巨额赤字而加深对国际资金的依赖，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美国经济因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居高难下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如抵押贷款利率）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制约。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06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比美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多73亿美元。这是自1946年美国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首次出现“投资赤字”。

　　·东亚等地区金融地位明显增强。东亚充分利用在国际分工中的机遇，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通过贸易盈余累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货币汇率处于强势地位，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输出地，同时也是理想栖息场所，对国际金融的影响举足轻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下降。IMF资料显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这使得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迅速降低。中、印、俄等新兴大国崛起使得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加速调整，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缺乏代表性，对全球经济的调节愈发力不从心。

　　其次，国际市场风险增大。

　　·全球流动性过剩。“9·11”之后，为应对经济疲软和通货紧缩，美联储连续降息至1%的超低利率且保持一年之久，欧洲央行将２%的低利率维持４年，日本央行则实施了长达５年的零利率。全球三大经济体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加大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也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起国际游资泛滥，于全球寻找乃至创造投机获利机会，由此导致全球的股市、房市、商品期货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资产泡沫日趋严重。道琼斯股价指数2006年10月中旬首次突破12000点大关，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证交所的主要股指都达到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上海与孟买等亚洲股市也都持续大幅上扬。同时，《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欧洲房地产市场泡沫相当严重，丹麦、比利时、爱尔兰、法国和瑞典等属于房价增长的领先者，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房租分别比长期平均值高出55%和70%，美国房地产价格被高估50%，部分地区（如圣地亚哥、洛杉矶等）房价涨幅超过100%。

　　·资源价格大幅震荡。1998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已上涨了近5倍，2006年7月曾一度逼近每桶80美元的峰值。此后虽有所回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投机炒作的影响，国际油价至今仍在高位震荡，远高于欧佩克（OPEC）2000年拟定的名存实亡的22—28美元区间价格。铜价2006年5月曾创下8788美元/吨的顶点，目前价位也是1990年代平均价格的3—4倍。金价从1990年代末每盎司252美元的水平飚升到2006年5月的730美元，创下26年来的新高。

　　·对冲基金危险性加大。近年来，对冲基金发展迅猛，支配资金从1990年不足500亿美元剧增到目前的1.2万亿—1.5万亿美元。因对冲基金运作缺乏透明度，大举进入衍生品市场又缺少监管，由此因相关违约导致局部金融恐慌近年来时有发生。欧洲央行多次警告，对冲基金威胁世界金融体系稳定，尤其是许多基金经理采取与对冲基金类似的投资策略，增加了投资项目突然崩盘的风险。

　　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历史上，美国曾利用各类金融手段牵制前苏联、遏制日本以及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如今，以金融“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战略选择。

　　第一，新“门户开放”下的金融陷阱。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摩擦，逼迫中国接受新的“门户开放”（1899年是商品市场的开放，如今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对华鹰派曾公开扬言要持续施压人民币升值，像19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让中国经济倒退10年。

　　第二，借机实施金融袭击。美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落地生根后，会利用该国的金融市场缺陷与监管漏洞，通过一系列金融操作制造金融动荡，吸食该国财富。商业与投资银行提供杠杆资金，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银行提供信息，评级机构提供与创造契机，对冲基金则实施攻击。美国曾借助金融危机降伏墨西哥，惩罚东南亚，袭击俄罗斯，重创西欧。中国金融问题严重，金融缝隙甚多，未来被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金融信息安全隐患。美国金融机构很多背景复杂，在中国境内活动日趋频繁，投资银行与评级机构已经掌握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主导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审计业已经形成垄断，由此涉猎大量政治、经济、商务乃至国防工业信息。世界诸多国家限其于境内活动，而中国目前极少戒备，金融及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第四，金融歧视与讹诈。伦敦与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资金、资本与期货市场，世界各国机构与企业都向往在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交易。但在美国对华鹰派眼中，中国一直被看作迅速崛起的“另类”，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投融资以及进行其他金融交易时不断遭受非议、歧视甚至讹诈。

　　中国金融脆弱性严重

　　首先，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

　　·实际不良贷款或有增无减。据银监会公布，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由2004年初的约20%降到2006年末的约9%。但是，有研究表明，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未来银行风险，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操作风险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总行行长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不断向银行风险转化。新一轮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19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此外，在体制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非市场的信用关系，信贷资金财政化，银行在政治压力下大量发放“安定团结贷款”，成了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国内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昔日，危如累卵的国有银行尚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迅速增长的居民存款使之有足够流动性。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正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目标是境内的优质客户与高端业务，居民储蓄被其分流。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不良资产的手段，未来陷入支付危机的几率将明显增加。

　　复合性金融风险持续积聚

　　首先，内外风险交织。一是“外在风险内部化”。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对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内在风险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2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被重罚，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投机巨亏，2006年“国储铜”投机巨亏等，中资国有企业不断违规经营，参与海外投机，极大地挫伤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金融信誉，对东道国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其次，新旧风险叠加。资本市场的发展可有效分散银行风险，但由于金融制度设计出现问题，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风险，如今这些风险已相继暴露。很多优质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因参与期货市场投机又无法适度控制风险而陷于破产境地；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但是治理问题严重，隐患多多；股票市场历经曲折后，出现持续“井喷”，掀起全民炒股疯狂，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风险正不断增加，而且约1亿股民中的“非理性”行为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的另类隐患。多年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十分困难，被迫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研究显示，目前中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据估计已接近正规金融的1/3。

　　最后，债务风险凸显。2006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23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中央财政国债余额3.5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则是一本糊涂账，国内有专业机构估计在1万亿—3万亿元，国外有研究说在7万亿元（包括乡村一级超过1万亿元，县一级3万亿元，省市一级2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中国养老金缺口在9.15万亿元。因此，政府的直接债务约16万亿—22万亿元（不计背负注销银行巨额坏账的隐性债务），与20万亿元的GDP相比，则已超出60%的国际警戒线。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拉美与俄罗斯教训显示，巨额政府债务同样会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金融领域各个层次。在微观层面，一些机构借“股改”之名，行增进管理层利益之实，改制直接成本过多集中于被裁减员工，有的甚至出现中外合谋，欺骗政府与百姓，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层面，金融决策屡屡出现照顾相关机构或利益集团的倾向，公正、合理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当中，最为突出的“道德风险”是政府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下三番五次为金融机构坏账、国有机构投机巨亏买单。

　　最为严重的“道德风险”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信用的滥用。银行坏账冲消、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头上。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

　　东亚金融危机表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国家银行当初同样有国家信用支持，可是当风暴袭来，国家信用于一夜之间消失。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政府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还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

　　金融开放风险莫测

　　首先，开放“失序”产生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出现“失序”倾向：是“入世”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入世”没有承诺的，也在“自主”开放，而且还是加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10年前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因为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但我们的一些金融界高层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坚信，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这种思维显然是危险的。

　　其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秩序剧变，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骤升;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深化，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蕴藏的巨大获利机会，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的“热土”。

　　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风险传递在表象上集中体现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越来越趋于同步。芝加哥和伦敦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使得中国商品期货尤其是上海金属期货在涨跌停板间来回震荡；A股市场也正越来越强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期货与股票市场的“蹦极”性波动，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机制完善，并对相关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流动性过剩带来系列综合症。

　　●激起资产泡沫，加剧通货膨胀。在连续15年经常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激增的情形下，央行按照一如既往的管理方式收授外汇，由此大大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虽然采取发行票据回笼货币、增加存款准备金等策略，但收效不彰，国内流动性过剩愈益严重，激起金融资产泡沫，引发房地产热和股市狂潮。也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信用扩张过快，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

　　●催生的“财富效应”综合症。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促使资产价格上涨，房价、股价、人民币史无前例地催化国民的财富幻觉，产生强烈的“造富运动”或“财富效应”。这会导致系列综合症:颠覆国民的财富观，激化人们的投机心态，致富有捷径，投机胜勤劳；扭曲社会资源配置，使更多的资金、人力流入虚拟经济之中，实体经济越来越无法支撑；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增加金融监管难度。在资本跨境流动日益自由而人民币汇率缺乏足够弹性的前提下，央行货币政策势必越来越低效，而人民币汇率却不能由央行自行决定，央行正饱尝“带着枷锁跳舞”的滋味。不过，在金融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监管体制不顺畅（如分业监管背离外资金融机构实际混业经营）的情形下，过分迷信有限的金融手段，过分自信自身的监管能力，也是监管机构陷入如今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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