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当前诸多风险与对外开放失当紧密相关

重构开放安全新思维
 江涌 瞭望周刊 39期
 
    未来中国的开放应是均衡开放、对等开放、有选择的开放，和更注重国家安全的开放

一

改革开放令中国取得辉煌成就，十七大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正是有了改革开放，“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因此，依照经验与逻辑，中国应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人们习惯了将“改革”与“开放”并列，实际上，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一贯地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对内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远远超过对外开放。而且，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日趋失衡、全球动荡日趋加剧的态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收益在逐渐递减，风险却在不断增加。环顾国际，那些缺乏足够的心理与技术准备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都因盲目对外开放而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金融危机，一些国家数十年辛苦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即被“蒸发”，社会陷入持久动荡，甚至出现政局更迭。拉丁美洲昔日的“模范生”（如阿根廷）如今都陷入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即便是一些当初对全球化充满热情的发达国家，如今也在不断地反思检讨，经济保护主义（自己称之为“爱国主义”，称人家的是“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排外思想日益严重。

十七大报告也因此指出：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因此，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在不断深化对内改革的同时，要审时度势把握好对外开放。

二

科学总结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就必须细致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内在逻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在形式上是首位连贯、一气呵成的，但实际是有明显区分的，那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中国为加入WTO而进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的对外开放因此“主动”成分越来越少，“被动”因素越来越多，即从原来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主动选取开放政策，逐渐转变到，在外来压力或境外利益集团的诱导下，被动选取开放政策。当前，中国热钱肆虐，股市低迷，房市高危，汇市紧张，巨额美元资产面临严重亏损，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经济面临缓增长与高通涨、高失业威胁，社会经济领域积累起诸多风险正是与一段时期以来对外开放失当紧密相关。

一是过度开放。农业、矿业、制造业、流通业，甚至最敏感的金融业，我们都开放了，“我们该亮的都亮了，不该亮的也亮了，底线在哪？”中国的开放度不仅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而且在一些领域就连身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日本与韩国也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在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有国外学者评估中国的开放已经走到世界前列，连不断高压中国开放的美国的经济专家也自叹弗如。例如，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国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拓展举步维艰。外资进入美国市场、控股美国机构需要获得州政府、美联储、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甚至美国国会的批准。此外，针对中国还特别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而存在诸多问题与隐患的中国金融业却“一直向前走，很少向两边看”。与美国细致的分权不同，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大权独揽，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控股中国机构，从标准认定、审批、授权等完全由一家监管机构“包办”，相关部门也不断通过部门立法进行自我授权，大踏步地推进中国金融业单向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金融成为中国经济系列乱相之源，成为国家经济越来越不安全的核心。

二是不对等开放。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开放只是用来增强中国更好获取国际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手段，从而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服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当今国际，“开放”还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博弈筹码，是施压对方公平公正待我、享受国民待遇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中国为了拥抱全球化，在很多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国际博弈中，往往没有善加利用甚至有时还主动放弃这一筹码，而且一些部门与地方依然故我，坚定地走单边、定向的开放之路。正因如此，造成了严重的不对等开放，西方对中国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西方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如此便利国际垄断资本吞噬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便利西方国家转嫁国内风险。国际资本在中国大肆攻城掠地，越来越多地掌握甚至主导中国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定价权与话语权，中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知名民族品牌不断减少，行业主导权不断旁落，政府调控与治理能力不断削弱，国家经济主权与尊严不断受到侵蚀。

三是不均衡开放。对外开放超过对内开放，长期持续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权。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顺畅的产品营销渠道，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因此给予外资适当的优惠待遇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随着中国资金的日渐充裕，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产品营销渠道的不断拓展，与西方差距的日趋缩小，我们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的收益迅速降低，负面效应不断扩大，众多的经济开发区早已成为“经济飞地”，即只是简单地从事两头在外的贴牌加工，极少有技术与管理外溢可言。而且，外资为了维护其竞争优势，向中国转移、转让其核心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可能性几不存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的持续优惠政策已经严重不合时宜。在外资于中国高歌猛进之时，中资的生存空间却日益狭窄，众多中资企业要么成为外资的附庸，要么就关门歇业或陷入破产边缘。

三

中国有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中国现代史恰好以三十年作为分水岭：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三十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帷幕正式拉开，这是中国奠定崛起基础、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三十年；从改革开放到奥运会成功举办，这是中国努力实现崛起的三十年。每个三十年，近乎都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积累的众多问题，无疑又将中国置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其中，对外开放的重新架构，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新道路的重要内容。这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日趋加剧的全球动荡的需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中国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以维护国家主权与保障国家安全为核心，依照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为自己的对外开放设置“边线”与“底线”。有鉴于此，未来中国的开放应是均衡开放，即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注意对内开放，增加中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公平参与机会，提高其竞争力，由此打造一批中资跨国巨型企业；未来中国的开放应是国家之间对等开放，中国的市场开放应以对方市场对中国开放为条件，中资企业被并购应当以中资企业能够并购对方企业为条件；未来中国的开放应是有选择的开放，即对所有外资不再是简单的开放，应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地区发展平衡、环境生态保护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而进行有选择的开放；未来中国的开放应是更加注意国家经济安全的开放，当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发达国家广泛掀起“经济爱国主义”之际，中国有理由、有条件更加注意自己的经济安全。因此，中国需要的是对外开放的高质高效，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可持续增长潜力与持久国际竞争能力。

从历史长河看，谁封闭，谁落后；从国际现实看，谁开放不当，谁遭遇危机。时至今日，中国正从“一般发展”转向“全面崛起”，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日趋动荡，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压力日趋增大。中国过去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初步、肤浅的经验，远远不足以应对全面崛起的艰巨任务。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国际经济竞争政治化要求中国在全面总结、吸取过去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世情、国情与党情，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对外开放战略。因此，不管时间、地点与条件的转移，一味地、简单地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开放，而不讲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科学有效性，不探究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深刻内涵，不分析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风险，本身就是抱残守缺与形而上学，理论是糟糕的，实践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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