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有化的社会现象

中国私有化的社会现象

　　现象背后必然有原因，原因背后必然有规律。揭示中国社会现象的背后，就能找到产生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根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中国社会自私有化改革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种问题，它们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全面私有化进程密切相关，并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不断上演。对原有的公有制而言，全面私有化是一场社会彻底的革命，其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节、财政分级管理与社会政治现象

　　政治就是行使统治集团的权力，经济就是这个权力存在的空间条件。政治具有主权属性，是权力的最高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代表政治主体的是国家及代表阶级利益管理国家的政府。而国家是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政治具有暴力性。因此，政治斗争就是暴力斗争，也是最高形式的社会矛盾斗争。政治主体是由各种权力主体组成的，各种权力主体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上层建筑，与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并且互相影响。因此，在社会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矛盾斗争。

　　1、财政分级管理与“诸侯经济”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以经济作为基础，因为，经济是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一切与主权有关的经济，都是政治经济，政治经济现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反映，从而反映了政治的性质。

　　财政问题是政治经济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问题。财政管理方式的改变，为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在经济基础积蓄质变的能量。中国的财政分组管理，不仅自身在适应私有化改革的影响，同时也在助推私有化的进程。所为财政分级管理，就是将原来的国家财政按比例分归各级地方财政，

　　财政分级管理，是现代的“分封制”，它让地方政府获得了真正独立的权力主体地位。“分封制”源于中国周朝时期，诸侯被封有领地，在其领地内皇帝没有了直接的权力。诸侯拥有封地的国家土地，包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保卫国家，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卿大夫再对士，实行层层再分封。到战国时期，仍有分封侯君，但他们已多不掌握政权和军权。

　　封地就是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料，封地收益就是财政来源。地方政府获得了经济基础，同时也获得了权力。它与这种“分封制”非常相似，在这种权力范围内并与这种权力相关联的一切经济，都是“诸侯经济”。“诸侯经济”代表了一个地方的各级利益集团，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经济行为和活动，都代表了各级地方政府和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诸侯经济”利益，地方利益集团阳奉阴违，明里暗里对抗中央，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典型的“诸侯经济”现象。地方权力还掌握着地方暴力工具，“诸侯经济”为地方暴力工具提供了物质和资金保障。地方暴力工具为“诸侯经济”保驾护航，并参与了暴力征地和拆迁，同时还为地方利益对抗中央创造了条件，“黑监狱”事件更显其在“维稳”与阻止百姓“上访”中存在的价值。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诸侯经济是肢解公有制基础的一部分，它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结局?周王朝的衰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最终的破坏就是镜子。相对于土地“分封制”，“财政分级管理”显得非常抽象，那么，“包产到户”则更为具体，这就是以土地为内容的经济管理方式。但是，在土地兼并和征用中，大批劳动力离开土地，耕地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包产到户”名存实亡，这正是“诸侯经济”覆灭前兆，也是政治质变量的开始。

　　2、“顶层设计”与“一把手”负责制

　　“顶层设计”是一种新的提法，原意是指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由顶层来决定底层，由高端决定低端。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由顶层根据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整体关联性，做好匹配与衔接工作，并设计可行性实践和实施方案。

　　“顶层设计”实质就是统治者设计，其谎言在于所为的“整体关联性”，似乎与公有制的计划性相一致，但两者却有根本的区别。但公有制是人民当家作主，集体决策，民主集中。而“顶层设计”则是少数人决策，是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志能否代表多数人的诉求，只有通过人民代表才能体现出来，实际上，能代表全体人民共同诉求的就是多数人。然而在私有制社会中，权力是跟随着资本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其必然为少数人服务。所以，“顶层设计”的结果就是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设计。事实上，“顶层设计”不是新生事物，与其如出一辙的由“厂长负责制”和“一把手负责制”。

　　“厂长负责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种管理制度，它是指以厂长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法人代表，全面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对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负全责的企业领导制度。这就意味着厂长不仅拥有企业经营管理权，而且还拥有企业的人事权、决策权。“厂长负责制”，实质就是剥夺了国有企业的工人，作为国家主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同时，他们的权利也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被彻底剥夺。“厂长负责制”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厂长利用这一制度，获得了侵吞国有资产的权力，至少为他们侵吞国有资产创造了使得条件。事实是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廉价贱卖，而最大得利的正是掌握国企权力的厂长和企业干部。国企是人民的财产，侵吞国有资产就是侵吞人民的利益。

　　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被延伸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一把手负责制”，也称之为“首长负责制”，它是指由单位的第一领导对全局性、关键性、重要性的工作负总责。这种管理制度不仅涉及到了行政权、决策权、决定权和管理权，还涉及和影响到了人事权。“一把手负责制”是私有化进程的产物，它代替了公有制下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使平等关系变为从属关系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而也催生了“个人特权”。在公有制下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作为干部他们“干”字当头，做事在先。而今作为社会的特权阶层，领导脱离群众，干部脱离劳动，功利抢在先，劳动不伸手;官员的权力在私有化中作为社会的“公权力”却被私有化，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权力失去了监督，权力膨胀滥用必然产生腐败，最终导致干部领导的蜕变。

　　不论是“顶层设计”还是“一把手负责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低估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在行动上脱离社会的群众基础，排斥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剥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3、“党政分开”与“宪政”夺权

　　“党政分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对社会质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实质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提出“党政分开”的理由认为：以党代政和党与政府的职能混淆，实行“党政分开”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还指出：党政不分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看问题就有局限性;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党的建设，结果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显然，这都是美丽的谎言。

　　首先，党是一个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党政结合才能使这个党获得主权社会的权力，使之成为执政党。“党政分开”就是要让“执政党”成为“在野党”，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的。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总统都来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无不是党员。同样在日本，政府议员也来自各个政党，首相也担任党首。其次，党与政分开，不仅失去了执政能力，而且还动摇了执政地位，因此，在中国出现要求“多党制”和反对所为的“一党制”的声音，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从权力与空间的角度讲，如果说砸碎公有制是为了解决经济基础的空间问题，那么，“党政分开”是要解决权力问题，失去了权力就彻底丧失了执政地位，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和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领导新民主义革命起，就一直在工作的第一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各个工作岗位也是共产党员带头冲在工作第一线，在人民群众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发现实际问题，掌握客观规律，解决社会矛盾;只有在生产第一线，才能与劳动大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起，不仅各民主党担当起了监督职能，而且人民大众也承担了对共产党的监督职能。

　　以所为保障人权、自由和民主为目的的“宪政”成为了又一个美丽的谎言。“宪政”就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宪政”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产物。“宪政”至所以是一个谎言，那是因为它是以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为原型的，而资本主义法律本身就是虚伪的。“宪政”所要限制的权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就是要限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权力，也就是要限制人民大众的权力。法律是为权力服务的，“宪政”之后的权力必然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所以，“宪政”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宪政”也是夺权的开始，是一场关于政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4、“高薪养廉”与“裙带关系”

　　中国的“高薪养廉”制度也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几乎同步。高薪与养廉没有必然联系，“高薪”属于分配方式，“养廉”属于管理方式。“高薪养廉”是利用权力，借养廉之名行高薪分配之实，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福利”。“高薪养廉”是特权阶层为自己准备的盛宴，是借权力为自己准备的加餐，它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是不平等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

　　腐败不会因为高薪而消失，相反，“高薪养廉”成了腐败的瘟床。因为权力的作用，用“高薪养廉”的职位，成为权力交易的目标，一些部门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暗插亲属之女，形成“近亲繁殖”;或者在利益集团内部或朋党之间互换职位，通过“内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编织了“裙带关系”。以具有现代“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为例，报考人数创世界和历史之最，几百上千人争一职位，入选比例之悬殊也是绝无仅有，但他们都不是“为人民服务”去的，而主要是为了稳定高额的工资和丰厚的福利去的。事实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高薪养廉”越养越腐，打击腐败越打越多，那是因为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社会条件，于是才会出现种种腐败的怪相，如事业单位违规招聘，面试考陪吃陪唱，可为开当今世界腐朽之壮举。法官招嫖反映了这个法律的虚伪，官员包养情妇证明了权力的腐败，腐败官员频频遭美女告发说明监督体系形同虚设，这就是特色中国的波澜景象。

　　人事制度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是政治的一部分。在阶级社会中，人事制度也是为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政府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有官员责问“为人民说话还是为党说话”的时候，他们已在行动上把执政党和人民相互对立起来了。因此，这不仅是官员的阶级立场出现了质变，也是政治质变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政治现象，都是在私有化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同时说明，私有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夺权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5、“诸侯经济”与“两院一府”

　　“诸侯经济”的产生，是由原来的国家统一财政管理变为地方独立的财政，实际就是地方政府获得对财政的控制权和一定的所有权。“诸侯经济”导致一些地方一味追求自己的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出现地方割据，互相封锁。一些地方财政富甲一方，为其能占山为王搞各自为政提供了经济基础。当地方政府富可敌国的时候，必然会通过其经济影响力呼风唤雨，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政治生活。

　　所为“两院一府”是指检察院、法院和政府。他们之间从国家体制的设计上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关系，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但是，“诸侯经济”使司法独立产生的变化。首先，司法系统是双重管理，即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和与政府系统的同级管理。其次，标志“诸侯经济”的财政分级管理，使地方财政成为同级司法系统的经济来源，政府部门与司法系统的关系如同“奶妈”与“乳子”的关系，当地方政府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司法体系的监督和执行能力必然受影响，这为政府腐败和司法不公创造了条件。

　　6、私有化的法律虚伪与社会的分配不公

　　在经济危机之际，为减少失业率，企业被允许降低职工工资，职工得到了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金。这是企业的生存与国家的法律之间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它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所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资本，二是法律的所为权威性是可以挑战的。如果说这是应对危机的无奈选择，那么，从环卫工的生存状况不仅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普遍现象，也反映出私有化下法律的虚伪性。

　　环卫工是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工作职位，但是，自经济私有化改革以来，环卫工有编制内与编制外两种身份，这在很多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也普遍存在，但他们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待遇。编外人员干着最苦、最脏、最累、最重的活，但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和福利。在很多地区，这些环卫工大多是大龄者，甚至是年迈的高龄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与聘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种现象背后说明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这种现象反映了法律的无奈、无力和无用。二是这些大龄高龄环卫工大多是在社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又因缺乏新的工作技能而难以有新的职业发展与生存渠道。三是高龄环卫工本应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但却迫于生活压力而无奈工作，说明私有化下的养老没有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缺失。

　　编制内与编制外的“同工不同酬”，正是私有化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在权力上反映了不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不同，所造成分配不同的结果，这就为剥削与财富的掠夺创造了条件。马克斯在阐述分配问题时是以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今的劳动已有了等级之分，分配也是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在“价值=价格-利润”价值公式中，如果劳动力价格低了，甚至是低于利润，劳动者的劳动当然也就“不值钱”了。社会鄙视劳动，剥削有理，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贪婪的、无情的攫取剩余价值，所以分配的不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也是任何一种剥削制度下的共性。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分配是所有制下的经济职能，也是国家权力的职责，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失控而导致职能的缺失，是分配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原因。

　　分配问题表面上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问题。“同工不同酬”和贫富差距，是私有制下经济地位不平等和社会剥削的产物。在中国出现民间企业和民间组织对贫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活动，这不是社会的“光彩事业”，它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中国民营企业存在良知，但中国民营企业有“原罪”，以及在私有化下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民营企业做慈善，是让“不光彩的人”来做“光彩事业”，如同让狼来为鸡做慈善。因为，社会的公平不是靠民营企业的“良知”来实现的，如果慈善能解决社会的分配不公，也就不会有美国的华尔街了。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资拖欠、存在的血汗工厂等问题，正说明了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所以，要解决分配不公，关键是解决私有制下腐朽的社会生产关系。

　　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终于发现，中国的私有化发展就是剥夺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发展。

　　第二节、私有化与经济生活

　　所为经济，就是关于资源的组合、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生产过程。经济生活就是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对一定空间的控制、支配和运作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社会经济现象，都是基于这个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它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经济和政治是不能相互割裂的，经济可以是政治的晴雨表，政治是一定经济形态的体现。换而言之，私有制下的经济生活现象，是这个所有制下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也是这个社会政治的体现。

　　1、物价问题与社会生产方式

　　物价问题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准确地讲是公有制时期，实现了物价的长期稳定。自私有化以来，物价就一路上涨，货币一直在贬值。 201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达6.4%，物价问题影响到了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使物价这个经济问题也成为了社会政治问题。

　　价格是在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商品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其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

　　价值=价格-利润

　　然而，价格上涨并不是商品价值的增值，而是利润的增加。价格的波动是由资本参与投机的结果，其利润是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被各个流通环节不断肢解和占有，其中在流通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单位占有最大程度的利润。物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资本参与投机的过程中，这个物价是供求关系的虚假反映，如中国房价在国际金融危机之际还能逆势上涨，大众农副产品能从天价跌进烂菜价，这是资本作怪的原因。

　　资本在竞争中既造成的区域性分工，也制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大宗农产品价格除了受国际期货价格的影响外，还受到产区自然灾害的影响，以棉花为例，原来在苏南地区以前也种棉花，但现在已绝种了。这只是反映了一个方面，在整个社会在生产过程中，这种“资本”不仅是指货币，也包括生产资料。这种“资本性的区域性分工”在竞争中不断出现强弱分化，形成地区差异和差别。

　　私有制的经济快速发展推高了物价，背后就是利润的最大化。按照价值规律，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应该使商品价格降下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也应该使价格降下来，但却是不降反涨。这正说明，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正直目的实质是对利润的追求，而不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此外，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劳动成本也应该是降低，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也上涨呢?是因为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成本在上涨，而且是劳动力生存成本的上涨大于生产效率提高而降低的成本。货币贬值，工资增加并不等于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劳动力成本受到“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到了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

　　影响价格的还有国际热钱与“外汇占款”，它们都是畸形生产方式的产物。热钱首先是富余资金，而且是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资金。热钱进入的是流通领域，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它增加的不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而是抬升了商品的价格。社会生产与社会总需求应基本保持平衡，当热钱流向某些领域，就会造成局部产业过热，这就形成畸形的供求关系，必然造成价格的大幅起落。同样，在国际贸易中，出口的产品与进口的商品保持平衡，才能保持社会总财富的基本不变。当出口的商品换来的是外汇货币，需要兑换成本国流通货币，那么，“外汇占款”就要由国家银行发放本国货币满足货币的流通需要，这样意味着出口了多少的商品在本国减少了同等的财富量，还增加了本国相应的货币量。财富量与货币量的失衡导致了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的贬值是一种财富的掠夺过程，是转嫁经济危机的过程。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美国要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了。

　　2、消费与养老保障

　　消费就是对社会物质财富和资源的消耗，要通过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畸形产物。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要消费首先要有消费的能力，这种消费能力需要以物质基础为后盾的足够的货币资本为保障。人要维持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必然需要最基本的物质消费，人作为劳动力，在其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的成本付出，另一部分是维持生命存在，包括养老和医疗及个人发展的积累部分，也可以概括为劳动时间与劳动积累两个部分。

　　养老问题也是关于生存的问题，养老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养老是要消耗财富的，这个财富恰恰是要靠积累的。即使以中国传统“养儿防老”，实质是一种劳动的预支性转移，就是先由父母辈养子女辈，待老后由子女养父母，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看，实质就是自己养自己。在养老的循环过程中，“养儿防老”既是义务，也是权利。

　　一个人从刚出生开始，他需要大人的哺养，同时其没有劳动能力，是一个净消耗财富的阶段，这也是享受权利的阶段。随着逐渐长大，对大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同时所要承担的义务也越来越大，劳动能力越来越强。人从十八周岁成年起，具有了承担劳动义务的能力。按大学毕业的普遍年龄22岁起开始工作，那么，如果按照退休年龄为男60、女55岁算，一个人一生的工作时间即创造财富的时间为：

　　男：60-22=38年;女：55-22=33年。

　　根据社会平等寿命减去退休年龄，就是养老的时间。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3岁计算为：

　　男：73-60=13年;女：73-55=18年。

　　那么，人的成长年龄加上养老年龄，是一个人净消耗财富的时间，即：男35年，女40年。在总体上，人一生创造财富和消耗财富的时间基本相等，换而言之，一个人一生要至少创造高于消耗量二倍的财富才能满足养老条件。这也说明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养老需要有积累。对于社会而言也是这样，只有个人为国家创造足够的积累，换句话说，就是国家要有足够的积累，才能支付个人的养老，国家没有积累也就不能养老。

　　养老对于主权国家是一个关于民生问题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是实行的低工资高积累，这被私有化认为是“贫穷的社会主义”。那么，私有化后，中国的社会积累去了哪里呢?最大的积累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在转制中被贱卖了，把全民的积累变成了个人的财富。让职工下岗，提早退休，不仅没有为国家积累，还额外消耗了国家积累。如果中国的养老金出现问题了，首要原因就是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它与“人口老龄化”没有关系，因为在公有制社会，老人都是有养老的财富积累。在私有化下出现的“养老危机”，是这个社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费式“无底洞”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这是社会财富的对冲过程，也是私有制社会财富的掠夺过程。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后推行“延迟退休”，就意味着劳动者被延长了被剥削的时间，权贵阶层和剥削阶级延长了“啃老”和掠夺的时间。

　　3、人口与就业问题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口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等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是人口问题的核心问题。

　　人口是生产力来源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力资源，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劳动力也就谈不上有生产力。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在社会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则需要足够的人口数量。但人口数量越增加，就意味着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费也就越多，尤其是人口的快速扩张，对环境的破坏也是空前的。反映人口数量的另一问题是人口分布问题，一方面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数量过快扩张，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是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减少，影响了当地的发展。中国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大批失地农民成为富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而儿童、老人留守在了农村，成为了新的社会问题。

　　人要生存，就业是人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的民生问题，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换。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需要劳动力，从而扩大就业率。当经济萎缩时，就业率会下降。作为经济来源，收入分配受社会生产关系的支配。在生产制造领域，随着产业升级和调整，会产生劳动力的结构问题，即从事原有传统产业的劳动力变为富余劳动力，而新兴产业因技术要求和人才问题又缺少劳动力，这就出现一边劳动者找不到工作，一边企业缺乏劳动力的现象。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效率的提高，也使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劳动就业问题实质是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的失调所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追求利润必然把富余劳动力推向社会，造成失业人员的增加，就业问题和生存压力会诱发社会动荡和犯罪。因此，劳动力既有社会创造力，但劳动力问题也能产生社会破坏力。

　　中国是人口大国，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但是，在贫困和农村地区超生现象想当严重，这不只是观念上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新中国建国之初人口约6亿多，在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多生多育的情况下，到1978年时中国人口才8亿多，增长了约33%。而从私有化改革以来，在相同的时间里人口增长到13亿多，且还是实施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约63%，说明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私有化的改革，使家庭需要劳动力。同时，“养儿防老”更显得重要，所以才提高了人们尤其是农村的生育欲望和需要。

　　人口压力导致就业压力，因此，提出了所为发展服务业来扩大就业，但这却是非常之片面。生产如同打仗，前线一个士兵，后面需要多个人员在作保障。生产的“前线”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它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一第二产业相互依存，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产业。第三产业为服务性产业，其规模应与第一第二产业相适应。片面扩大第三产业，而制造业却在萎缩，就会造成因服务对象的不足而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此外，服务业是消费行业，没有了财富的创造就失去了消费的物质条件，社会失业率的增加导致社会消费能力的下降，从而减少对服务业的需求。让“失业大军”都去创业是不现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仅创造着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物质财富，也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恰恰是利润率最低的行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从中可以理解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价值，它还承担了社会初次分配的职能。同时，还能正确认识到国有企业一直被指责所为效益低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国有企业还承担了养老等更多的社会责任。

　　4、住房改革与土地经济

　　中国初试住房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从国家分配到个人、单位、和政府三方共同分担的方式。到90年代，土地经济的出现，实现了从福利分房转变为住房商品化。住房问题是关系人们住有所居的民生问题，但住房商品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负担变为居民个人负担。住房就其价值占居民家庭财产的重要部分，获得住房的首要条件是居民能否买得起房。但住房价格的连年上涨已远远超过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幅。不仅如此，住房作为一种固定资产有一个折旧过程，可是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这种折旧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是二手房在跟随着楼市价格的不断上涨。其原因在于住房已不再仅是生活的必须品，而是作为财富保值和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商品和资本。它的保值与增值是在于货币的不断贬值，它的利润回报是在于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成为了资本。但房价上涨并不等于居民家庭财产的实际增长，因为对于有实际需求的居民来讲，即使住房的砖头成了“黄金价”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作为资本参与商品流通才能实现利润。

　　房价上涨的另一原因，是社会游资进入房屋市场，因为资本总是流向利润高的领域，当房价出出暴利的时候，资本也就兴风作浪，进一步炒热房市，炒高房价。住房作为商品与其它商品有根本在于它是不可移动的资产，房价的上涨还带动了房屋下面的土地，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推高了房价。

　　公有制下的土地归全民所有，在私有化改革后，实质是把全民对土地的权利被剥夺了，地方政府把出让土地全用权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于是，“土地经济”一发而不可收。从此，住房的价格已不只是房屋的本身，还包含更重要的部分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的价格。这就相当于原来国民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被剥夺，并在买房过程中作为房价的一部分买下原本应有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是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不论用何种手段征得土地，实际就是剥夺个人土地使用权再卖给个人。

　　住房作为商品进行市场买卖本是经济活动，但房价的上涨还演变为政治问题，那里因为房市撼动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民怨。如果说为保障和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这完全可以有预期，但当房屋的职能不只是用于居住，而是作为获取利润的资本，其性质发生了改变，这就回答了为什么房屋越造越多、越造越高，却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房、住不到房的问题。因为房价离人们的预期价格和购买能力越来越远，也使一部分人不得已提前入市购买，通过“今天用明天的钱”贷款沦为“房奴”。高房价透支了社会资本，使整个社会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下降，过热的房产行业一方独大，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央政府才会对号称自由公平的市场出手干预，严控房价快速上涨，然而这又引发了开发商、地方政府、和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博弈，这正证明了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公平的虚伪和贪婪。

　　5、加入WTO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正确的讲是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自中国经济私有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所有制主体出现了多样化，除了有民营企业，还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与外商独资企业等。所有制的多样性，也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利益分配的多样性。而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的里程碑当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

　　WTO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由帝国主义超级霸主——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并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它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苏联解体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帝国主义需要重新安排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为推行贸易自由化而诞生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的目的为了在这个组织中获得话语权，打开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的局面。但加入这个组织也是有条件的，需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有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在国企转制中，以纺纱行业为列，作为当年的支柱产业采取了“限产压锭”，工人含泪砸机器也只是自动放弃“武装”，但事实是大量的淘汰机器被廉价“转”到了私营企业，这真是武装了公有制的反对派，到头来为国企掘墓了。国企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了改制说成是为政府“减负”，为产业“转型”。实质就是甩下“为人民服务”的包袱，把国企向民营转型，轻装为资本利润服务。但是，中国的坦诚与不设防，并没有换来所为的贸易平等和自由，直至今天，还仍然坚持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中国也从来没有学到高端技术。而中国人在国际市场中赚的钱都是血汗钱，出口八亿件衬衫才换来一架波音飞机。中国的外贸加工都被国际资本把利润盘剥得精光。除此还不算，中国赚取的巨额外汇，在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次贷危机”中大量缩水，损失惨痛。然而，即使这样，资本主义国家还接踵而来对中国兴起了反倾销的大棒，在这个宣扬“自由贸易”的组织中，对中国的贸易争端频频不断。由此可见，和资本主义“与狼共舞”，要么被吃掉，要么变野兽。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种资源具有相互联系性，但并不等于贸易的全球化。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与落后，如同大陆与大海，高者可入云，深则不可及底，贸易全球化，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即使不被淹死，也会被摔得伤痕累累。所为的自由贸易，就是狼对羊的自由，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做贸易，不会有真正的贸易公平。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掠夺是前所未有的，一是剥削劳动力，在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创造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对环境的污染也留给了中国。二是利用中国企业缺乏资金，通过合资控制中国的资源和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甚至利用资本优势先搞垮企业，再从中方手中接过企业，垄断产业，同时还得到了免费的技术，中国食有油市场大多被外资企业所控制，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就是在合资中被搞垮的。三是制造贸易陷阱，通过控制核心技术控制中国产业，中国是使用互联网规模最大的，但互联网设备大都源自美国。中国的光伏产业大规模上马，但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都来自国外，结果在与国外光伏产业争端中欲罢不能。四是倾销技术控制专利，一些农产品的种子产量高，抗病能力强，但技术专利却掌握在国外种子企业手中，中国的本土大豆遭到冲击，专基因作物不只是存在安全风险，同样存在着经济风险。五是通过买办和代理人为他们在中国谋取利益。

　　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对外贸易增进了国际交流和文化的传播，但从来没有以牺牲本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清王朝的通商大门是被列强用舰船利炮轰开的，唯中国私有化改革能以牺牲全民利益为代价自己向世界洞开大门。在繁华奢靡的经济生活背后，终于发现，中国的私有化发展，是掠夺人民经济利益的发展。

　　第三节、教育产业化与教育现象

　　教育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繁衍的重要手段，人类一切的知识技能和思想文化，都是通过教育来传承的，人类的智力、体力及创造精神也都是通过教育来发展和完善的。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教育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永恒的、不可推卸和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也成为了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教育的职能就是：促进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为社会开发人力资源，为阶级培养接班人。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教育的目的、内容、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同;教育是科学，终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论什么时期，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就是尊重科学。教育可以兴国，但教育不能救国，中国有位教育家陶行知就致力于教育救国，但历史的实践证明了这是失败的。教育是上层建筑，但教育无法改变经济基础，更主导不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出了问题，上层建筑必然也要出问题，在中国私有化进程中，不仅改变了教育的职能，而且还有违了教育的规律。教育也可能误国，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是私有化改革以来长期形成的，教育的问题归究为教育的“四化”，即：教育产业化、教育功利化、教育去意识形态化、教育娱乐化。

　　1、教育产业化开人类腐朽之先河

　　教育能使受教育者受益，但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这个社会，教育是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教育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教育本身不是经济，更不是商品，所以教育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在1999年6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先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它表现了政府对教育的“甩包袱和不作为。教育事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业，教育的周期性长，教育的投入大见效慢，效益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而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作为商品，要让教育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了经济效益，教育产业化的逐利使之迅速蔓延到了基础教育，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此产生了异化。

　　教育成为商品，就需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为了培育教育市场，人为制造学校差距，摧生了“择校热”，因此也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为了教育逐利，出现了学校“公有民办”，把学校办成了“学店”，就是拿全民的教育资源赚全民的钱。民办学校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把教育办成了敛财的工具。教育同司法、公安、军队一样，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把社会上层建筑产业化，必然产生司法腐败、官僚腐败、军队腐败，教育产业化不仅使教育产生腐败，而且更使教育腐败合法化。教育改变不了人的命运，在私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教育目的的异化，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加剧了教育机会也不会平等，结果就是让多数人“陪太子读书”。在充满剥削的私有化社会中，剥削者需要教育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从而为其提高劳动效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剥削者还要提高自身的水平，以便能更大程度地驾驭劳动者。此外，用人制度是一种社会权力，所有制起着决定作用，必然影响培养目标和教育制度。只要有阶级的不平等，即使教育是公平的，但受教育者要回到不公平的社会，教育依旧不是公平的教育。教育产业化造就了贵族式的教育，必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贫富差距更加扩大而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和对立。教育产业化不仅为这种教育制度培养了掘墓人，也为社会变革培养了新的掘墓人。所以，教育产业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的教育。

　　教育产业化激发了大学的扩招热情，扩招既为大学增加了经济效益，也满足了更多学子的大学梦想。但是，扩招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培养的大学生数量超过了社会的实际需求，造成教育的浪费和大学生的就业困难。在培育教育市场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人才观，大学文凭原本只是学历的证明，却成为了就业必须的“敲门砖”，它成为人生发展必须的“门槛”。在残酷激烈的高考竞争中，一些学子另辟蹊径，选择了出国留学，所以，留学热实质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一场人生的逃亡，无奈的选择。

　　2、教育目的异化与去意识形态化

　　教育要发展生产力，教育就必须为生产劳动服务，教育内容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阶级的立场上，教育就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教育的改革让教育变得更加功利化，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名校，上名牌大学，所为“教育改变人生”就是要远离社会的生产劳动，不愿当工人和农民。这是教育改革以来，教育目的最根本的异化，人为制造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地位的不平等，更加剧了学生远离职业教育，也导致社会一方面就业困难，一方面缺乏劳动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人的发展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聘都是面向高等教育毕业生，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毕业生比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更广阔。教育的功利化还让教育管理变得媚俗，工作作风浮夸，本位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偏面追求教育的政绩和形象。

　　伴随着教育产业化、功利化，还出现了教育去意识形态化。教育去意识形态化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教育是人类的社会现象，教育的主体都具有意识形态的人，教育的内容都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能去反映。去意识形态化的言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其实质是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提出教育去意识形态化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是在经济私有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下，为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发起进攻的一个方面。去意识形态化是构筑在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国历史和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修改教科书的内容。因此，去意识形态化的本质，就是要社会主义放下思想武器，用资本主义思想争夺接班人。教育去意识形态化必然导致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缺失，在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出现教育空白，从而导致信仰缺失。人的思想蜕变，人性的变节，都是先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因此，去意识形态化是在标榜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西方意识形态蛊惑下，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进攻的产物。思想的蜕变，价值观的质变，使的生活腐朽化，文化庸俗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性自由、性解放成风，教育被全面的娱乐化。请记住：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只是动物的教育！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如果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动放弃思想阵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来填补空缺。

　　3、应试教育与教育市场

　　应试教育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某种考试。教育功利化使教学和学习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教学追求分数，教育追求升学率，通过考试成为了教育的最终目标。 “考试本来是检验教学效果，衡量教学工作利弊得失的一种手段，现在却异化为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奋斗追求的目的。教与学的目的，变成最终是为了通过一场高难度的考试，而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办事，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创造等为学生发展同时也是为社会发展打基础的素质培养任务却被丢到一边去了。”(——柳斌)应试教育让分数变成评价领导政绩的标志、衡量教师成绩的要求，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使教育充满了浓浓的功利色彩，用被异化和扭曲的教育，用靠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换取教育市场的繁荣与辉煌，把教育变成坑人的教育，它坑苦了家长、坑累了教师、坑害了学生。应试教育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否定了人的能力差异，用统一的考试否定了人发展的多样性。应试教育丧失了人文关怀，对学生情感和价值观关怀的缺失，导致学生心理扭曲和不健康。应试教育加重了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导致学生的身体素质全面下降。

　　应试教育摧热了教育市场，导致了补课热、培训热和教材热。教育产业化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教育产业化所引发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也是深远的。在择校、升学、招生等方面，教育的竞争是一种排他性的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择手段和没有道德，同样渗透的教育市场，让原本纯洁的教育圣地变得肮脏不堪，它证明了腐朽的经济基础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腐朽。

　　“奥数”内容是基础教育大纲之外的内容，当“奥数”被作为教学内容追捧的时候，其意义已不在于“奥数”内容的本身，而是成为人生成长阶段的淘汰赛项目，儿童的情趣和心态在“更多、更难、更深”的挑战中被扭曲，拔苗助长式的教育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认知规律。由“奥数”摧生的以通过考试为目的的教学辅导班应运而生，且越来越火爆，随之是教辅材料在市场的热销，一条教育的产业链在人生的豪赌与市场的贪婪逐利，在相互碰撞中形成，使教材热、办班热、辅导热，奥数热成为不公平教育的掠财工具。

　　在教育改革的名义下，教材乱象的背后是利益。教材内容是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大纲编写的，它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然而，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教材，表面是教材丰富，实质是教材泛滥。教材年年变，每变一次就是大量有限教育经费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教材为什么要年年变，一是说明原来的教材年年有问题，和教材编写的随意性。二是更换教材背后，是大量教辅材料的重新出版和丰厚的利润。因此，在私有化下的教育改革是腐败逐利的改革。

　　4、义务教育与生存压力

　　义务教育就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规定时间的国民教育，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中国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行，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质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但是，在中国私有化进程中，这项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问题。中国地缘广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各种情况也很复杂，出现了辍学现象。一是经济问题，因家庭生活困难，无钱供养上学，也有因为要让孩子去做工争钱，无法上学。在私有化过程中，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成为了独立的经济体，失去了社会的经济归属，争钱是为了生存，上学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个人的发展。但是，在吃饭和温饱都有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对生存与发展、生存与法律义务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二是父母背井离乡需要外出打工的时候，孩子无人照顾和无法照顾的情况下，被迫辍学，这是因为生存的无奈，法律连生存都无法保障，说明法律对生存问题是无能的。

　　义务教育的免费性问题。在教育产业化之际，教育就没有免费过，相反是上不起学的现象却很突出。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中央政府逐渐推行“免费上学”，但是，这个“免费”也是有限制和有范围的，教育产业化之后的深远影响仍然存在，家庭仍然需要支付一定的教育开支，因此而上不起学的情况依然存在，否则百姓就不会有“上学贵”的抱怨了。除此还有上学难的问题，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在废除教育产业化之后，教育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而言是“烫手的山芋”，财政的负担，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和不足，使得“上学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连最基本的设施条件都难以满足，在义务教育的国家法律规定之下，存在着教育的严重不平等。可见，义务教育是国家给予国民的基本福利却难以保障，说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剥夺百姓社会福利的改革。

　　第四节、医疗改革与健康保障

　　医疗保健事业是对社会劳动力的保障，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保障，它具有社会职能。在剥削社会中，保障劳动力就是保障剥削的资源，以所，即使是在落后的封建社会，当出现瘟疫和重大自然灾害时，统治阶级也会根据国力进行震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医疗福利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社会劳动力，为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基础问题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经济基础问题是指社会所能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生产关系问题是指医疗资源为归谁所有，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建国之初的中国，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构建了基本完备的经济体系，同时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医疗体系，尽管物质条件有限，技术条件落后，但还是能做到城市免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同时，还建立了一支想当规模的“赤脚医生队伍”，把初步的医疗保障服务送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送到田间和农民家中，对当时农村的医疗保障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医疗改革是中国私有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医疗改革就是由国家保障变为社会保障，由政府承担变为个人承担。医疗市场化使社会医疗保障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医疗事业成为了获取利润的产业，其影响到三个方面，即医药行业、医疗机构和医生。

　　1、医药企业的所有制改革

　　医药企业是药品、医疗器材和设备等医疗资源的保障，谁掌握医药企业就掌握了医疗资源。所有制决定了医疗资源的分配。公有制医药企业为全民所有，其生产目的就是为保障全民的健康服务。私有制下的医药企业，其生产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与公有制下的医药生产目的有着本质区别。私有制下的医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逐利。医药商品与其它商品有根本的不同，人们扩大消费都是了满足和改善生活的需要，而医药商品恰恰是人们最不愿意消费的商品。病人是医药产品消费的主体，是医药企业获得利润的根本来源，生产商和消费者在这一个医疗领域有着特殊的关系，构成了利润与健康之间的畸形关系。

　　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药品企业的生产是以利润越高的产品为首选，而不是把生产病人最急需的药品放在首位。很多家庭因病致贫，药品的价格没有因患者买不起而降低，倒是换着方式抬高药价，谋取暴利。为了扩大药品销量，企业与医疗机构相互勾结，向医生行贿，利用医疗机构的特殊身份和医生的职业便利，向患者推销药品。

　　2、医疗机构改革与医生职业道德

　　医疗机构市场化，成为自负盈亏独立的经济体。医院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盲目上马新的医疗设备，包括高端进口设备，这些设备的投入和运行支出都是医院运行的成本，必然要通过医疗服务转嫁给患者，由患者来承担。所以，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过度检查，增加了患者的诊疗开支。过度使用诊疗设备还导致医生过度依赖设备，影响了医生对自身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医院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以药养医”，提高药品加价获取利润。这样，医院和医药企业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患者就是他们共同逐利的对象。让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小病不去医，大病无钱医，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看病难是医疗改革之后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医疗服务作为商品，患者需要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的不平衡，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导致了看病难的问题想当突出。中国在公有制条件下，为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虽然不是优质的医疗资源，却能给农民提供最基本和方便的医疗服务，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山村，“赤脚医生”给村民带来的好处，三十年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在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都设有服务职工的厂立医院，且基本的设施设备齐全，能基本保障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服务需要。因此，公有制下的医疗服务是面向全民的服务。但是，在私有化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转制，企业医疗都被撤销了，使社会医疗资源总量减少，无疑增加了社会医疗机构的服务压力。

　　医生的本职是救死扶伤，保障人们健康，让病人越少越好才是医生的愿望。但随着医疗机构的市场化，医院要生存，医生要赚钱，医生成了医商，病人成了医院和医生的财源。医疗市场的流通需要医疗消费，为了获得利润，医商所作用的生产对象就是病人，当然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甚至是让健康人消费医疗服务。医生利用职务之便，给病人过度用药，过度治疗，以获取医药回扣，在治疗过程中还收受病人“红包”。这些都让病人雪上加霜，市场化也让医生扭曲了人性，丧失了职业道德。医院除了有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的差距外，还有与所有制相关系的用人制度的差别，导致医生收入差距和劳动差别，医院的人才流失也导致看病难的问题。看一次病可能只是几分钟，患者可能要排队几个小时，甚至是预约后看病还很有困难。因此，这证明了摧毁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国私有化发展，是牺牲人民利益的发展。

　　第五节、文化现象与社会意识形态

　　文化现象是人们在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反映，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没有文化不打自垮。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文化必然思想缺位。文化现象的混乱是意识形态的混乱，意识形态的堕落，文化现象必然腐朽。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斗争不仅是在政治上，阶级的矛盾不只是经济上，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激烈复杂的斗争。“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相对显得直接、尖锐，而文化领域的斗争却在方方面面，且相对具有隐蔽性、欺骗性、渗透性和长期性。

　　1、审美标准与文化“三俗”

　　审美标准影响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文艺作品的发展走向。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需求，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文艺作品，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决定了文艺的内容和服务的对象。反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就是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审美标准，其文艺作品必然粉饰和美化剥削制度，宣扬腐朽生活。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审美标准，其文艺作品必然反映工农大众的劳动生活与情操。社会文化现象的“三俗”化，即庸俗、低俗、媚俗，是审美标准质的变化，它是伴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文化领域长期渗透的结果，是私有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

　　私有化下的文化现象，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鼓吹金钱至上，粉饰剥削有理，追求奢靡生活，宣扬淫秽色情。私有化下的文艺作品必须为资本所操纵，追求商业利益，迎合社会的低俗要求，一味追求娱乐性，为满足观众的感官刺激，充斥色情暴力，文艺节目和影视作品也是一味追求收视率或票房收入，粗制滥造，情节空洞，内容下作。在私有化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下，一些文艺工作者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作品创作追求功利，创造内容一味媚俗。因此，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没有艺术，只有庸俗，不会有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史诗巨著。

　　2、戏说历史与恶搞名著

　　历史有其客观存在性，历史人物有其历史认同性，几百上千年来对人们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然而社会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打着文艺创新和开拓文化市场的幌子，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所为的“戏说”、“大话”形式进行编撰，使文化失去了严肃性，让历史失去了真实性，不断通过文艺作品颠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艺术作品对历史的加工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不能随意颠覆历史真相。

　　文艺的另一种现象就是恶搞文学名著。中国的文学名著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感，作为影视艺术，在表现方法和形式上作些改变并不违反文艺创造的规律，但对文学名著的改变应该尊重原作原貌。然而，一些文艺商人打着创新的旗号，以古今穿越式、中西合璧式、不同名著的人物合并式、人物台词调侃式，古代人物现代职业式等，胡编乱造，无奇不有。

　　戏说历史和恶搞名著，都不是对文化的发展，而是对文化的亵渎，对社会文化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篡改历史和名著，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和文学名著的认同感，甚至是挑战了人民对历史认同的底线。篡改历史和名著，混淆了公众视听，让人们误解了历史，不知道哪一段历史是真实的，不知道那一段历史是怎样的真实;让人们误读了名著，不知道名著所描写的真实内容，不理解名著所表现的怎样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篡改历史和名著，颠覆了社会的审美标准，更影响了学生的鉴别能力和审美情趣。篡改历史和名著，是文化商人为了商业利益，昧着良心生产文化垃圾和糟粕文化，它伤害了传播媒体的公信力。

　　文艺作品出现戏说历史和恶搞名著的现象，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一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文艺作品内容的混乱，以及文艺作品内容反映了社会的乱象。二是文艺创造脱离了工农大众的生活基础，失去了创造的源泉，通过老戏新拍创作新的内容。三是出于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放弃了创作原则，用“三俗”作品迎合观众。四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制造新奇热点，哗众取宠。所以，社会堕落必然产生腐朽的作品。

　　3、疯狂追星与文化炒作

　　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文化现象鱼龙混杂，明星效应和“追星”狂潮成为私有化以来新的社会现象。与公有制下不同的是，明星不再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而是娱乐明星和体育。追星对象的改变，是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改变的结果。社会鄙视劳动，工农社会地位的失去，劳动模范被冷落，是社会生产关系根本改变的结果。青少年追捧明星，妄想一夜成名，一日暴富，是畸形的社会生产关系扭曲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各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不仅没有让青少年得到教育熏陶，还制造了垃圾文化，说明社会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媒体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和对社会的责任。追星的还有政府部门，政府利用明星效应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扩大社会知名度，通过文化搭台唱经济戏，以谋取政绩，实质是金钱收买了文化与精神。

　　社会追求名利，个人为了出名，为了吸引公众的视线和社会的注意，炒作之风盛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的性开放也是史无前例的，性和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性也成为炒作的话题，炒作明星隐私生活，制造桃色新闻、花边新闻，爆料明星绯闻，以提高大众的关注度。炒了明星炒自己，有人为了自己出名，不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不惜裸体、裸奔，毫无节操地把自己曝光于公众的目光之下。这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人们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失落，也反映了人性的堕落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腐朽。

　　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和复杂的环境中，文化领域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文化炒作的背后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篡改历史炒作明星的同时，也有人居心叵测，把黑手伸向被大众广泛认同的英雄人物，他们以所为的“解密历史”、“还历史真相”之名，给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等人民心中的英雄偶像抹黑，拼命否定他们的事迹。甚至还否定岳飞，指责鲁讯，以此为秦桧和汪精卫辩护，为地主汉奸翻案，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不断挑战了社会价值观和公众的道德底线。这些抹黑者目的险恶，目标明确。英雄人物都是有阶级立场的，雷锋和雷锋精神都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土壤和集体主义的根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沃土，一切向钱看的年代，必然道德沦丧，精神颓废，泯灭了人性的良知。显然，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代表了不同的阶级立场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它说明了当今中国两个阶级之间，阶级立场的对立性，文化斗争的尖锐性，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无产阶级必然明白，阶级斗争在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4、文化复古与信仰危机

　　礼乐制度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现象，它在调和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从礼乐制度诞生之日起，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几千年来积淀的人文精华，也有长期的封建社会留下的糟粕。礼乐制度源于西周，却也毁于西周，摧毁这个制度的根本在于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因此，礼乐败坏也是社会政治质变的征兆性反映。因为社会礼崩乐坏，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所以才会倡导“克己复礼”，以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于去糟粕承精华，需要除弊兴利，批判地发展，并赋予时代新的内容。然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复古之风，这正是在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拿来主义”的全面复古，说明了现实社人文思想的混乱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导致文化发展没有明确方向，文化内容用古代的文化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然而，现实文化思想的空白还与传统文化的消失，如同正在快速消失的环境资源一样，对社会的影响不断显现。自开放以来，对原来思想文化的否定导致了思想领域的空白，面对外来文化和思想形态的冲击，崇洋媚外的思潮相当普遍，全盘西化和对过去的彻底否定，动摇了中国大众的思想基石。“一切向钱看”，用灵魂换效益，使传统价值观彻底崩塌，这是中国大众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在保护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刮起了重修古迹，兴建庙宇之风。在中国快速的经济扩张和对环境资源破坏性的开发，在城镇化和对土地资源掠夺性的征用，一些文化资源也惨遭前所未有的破坏。在文化复古和旅游热的推动下，用公权力造“新古迹”、“假文物”，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赝品”，能给当地留下了暂时的形象工程，但却是对历史的亵渎和不负责任，也是对公民的欺骗，实质就是没有文化。在经济方面就是为了借此赚钱，而不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文化，甚至是在糟蹋文化，为征地不惜拆毁文物，足以说明这个社会文化与利益的现实关系。在历史上人们一直公认的地痞、恶棍之类的人所居住地方，也被一些地方以“名人故居”挖掘出来进行炒作，可见社会的道德标准、审美标准、文化标准是多么的混乱。

　　宗教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还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中国通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逐渐替代宗教文化。自从私有化以来，宗教文化又被盛行起来。一批庙宇被修复和重建，宗教仪式在民间盛行，它反映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无奈，需要用宗教文化来替代。这充分证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缺位，必然有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填补。这种形象还反映在官僚机构，公祭现象在一些地方被追捧造势，其实都是利益在作怪。尤其一些共产党的官员更是不问苍生信鬼神，求迷信问风水，迷信不是宗教，而正是信仰缺失，阶级观念淡漠和思想发生质变的体现。

　　5、体育精神与比赛经济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中国公有制下的体育目标，也是体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体育竞赛追求体育精神，勇于拼搏，超越自我，在竞赛中更强调团结协作，坚强不屈，共同促进，倡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奥运精神新的诠释。

　　当体育与金钱结合在了一起，精神被扭曲了，体育竞赛成为了“比赛经济”。所为“比赛经济”，就是把体育作为产业，把比赛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当体育成为一种职业就意味着金钱，当这个体育项目越发达，获得的利益和收入也就越高。同样，某个体育项目与金钱结合得越紧密，它与体育精神离得越远。足球比赛是中国体育最典型的例证，是职业化最早、投入金钱最多，球员工资最高的项目之一，但足球水平终没有提高，且赌球、假球和腐败现象频遭国人痛批痛骂。

　　体育能带来荣誉，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与体育精神已背道而驰。金钱的投入能提高成绩，但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足球就是例子。得冠军能带来荣耀，能得到政府和商人的重赏。显然，这种对冠军的重赏并不是对体育重视与支持，更主要的是冠军带来的广告效应，其根本目的还是经济利益。

　　6、网络“水军”与文化斗争

　　科技的进步不仅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文化的传递方式。网络的传递速度和传播范围是有史以来最快最广泛的，但科技都是双刃剑，它可以传播优秀文化，也可以传播腐朽文化。用什么样的文化引导人，用什么样的文化武装人，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网络就是全新的战斗阵地。当今社会，丢弃了网络阵地，就失去了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网络“水军”大多受雇于某些利益集团或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们通过发帖回帖进行造势的网络人员，也有为自己服务的利益集团充当的写手。网络“水军”通过巨量的发帖回帖为服务对象造势，制造网络主题事件，通过博取最广大的“网民”关注，进而误导社会舆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网络“水军”中还有一批网络“打手”，通常用谩骂、诽谤和夸张的言语，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同样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水军”制造谣言，散布谎言，挑拨和制造网民间的矛盾，以达到其幕后的政治阴谋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敌对势力同样也为通过网络进行文化渗透，收买网络“水军”开展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战争。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分散性，以及其空间的相对无限性，网络上的斗争尤为复杂。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无产阶级必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的警惕，用代表自己阶级的理论分析问题，抓住网络上的现象去揭开背后的本质。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创造的灿烂历史，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财富，任何构筑在历史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废墟上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无根之树、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任何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工农大众的文化思想，都是无益社会发展前进的文化垃圾。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文化，都是腐朽的文化。所以，中国的私有化发展，是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出卖灵魂的发展。

　　第六节、社会管理与社会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突发性的事件，也有习以为常的事件。这些社会事件，有的属于个别现象，有的却是普遍性现象。各种社会事件，其实都是社会矛盾现象的具体表现，社会事件的特殊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社会事件的普遍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揭示社会事件起因和现象的性质，也就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和本质。在社会生活中，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会有不同的访求，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会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从社会管理角度，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反映了管理都的执政理念、为政立场、行政水平，也反映了权力为谁有、权力为谁用、利益为谁谋。

　　1、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

　　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初期制造了环境污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也破坏了环境，但这不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的必然性结果。在此就要重新认识什么是发展的问题，建设是发展，破坏也是发展，创造财富是发展，消耗资源也是发展。所以，发展的过程是能量的转换过程，获得财富的过程，实质是资源的转化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

　　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是乡镇企业发展时期，也是集体经济逐步瓦解的时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中国环保部《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介绍，中国环境形势严峻：超过30%的河流和超过50%的地下水不达标;空气质量方面，325个地级城市中，有59.1%的城市不符合新的空气质量标准，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不达标率更是达到76.1%。此外，草原退化和土地荒漠化严重，河流枯竭，有1/6耕地重金属污染，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因环境污染导致了不少“癌症村”，很多座城市缺水和受城市垃圾困扰，严重危及了人们的生活健康。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在农村，由于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包产到户的实施，属于公共设施的农村水利建设不仅没有落实，而且原有的设施日益破败，使应对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的能力大大下降。大量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系统，导致沟渠内鱼虾不见，农田间螃蟹绝迹，蛙声匿呜。农村在城镇化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城市管理的缺位和设施的不足，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困扰农村，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

　　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污染成为环境的最大破坏源。但是，在私有制下企业的属地化管理，使其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企业与地方政府也成为了“奶妈”与“乳子”的利益关系。然而，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用污染环境换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是私有制企业把风险和责任推给社会，把利益留给自己的典型特征。企业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被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才会有地方政府对企业排污治理不力，遮遮掩掩，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故作不知，甚至在查处过程中通风报信，消极处理，相互勾结。在城市，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使城市地基下层，林立密集的高楼导城市热岛效应，城市空气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都就吃到人们的健康，这是城市过度膨胀和缺乏规划控制的结果。“诸侯经济”在处置环境事件的过程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行为，是利益在作怪。而权力的分散又导致各部门相互推诿，管理不力，这是逃避责任的不作为。

　　此外，掠夺性的生产是私有制下贪婪与竞争的结果，对资源竭尽所能，不择手段地开采和开发，却不加保护、节约和节制，导致资源的枯竭，我国东海渔业资源面临无鱼可捕的境地，长江的鱼类资源数量和种类都在减少，有些物种正濒临灭绝。矿产和自然资源属于全民共同拥有的财富，这种掠夺和破坏性的开采，就是对全民的掠夺和对全民利益的侵犯。城市化对土地的需要矛盾更加突出，于是把触角伸向了城市之肺的湖泊、河流和湿地，改变了气候状况，使城市蓄水、排水能力下降。所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是破坏资源的罪魁祸首，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发展，就是掠夺性的发展，也是破坏性的发展。

　　2、路权之争与交通问题

　　陪着经济的发展，尽管道路越做越宽，但公路交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汽车越来越多，停车矛盾又成了新的社会问题。从“路权”的角度，人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现实却是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所为“路权”，就是指人们的交通活动权利，它是一个法律范畴的概念。

　　交通的发展，其带动的是多个产业，包括道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汽车工业，它一度成为支柱性的产业，与其相关的有钢铁、机械、零部件加工等配套产业;能源产业，中国正挤身洗车大国，汽车是能源的主要消费主体;服务业，为汽车运输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等相关的行业，还有保险、信贷、交易等衍生产业。因此，汽车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发展汽车工业对扩大就业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汽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带动社会消费，消费也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汽车消费能增加财税收入，尤其对于“诸侯经济”，它在经济基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汽车产生的社会矛盾主要包含二个方面，路权问题和车位问题。随着马路的不断加宽，车道也越做越多，而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却反而越来越窄，而且路况也差很多。行人过马路困难，非机动车在正常直行时，常被右转的汽车所阻挡，这说明红绿灯的设置和交通规则是站在汽车的角度设置的，“以人为本”实质就是“以车为本”，在现实生活中可发现许许多多的地方，交通设置都不是站在行人的利益上设计的。因此，这是资本优先的一个反映。因为汽车的大量增加，停车难又导致停车位成为新的商业卖点，非机动车、人行道时常被机动车占用停车。城市繁华处的公共空地广场，还有在小区内，消防通道、绿色草地都被侵占成为停车位，或成为一些部门用于谋取利益的资源。停车矛盾和路权的不平等，是以汽车为代表的经济基础的不平等所导致的。

　　汽车在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方便、为生产劳动提高效率的同时，同样在消耗自然资源，汽车数量的无限增加，导致了交通、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同时还占用了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然而，落实“公交优先”的“公交专用通道”，却成为私家车主的质疑和觊觎的目标，这反映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公共资源的贪婪。同样，限制汽车的增长，就限制了私有制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也限制了这个所有制的生存空间。因此，路权之争的本质是背后的资本贪婪竞争，路权的不平等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交通问题的根本是这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本问题。占用公交专用车道、停车破坏小区绿地和改变小区土地用途等，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然而因涉及的人群比较广，这种不道德被披上了“民意”的外衣形成必然的社会需要。所以，人的私欲把更多的人推向了不道德，同时，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把整个社会推向不道德。

　　3、临时工的协官员与众矢之的的城管员

　　协管员是当今中国出现的新群体，这类人群大多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担任工作，他们不属工作单位的编内成员，以合同工或劳务派遣的形式进行用人单位，干着编内人员的活，却拿着最低标准的工资。如交通协管员、保安员、城管员等，他们大都是在企业转制后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协官员是政府为了缓和因转后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引发社会矛盾的产物，就是政府出钱买这些人的劳动，达到为自己做事和缓和就业压力的目的。

　　在这些协管员中，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新的突出的矛盾问题。城管代表的是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他们反映的是政府的执政理念、为政作风、行政水平。在城市管理中，城管员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在私有化的过程中生产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而管辖权、管理权、执法权的分散，产生了城市管理的许多无奈，于是产生了“城管”这个畸形的社会组织群体。他们有管理责任权却没有执法权，有管理的义务，却没有执行的能力。然而他们却成为地方暴力工具的一部分，尤其在征地“强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作为临时工，他们还成为地方部门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在城市管理中，与商贩的暴力对抗频频发生，成为社会指责的对象。小贩们占道经营，影响了城市的形象，但小贩的摊位却承载着家庭的生机，甚至是家庭全部的经济来源和唯一的生存途径。对于城管而言，虽然他们代表着政府进行管理执法，但大多数城管也是处于社会的低层，他们微薄的工资也许就是自己维持生机的基础。可见，当城市形象成为小贩与城管非此即彼的生存选择时，必然引发冲突。这是文明与生存的冲突，生存问题就是生死问题，涉及生存问题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是尖锐和激烈的。

　　小贩占道经营破坏城市秩序，但在这个激烈竞争且事实上是推行“丛林法则”的社会里，生存压力和生活压力，对于每一个挣扎在社会低层的人而言都是沉重的。当小贩和城管都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反映了矛盾背后不仅是无奈与无助，也有自私与无赖。当他们都成为施暴者时，反映了社会管理的无奈和无方，也体现了野蛮与冷漠。那些施暴者，其实都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4、窨井盖的困扰与社会治安的恶化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窨井盖的价值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在城市中却常常被盗，并引发安全隐患和事故。小小窨井盖却载着大问题。此外，还有偷盗城市景观灯泡，以窨井盖一样，价值小，而且对象都是属于公共设施，这种偷盗与其它职业偷盗不同的是，属于“顺手牵羊”和小偷小摸。盗窃窨井盖的行为，因数目小而构不成犯罪，其性质被归为道德范畴。道德体现了社会的行为准则，偷盗形象频发反映了社会道德出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失地、失业、无经济来源，生活无着落的情形下，当一只窨井盖能解决一天生机的时候，当生存与道德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道德显然是脆弱的。这种偷盗行为放任其量的发展，跨越道德界限的质变，便是法律层面的犯罪。虽然这些人相对较少，但这是游走于法律刀尖上的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却很大。

　　同样还有一群人，表面风骚，实质悲惨。她们就是生活在城市黑暗角落的妓女，靠卖淫维持自己的生活。妓女与嫖娼是同时存在的，这是社会思想堕落，道德溃堤的产物。从良女变为妓女，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追求不劳而获，梦想一夜暴富，贪图奢靡生活。其次是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当卖淫嫖娼大量存在的时候，甚至从暗自走向明处的时候，这个社会原有的道德底线已彻底崩溃。妇女要靠卖身来维持生活，她们的社会地位实质已经失去，在出卖肉体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中国的妓女，政府打击她，家庭不接纳她、社会歧视她、嫖客凌辱她、老板剥削她，她们的权利是最得不到保护，她们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群体之一。社会存在的“潜规则”，也证明了“男女平等”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已是千疮百孔。

　　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一个没金钱难以生存的社会，必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钱可以不择手段，无需道德约束，无视法律存在，出现“碰瓷”、敲诈、盗窃、赌博等社会乱象，以及抢劫、绑票、拐卖儿童妇女、贩毒、杀人、爆炸等严重社会治安和极端事件，都是社会腐朽的必然产物。当施救者反遭被救诬陷之时，即使是一件个案，却对整个社会具有无穷的杀伤力，它可能摧毁社会的良知，甚至彻底摧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诬陷者的根本是要转嫁损失，这有个人的道德因素，也有社会生存环境的压力因素。出于转嫁损失的原因，导致新的经济纠纷和矛盾的不断增加，诸如儿童溺水死亡，家长回避自己看护不力的责任，而向溺水地点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经营者索取赔偿。这些都证明了私有化下的资本主义竞争，摧毁了一部分人生存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正在摧毁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和精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社会犯罪的罪魁祸首。所以，私有化的发展，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发展。

　　5、职业病与“被精神病”

　　职业病是劳动者长期受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对身体的影响和伤害，所形成的各种疾病。职业病产生行业范围很广，涉及人群多，患病数量大，而在中小企业中职业病危害更为严重;职业病具有隐匿性，不易及时发现或易被忽视，其危害具有流动性，其危害也易被转移;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尤其对患者影响长远，不仅使患者丧失一定的劳动能力，而且还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伤害。职业病的防治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其包括生产中的职业病防护，职业病的法律定位，对职业病鉴定的规定和机构，职业病的诊疗标准和要求，职业病的治疗和求助等。如何落实职业病的防治工程，反映在企业是生产成本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是生产关系关系的问题。

　　在以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社会环境中，职业病的防治必然进入生产成本，作为劳动者的利益，必然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内容。在现实中，企业为了规避因职业病带来的责任风险，利用职业病的隐匿性特点，不断进行人员更换，以切断可能导致职业病的联系性，为职业病的维权制造困难。事实上，在私有化没有道德的生产过程中，企业主为降低生产成本而没有采取预防职业病的有效措施，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护条件都不具备。企业主对职工患职业病进行维权竭力逃避和推卸责任，农民工为证明自己串职业病要“开胸验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这反映了以剥削为生存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不会在乎职工死活的，它证明了以剥削为生产手段的企业都是“血汗工厂”。

　　还有更为严重的“黑砖窑”、 “黑煤窑”，私营企业主拐骗未成年人和残障人员，通过控制他们的人生自由从事苦力劳动，他们像奴隶一样没有报酬，没有劳动安全和健康保障。为什么会出现“黑砖窑”和“黑煤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的“黑暗工厂”和“奴隶工厂”能长期存在?那就是社会的私有化和资本绑架政治的结果。农民工的劳动得不到保障，常出现用极端方式讨薪;受害人为了维权，却被当作精神病人被强制送进医院。一个打工患了尘肺病的人，却不能证明得了职业病;一个没病的人，却被当作精神有病的人。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是由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宣布的。

　　6、知识产权与转基因

　　“山寨货”是一个新的名词，指的是仿冒货或冒牌货。模仿是人类学习和进步的一种手段，是属于人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认识范畴。在“市场经济”中，“山寨货”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排它性，是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形成的普遍认可的规则。知识产权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实质也代表了利益集团对相应范围内利益的独占。知识产权引发的纠纷，可能导致经济政策的改变，其就演变成政治问题;可能引发的国际贸易纠纷，其就演变成外交问题。

　　“山寨货”一方面有存在的市场需求，因为它便宜，甚至有与原装产品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特性，它能满足一定人群的需要;一方面它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空间，通过冒用原装品牌快速获得市场份额。一个“山寨货”，却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代表产品的形象，一是追求的高额利润。然而，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道德，没有合法性。物的问题归根是人的问题，反映在人的身上就是功利问题。注重外表的人，可以通过整容改变形象;喜好名声的人，可以通过炒作博取关注;追求金钱的人，可以不择手段，这是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映。人的发展更要内在修养，提高能力和培养自己的价值观;社会的发展需要拓展物质空间，提高生产力水平，和谐社会生产关系。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成就，转基因产品是另一种“山寨货”，一是相对于它的自然作物产品，一是相对于转基因引发的争论。转基因作物比其自然条件生产的作物，有产量高、抗病虫、适应能力强，生产成本低等特点。但是，转基因可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不论是对人体，也对土壤和环境等潜在的影响，又因为没有明确的定论，所以对推广和抵制转基因存在争论。两种争论，都有其理由，也必然有一种是“山寨货”。作为人类的科技成果，人们对使用转基因产品有选择的自由，可是，人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了。转基因作物，尤其是转基因大豆被悄悄推广，还没当人们完全了解的时候，转基因大豆油已超半壁江山，“转基因”的标识却在产品上很少发现，而“非转基因”却成了卖点。当这个社会存在权贵“特供”产品的时候，权贵们都不吃的转基因产品，其好处必然不会有说服力。因为转基因也具有知识产权，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和复杂的利益链。所以，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和斗争，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

　　7、高贵的狗与下贱的人

　　养狗之风有史以来在当代中国最为盛行，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都能见到狗，经常能听到狗叫狂吠声。人们对狗的认识和狗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狗文化”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本质。

　　狗对人的作用主要在二个方面，一是帮助人完成一些特殊的工作，二是陪伴主人满足其一定的精神需要，又因为狗对主人的忠诚，使狗在人的心目中有特殊地位。于是这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声音，说爱狗是因为有“爱心”，在宣扬人权的社会又讲起了“狗权”。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这种爱心让人大跌眼境。一些狗吃得比人好，花钱比人奢侈，有人愿意当“狗爸”和“狗妈”，甚至对狗的关心胜过对待父母，对狗的责任胜过对社会的责任。他们的狗在乱串乱叫时，却从来没有顾忌别人的感受;他们的狗在随处拉屎撒尿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想起对环境的责任。有狗乱串马路被车撞死的时候，竟然有人为狗下跪的奇闻，这是人的世道还是狗的世道?

　　狗是人的朋友，但也是大自然的一员，狗有生存的权利，但城市不是养狗的场所，作为动物，它们的家在自然狂野。用绳子套着狗的脖子说“狗权”，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是人心的野蛮。失去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尊重，这样的“狗权”，人所不欲，又何施于狗?一个构建在对人的冷漠和内心孤独基础上的“爱心”，实质就是人心的虚伪，许多城市中的流浪狗，都是这种虚伪爱心的产物。

　　养狗带动了一个产业，包括狗的繁殖与饲养、狗的交易、宠物医院、狗的饮料、狗的用品和服务等，其本质都是为了利润和金钱。这个扭曲的“爱心”和新兴的产业，却是人们精神空虚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人文关怀缺失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个社会生活腐朽的充分体现。这种产业不可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但却能为社会制造了畸形腐朽的精神污染和文化垃圾。

　　私有化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它不仅在经济的各个领域，也触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的各种现象，都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是疯狂掠夺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发展，是剥夺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发展，是道德沦丧的发展。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