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从国际政治实践看“普世价值”的多重困境

　　这些年，西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实现所谓的“普世价值”，引起巨大争议。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说成是“普世”的，并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新的动荡。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西方推动“普世价值”的结果基本上乏善可陈，甚至是灾难性的。“普世价值”今天已面临多重困境。

　　从程序困境到理念困境

　　“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西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如，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接受。再比如，中国人高度重视的“和谐”、“仁爱”、“责任”、“消除贫困”等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如能，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不能，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首先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筛选的程序，总该让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可言？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共识，确定哪些价值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哪些不属于。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能防止少数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需要，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

　　“普世价值”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个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国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个理念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究竟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花这么多钱的美式民主应该算“民主”还是“钱主”呢?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同时监控那么多本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网上言论和通信，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是全世界应该效仿的吗?至于人权，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如美国所说为了推动伊拉克人权呢，还是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场导致十多万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非法战争，应该是本世纪违反国际法、武力侵犯人权的最严重事件之一。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不少领域内，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共识。即使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一些领域内，西方一些国家迄今还不接受这些共识。以人权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并参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但美国拒不加入。从具体的人权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这在美国会被认为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的必修课，这在法国是无法容忍的;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在美国则是难以接受的。

　　总之，一旦我们把许多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一些西方国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忽悠人，背后往往是损人利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然后再问几个为什么，这样就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了。西方到处宣扬民主是“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明确回应：民主可以是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西方民主制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独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属于“地方性知识”，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望一个、失败一个。从今天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大量缺陷，甚至积重难返，其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需要在西方“普世价值”之外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实践困境：颜色革命从“希望”到“失望”

　　如果说“普世价值”的程序困境和理念困境更多涉及西方在国际关系中说了什么，那么，“普世价值”的实践困境涉及的是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做了什么以及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推动了“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从“颜色革命”爆发至今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经济上的持续衰退，百姓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这些国家“颜色革命”已迅速褪色。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上台的亲美总统萨卡什维利为“民主英雄”，并造访格鲁吉亚，赞誉它为欧亚地区“民主明灯”。但格鲁吉亚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目前27%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04年，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所谓的“橙色革命”，引来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但好景不长。由于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当年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赢得2010年总统大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的态度也从“希望”转为“失望”：2009年美国皮尤中心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乌克兰至今还深陷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内斗不断，腐败丛生，百姓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地区矛盾加剧。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所谓的“郁金香革命”，令美国政界和媒体欢欣鼓舞，被视作“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革命爆发后，吉国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不太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总统巴基耶夫被推翻，并引发武装冲突。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从“希望”到“失望”。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甚至也是许多推动“颜色革命”的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他们对“颜色革命”褪色如此之快深感失望。

　　实践困境：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2010年底开始，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为号召的反政府运动，波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多国政权被推翻。这场政权更迭潮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它们高呼“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但仅仅过去两年多时间，“阿拉伯之春”已变成“阿拉伯之冬”：利比亚内战后，各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失控状态;突尼斯经济受到重创，国内世俗化和伊斯兰化势力持续斗争;也门经历了部落间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除还可能爆发南部独立战争。

　　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埃及跌宕起伏的经历更引人注目。2011年初反政府示威浪潮使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2012年大选，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上台，但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争执没有因举行选举而减少，恰恰相反，两大派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均不愿意妥协。政权更迭带来的持续动荡，重创埃及经济，不仅资本外逃，企业关闭，工业生产严重下滑，而且物价飞涨，犯罪率飙升。2013年7月，军队废黜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导致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斗争愈演愈烈，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都经历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其实，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是可以预期的。首先，西方“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的深层次问题：既解决不了前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困境，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贫穷和经济结构问题。推动“普世价值”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和持久化。

　　其次，国家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普世价值”导向的政治变革，最多只能触及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变革，另外两个层面的改变则难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普世价值”模式，最终都“水土不服”，一个接一个失败。

　　第三，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则其成功的概率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政府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从而使社会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大概也是这些西方国家本来的意图，而且它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只能成为它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困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同时我们也为那些因迷信“普世价值”而陷入动荡的国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们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汲取教训，大胆探索，最终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本文已刊载于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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