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正常”中法关系面临第二次战略选择

作者:宋鲁郑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1-27 422

 201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大庆。五十年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一瞬,但对于寿辰有限的人类来讲却可仍有苍海桑田之效。这同样体现在中法两个传统强国之间。

在中法双方的政治巨人毛泽东和戴高乐共同的战略眼光下,法国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而且是顶住美国的压力。自此,这个“外交红利”俨然成为中法两国外交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然而,事过境迁,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双方的国力对比都已经今非昔比,在双方表面热烈的外交辞令下,却掩盖不住双方关系已越来越趋鸡肋的现实。

中法关系正如总统奥朗德第一次访华时法国《世界报》的封面评论所言:这是已经58岁的奥朗德一生中第一次访问中国,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连续六年访问中国,而且仅仅在2012年就访问了两次!尤其不同的是,默克尔在中国一待就是五天,第一次出访的奥朗德却仅仅是37小时,这和他去年第一次访问印度的安排相当。而随行的企业家(五十三位)甚至还少于访问印度之时(六十余位)。要知道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的份量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从中也可看出中国在法国的外交份量。这正如法国媒体所评论的:奥朗德出访中国时间短暂紧凑,从长达一年的准备和仅仅只有两天的日程安排,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法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现状——友好,正常,但并不那么如漆似胶。所谓“友好、正常”,这不过是双方关系已是鸡肋的外交包装罢了。

宋鲁郑:“正常”中法关系面临第二次战略选择

2013年4月,奥朗德37小时访华,在上海交大发表演讲

中法关系从“特殊”到“正常”,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双方国力的变化。这正如清朝外交第一人李鸿章所言:“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已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虽然今天法国仍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核大国,也是世界经济前五强。但和中国相比,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法国的经济总量连中国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十年前中国还落后于法国),它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仅有1.27%,而德国在中国市场的高达5.33%,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65亿欧元,占全部逆差的40%。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以来,法国不思变革(或者难以变革),是少有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的国家。到现在,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90%(由于避税而出逃的资金却高达26万亿欧元,是法国经济总量的13倍),失业率更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还有一个指标值得一提,军事一向是一个大国实力的重要标准,经济困难下的法国军事开支逐年减少,到今天还不足中国的一半。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冷战,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主要是经济实力。法国显然已经不再具备和中国平起平坐打交道的重要筹码。奥朗德刚到北京就呼吁中国投资者到法国去,越快越好,以解决法国的失业,并承诺“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限制都将被取消”。他还一再解释,他去中国就是为了对抗失业。不仅如此,他还要实现双方的贸易平衡,即中国要更多地购买法国的产品,毕竟他上任后就承诺将在2017年使法国外贸收支平衡。

我们试想,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另一个国家要求投资和更多的采购时,它的地位何在?

其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法相隔万里,双方既无核心冲突,也无核心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双方(也包括中欧)既不会成为真正的战略盟友,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战略敌人。如果没有特殊的国际环境(如法国欲在冷战中走独立于美国的外交路线,中国则欲借此击破美国的封锁),对任何一方来讲,另一方都不是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体。

对于法国而言,其最重要的地缘利益是如何把曾经历史上多次入侵自己的德国纳入某种安全保障体系。为此,它需要俄罗斯加以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在冷战时期,法国是唯一一个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它不仅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和苏联签订长期经济技术合作的国家,甚至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法国不仅反对制裁,还认为苏联并不是蓄谋所为,而是阿富汗国内局势所致。并且不顾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倡议,派队参加(中国却抵制,站到美国一边)。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法国和苏联一起表示反对,法国甚至要阻挠此计划的实施。法国对苏联关系的重视,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去世前三周仍然坚持访问苏联,在访问结束时甚至还开玩笑说:“我总算没有死在这里”。后来两德统一前夕,法国总统密特朗疾访苏联,要求联手阻止。法国也是西方国家中少有的反对苏联解体的国家。

其次便是法美关系。事实上,只要是未被排除在国际体系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排第三位的则是欧盟。法国作为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再往后的外交重点则是其前非洲殖民地。法国每两年举行一次法非会议(中国建国六十多年也才举行过一次),每隔一年举行法语区的法非对话。可以说法国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与其和非洲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影响力密切相关。非洲之后则是阿拉伯世界。这不仅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富含石油,更由于其本国就有七百余万穆斯林。而当年法国之所以拼尽老本也要反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伊拉克动武,原因也在这里。最后才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国家。

如果从法国的亚洲政策讲,中国未必会排在日本之前。2008年,法国居然会为了一个和他们毫无经济利益关系的西藏而不惜得罪中国,可见中国在其心目中的真正份量。而这一点,可在法国总统萨科奇竞选总统时出版的《见证》一书觅得端倪。萨氏在最后一章论述法国外交关系时,法美关系、法非关系、与阿拉伯世界均使用单一章节论述,而中国仅一笔带过,而且是和“印度、巴西和东南亚各国”放在一起并论。

不仅政治人物,学界也同样如此“排列”世界。法国以国际事务为中心的杂志《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在2014年第一期是按这样的顺序预测新一年的国际形势的:欧洲、南部非洲、中东、美洲、亚洲。

同样的,对于中国而言,外交第一位的是同为太平洋国家的美国。其次是亚洲各邻国,这其中又以俄罗斯为重中之重。再往下就是欧盟。这又包括中法、中英、中德关系。如果说过去,中法关系具有超越其他国家的优先性,但现在,其重要性已经低于中德关系。再往后自然是资源丰富的中东、非洲乃至拉美。

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法国在今天中国心目中的份量。2013年中国驻法大使孔泉离任后,至今新大使都未履新,甚至有时连代办都缺席。我们无法想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美之间,甚至中德之间。

第三,本来不管怎样,法国也是世界大国,和中国一样也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关系的份量和资本并不次于中国。从理论上讲,中法还是有合作的巨大空间。然而,这个前提则必须是法国可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能够独立做出决定。但是,作为欧盟的一个成员,欧元区的组成部分,法国既缺少外交的独立性,也缺乏经济的自主权。比如,只要一国反对,法国就不能单独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不能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尽管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到2016年,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将自动具备此地位。再比如,尽管经济困难,出口逆差巨大,但它也不能依靠货币贬值或者发行债券,或者央行购买金融资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法国都不能做。欧盟体系限制了法国政治大国功能的发挥。即使中国想同法国合作,法国也无法扮演合作者的角色。

第四就是双方的政治文化和伦理不同。中法建交之后,曾多次发生冲突。但每一次都是法国单边挑衅,而不是中国侵害了法国利益。比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干预西藏事务、借口人权对中国进行制裁等。国之交往,贵在诚信和持之以恒。假如以投机心态处之,朝令夕改,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双方则无法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关系。所以,今天的中国,对于处于困境的法国,恐怕真正的心态也是应付了事:面子上做的光彩,重要的里子却无。毕竟,谁都难以保证下一刻,法国又会是以什么脸面示人。这方面,法国给中国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再说,社会党一向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治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脱离实际。现在法国处于困境,面对中国也不得不低头。但假如一旦有所好转,或者哪个政治人物一冲动,或者出于内政的需要,说不定就会拿中国说事。对此,中国恐怕也早就心知肚明,做好各种准备了。这一次,奥朗德访华,各大报都是极其突出地报道。右派的《费加罗》,中间的《世界报》,重点都在经济,重视和中国的关系,《费加罗》更引用一位外交家的观点,认为建立私人间的信任十分重要。唯独一向支持社会党的《解放报》聚焦于人权,罕有地强烈批评奥朗德为了利益而消声。对中国更是充满了火爆地攻击,它的社评:“错误”,竟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种时代谬误,令人倍觉荒唐。

第五,中法关系有易爆点,即西藏事务。由于历史教育、西方对达赖的美化、整个西方社会对西藏香格里拉般的想像以及西藏已经成为不少学者和政客的衣食饭碗,法国民众整体上都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正在受到中国不人道的殖民统治。因此,一旦西藏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即成为法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法国政客虽然对真相心知肚明,但在选举制度下,或者不敢逆民意而动,或者迎合以捞取选票,便不由地走向干涉中国内政的道路——清醒的政客不得不迎合不明就里的选民而造就民主的民粹化已经成为今天西方民主的主要挑战。

如果说以换人换党为特点的西方政治体制本身就意味着政策常态性的巨变,那么西藏就是最可能成为中法关系巨变的导火索。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现象。历史上,只要法国和美国关系紧张,中法关系必然紧密。戴高乐时期要坚决走独立自主之路,退出北约时以及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时,都是如此,分别营造了双方建交以来的两个高潮。只要法美关系接近,中法关系就疏远和冷淡。自从萨科奇担任总统以来,法美关系日益友好,期间双方共同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奥朗德虽然担任总统还不到一年,但在出兵马里、军援叙利亚反政府军两大外交举措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历史的经验观之,奥朗德治下的法国,双方不发生冲突就已经值得庆贺了。

最后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本人在法国生活十多年的点点体验所感悟到的:法国民众的恐中、不平以及内心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作朋友的心理。直至五六年前,法国面对中国时还依然保持相当的心理优势。但现在,法国的加速衰落与中国的加速崛起已经形成质的结果。2014年法国第一大日报《费加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7%的法国民众对新一年持悲观态度。

然而,法国社会一方面把衰落的责任归罪于政治人物的无能,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笔者曾在法国的高铁上被一位素未谋面的乘客当面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少工作一些?(这就如同一位成绩差的学生要求成绩好的学生少学习),还有一位笔者的朋友,也质问我中国究竟需要多少石油才够?

在西方,如果视你为盟友,则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袒护,依样支持。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时,法国一直坚定地站在本·阿里一边,外交部长甚至提出派法国警察教授如何对付群众的示威。当笔者质疑一位法国学者时,他竟然回应是为了避免死更多的人。89年政治风波过后,法国站在谴责和制裁中国的最前沿。但几个月后,当其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发生同样的事情时,法国的反应却是提供150亿法郎援助。当笔者质疑同一位法国学者时,他的回答是:第一,抗议者虽然是平民,但却是伊斯兰主义者,而且他们也使用暴力。第二,当时的媒体没有过多关注,所以事件发生时没有多少影响。可是西方媒体不报道本来就是媒体失职,何以竟然成了法国政府支持的理由?

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你被视为西方真正的盟友,它们自然会百般为你辩护。但今天的法国则对中国百般挑剔。显然,缺乏民众共鸣基础的两个国家也难以成为真正的盟友。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解释一下,何以中国仍然非常“重视”法国。习近平主席在中法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之际还是要访问法国。

一是法国现在虽然成事不足,但败事还是有余。现在中国既面临美国的“战略东移”,也面临着东海和南海的争端。此时的中国,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国不指望法国在这些冲突中站在中国一边,至少也希望它保持中立。

二是中国对法国有所回报,自然也令法国投桃报李。这在外界看来自然是法国的屈服和让步。既然法国这样的强国也和中国合作了,那么其他国家就更断了挑战中国的念头了吧。这其中,英国人应该是看在眼里酸在心里。2012年5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不顾中国反对会见达赖,结果一直受到中国冷落。后来终于访问中国时,竟然说出“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强的支持者”。这正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任英国外交官的布朗(Kerry Brown)表示的:“过去,英国可以在人权和达赖喇嘛等问题上固执己见,但现在,对中国来说,这就像拍掉背上的一只苍蝇。”

三是经济上虽然法国的重要性降低,但仍然有互惠的空间。法国的核能、空客、环保产业,对中国依然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和美国是竞争关系。这自然可以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一张牌。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在西方阵营还是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经常做些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英美体系的事,这对于现阶段尝试建立多极体系的中国而言,还是有共同立场的,也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再者,中国和西方发生摩擦,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在非洲。法国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前宗主国之一,中法关系呈现给世人的亲切和热络,也有助于减少中国在此一领域的压力。

但不管怎样,法国已丧失了中国外交菜单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它已经沦落到和其他国家差不多的“正常”关系。如果回顾历史,2008年本是法国延续其特殊地位的最后机会,结果却非常不智地毁掉了。对于法国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未雨绸缪地考虑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第一大国的关系。而这显然就需要在仍然试图遏制中国的美国和急剧成长的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了。

如果说1964年法国和中国建交是走在了历史前面的英明的战略性决策,那么这一次法国是否能够再一次走到历史前面呢?如果法国仍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中法关系又将恢复到“特殊状态”——当然这一次法国将是作为配角,其作用也只是助推中国的崛起,而且这种特殊关系将持续到中国取代美国那一天。如果法国不再重现2008年的错误,即使法国连配角都不够扮演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会念及旧情,继续给予法国“特殊的地位”。只是我个人非常怀疑,没有了战争时代产生的巨人,在民主时代只能产生庸人的体制下,法国能再次走到历史前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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