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改革维新的正义性判断

 近二十年来，“改制”的出媒率较高，几乎与“改革”随行，其政策内涵并不十分确定，只有服务目标是确定的——财富的定向转移。很多人成在改制，很多人死在改制，若单纯以自由竞争的思想评判两类人自然是很简单之事，然而，人大多都有感情，都有正义之心，对结果的态度决非只甘当现有规则的应声虫，质疑改革必成为时髦，质疑本身也是一种观察力，质疑可成为改革维新的定向器。

　　有一年，我所在的区划内有一家棉纺品厂改制，一位朋友的配偶因为改制下岗，又因为对原厂长变国资为私产不满暴打该领导被判刑三年。我对她说：你老公明知领导违法，不通过摆出实事状告领导，却选择暴力打人，肯定就不对了。她说：打人是违法了，但打人是正确的，一点错都没有，告状，向天告啊?300多人的棉织厂，有200多人下岗了，剩下100多人为新私人老板服务，而新老板就是原老板的女婿，光靠沿河边厂区的那块地养活几百人都不成问题，居然让这么多人下岗。

　　“打人是违法的，但打人是正确的”。这句话让我迷糊了很久，我一直试着站在不同的视角理解这句话，违法了，为什么还能理直气壮地说打得正确?这等于说法律维护的并不一定是群众的利益?法律很有可能走向了非正义?如果没有法律支持，改制没办法推进，但改制的受害者又是以多数底层人为主，200多人下岗造就了一个“成功”的资本家，法律实质上变成了砍杀穷人的铡刀，它让“用违法匡扶正义”成为一种可接受的手段。

　　仔细搜索并盘点近几十年来的诸多政策，可能会发现相当多的改革维新是在以一种贱踏正义的方式向前推进，而当这类改革占据着社会最高点的有利位置时，多数人会自然不自然地模糊自己的正义判断，所有新的东西都标上了“正义”标签，并配套有法律的武器随行。但若紧密结合利益分配的结果，就会发现法律真不一定总是维护正义，法律本身具有太强烈的阶级性，它反映的是部分人的意志，最大的效用是作为统治者的治理工具。

　　当一位妇女可以清晰地挑出法律的非正义可能性，全方位检讨现有社会规则就变得十分必要且紧急，于当下而言，检讨改革维新过程的政策正义性是重中之重，作为检验改革正义性的最准确试纸是底层人民。没有任何一种视角比这个视角更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

　　如何具体地来分析底层人验证标准呢?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底层人在改革维新过程中的经济地位如何变化?如果不去一一罗列诸如企业改制一样的改革举措，只要用一个词就可以反映顶层与底层的经济地位现状——两极分化。单从中国现实来看，用“极端的两极分化”可能更为准确。中国底层人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暂时只属于人类共同发展大趋势下的提高，并不属于“改开”成果公平分配后的合理搞高，依靠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红利跟绝大多数付出劳动力的劳动者关系非直接相关，几乎超过一半的底层人经济地位出现与改革速度相反方向的转变，底层人被剥削的程度超过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描述，权贵一极的财富正以变加速度方式积累至更高的地位。“私混式改革”仍然属加速两极分化的政策，很显然，缺乏足够的正义性支持，越往后走，社会越极端。

　　第二，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底层人的社会地位?这里恐怕要强调两个指数，一是民主指数，一是受尊重指数。由于没有可供进行情感表达力的选票，底层人的民主指数几乎一直在走下坡路直至接近为零值，网终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能属于模糊式民主的范畴，它构不成对个体的直接安慰和满足，底层人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参与权。底层人的受尊重指数实际上也在逐年递减，尤其是工农地位每况愈下，越来越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受尊重”与“被同情”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价值方向，没有人喜欢后一种待遇。无论从制度上看还是从顶层人的角度看，他们更多地想法是同情底层人，而不是尊重底层人。顶层人的心理变化也是改革导向的产物，他们很自觉的将自己置于社会的显著地位，而将底层人视为社会包袱。一个将权力和权利无限向顶层收拢的改革维新过程绝不属于正义过程，尽管从形式上看到的是太平盛世，因为某种威慑力让多数人压抑着愤怒往前拖延。

　　权力如果沦为资本的代理工具，底层人就是被欺负的对象。

　　第三，改革的政策着力点是否有向共同富裕转变的可能性?底层人思维通常会有一个共性——不希望自己再沉底更深。原因很简单，再往下沉，就只能进坟墓了。恶性的改革就是把穷人推进坟墓的动作，很可能连进坟墓都进不起，墓地太贵了。良性改革是把穷人铺好垫脚石的行动，让穷人找到平稳踏实感。多数底层人并没有直接跟顶层人对调地位的打算，寻求共富是一般性追求。假若变革维新的战略是站在推动多数人往共富的道路上走，毫无疑问的具有正义性，反之，必定邪恶。

　　官方习惯性将三农问题扩大化，很多政策都被说成是帮助农村。我一直不大接受这个观点，中国粮食的“保护价格”本质上是“打压价格”，国家进口美国的倾销粮，让中国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转过来给个“保护价”，还让农民感动得五体投地。事实上，只要中国不进口倾销粮，中国农民的粮食可以卖出好价钱，既不需要保护价，也不需要百元一亩的所谓农业补贴。

　　一项改革或者说革命，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就看它是否具有正义性，也就是看它能否直接改善底层人的地位和状态，如果改革让官员受冲击最大，不管涉及到多高的位置，终究不会很邪恶，如果是底层老百姓受冲击最大，必然是邪恶的改革，哪怕它送了一块面包给穷人。

　　第四，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否带有殖民性?与19世纪的殖民问题不同的是，21世纪的殖民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殖民，更具体地表现为技术殖民。无论哪一类殖民，其最终的结果是同一的，即被殖民者总是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过度开放市场就是主动殖民化。

　　中国自称“改开”已经有三十多年，并且年均增长率接近10%。然而，在这样的高速度发展背景之下，大多数国民的年均收入水平也只达到世界的前一百位左右。有些人把这个结果归咎于人口太多。其实，这个理由很荒谬，整体高速而人均上不去与人口多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只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有关系。

　　单取排名国内中等水平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它的全省年均增长率大概也接近了10%，它的人口到现在也只接近6000万，若从1980年算起，它当时的经济水平肯定比日本1950年的水平更高，日本经历1950年到1980年的发展，其人均水平跟上了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而湖北省若自1980年算起，算到2010年，其人均水平还不及日本1980年人均水平的一半，高速度下的“增长”都去了哪儿?能否说湖北的高增长被河南占了?或者说补贴了青海?不能。因为事实上这些省份的增长率也低不了多少，看数据，中国的每一个局域经济单元都是高增长(除极个别民族地区)，那么就不存在“人多”影响“人均”的问题。

　　增长不增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全国各经济单元的数据都没有造假，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经济的殖民性，资源低价变卖是典型的殖民经济特征，市场无限开放也是殖民经济的共有特征，技术无限依赖也是殖民经济的固有特征，资源、市场和技术主动权都不在自己手上，经济增长的多数果实肯定被外国资本家吃去了，肯定被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吃去了。底层人怎么可能致富?中国人能从殖民经济模式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只是少数顶层权贵，只有他们实现了与殖民者相同速度的财富增长，1%的人占有三分之一的财富就是明证。

　　殖民化改革是非正义改革，不管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它都侵犯了底层人的利益。建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率”进行统计，以借此获得底层人收入增长缓慢真实原因的科学数据。

　　第五，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把“底层人不造反”作为红线?中国的语境本就很奇特，如果再附上政治性的硬约束就更显荒唐，比如说“杀出一条血路推进改革”、“改革就是砸饭碗”、“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等等。大家想想，杀出血路，最后杀的都是谁?砸饭碗，砸得最惨的又是谁?利益重新分配，分得最少的又是谁?从结果看初衷，再推理设计者的内心世界：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我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搞。改革设计者吃准了几千年来中国底层人的一个稳固特性——不临死不抗拒。

　　造反即革命，显然是一个残酷的过程，不应当鼓励它发生，但如果执意把“底层人不造反”作为政策红线，那么，迟早会有人挑战这条红线。穷人抢食或者偷盗通常会被会认为一种流氓可耻的行为，然而，富人却可以在法律支持下随意获得本属于公众的数亿资产，到底谁更流氓呢?法律是否已成为流氓工具?如果富人抢劫财富合法，那么，底层人做小流氓可能也并不怎么羞耻。如果把现行的中国看成一个流氓社会，那所有人都是流氓中的一员，既然彼此都是流氓，大流氓敢继续蔑视小流氓的利益，小流氓的手段就只能是联合起来干掉大流氓，舍此有它吗?

　　改革的红线应该是什么呢?很简单，底层人拥有的宪法权益不受侵犯。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改革维新的过程正被一群肮脏的大资本家集团干预着往前行，他们在集体、集中丑化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他们正在拼命地垄断话语权，对有异于他们的改革声音进行定点清除，对不支持两极分化的人物进行定点清洗，在财富已经实现两极分化的同时，还要努力实现话语权的两极分化，资本数量决定话语份量的时代是很可怕的，它将加速底层人的愚昧化和相对贫困化，加速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长期性，经过资本有步骤的一层层清洗，最后，社会主义政党必然和平过渡为资本主义政党。

　　底层人，不要过分相信政场中的坦率，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坦率，它的形式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是耶稣圣经式的(阴险虚伪的)。你们只能盯住落在自己身上的结果，结果不好，你们便有权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因为坏结果均源于法律和政策的非正义性。对依法治国、依法改革的口号整体上没有分歧，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底层人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底层人不能成为改革维新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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