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已经了解中国

作者:王绍光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9-08

 核心提示:国的复杂决定了理解中国不能仅仅谈论民主、人权这样的“大词”,更要注意到一些细小的问题。

  

按:9月3日,由“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两大智库共同主办的“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之一。

王绍光: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已经了解中国

王绍光

    我今天想谈的是多元、多面、共识和共生。第一个词从今天的与会者就能看得出来,不仅有来自欧美、也有不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更有来自邻国的代表。职业不同、年龄各异、立场也显然不一样。当然,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也很不相同。

    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已经完全了解中国了。即使像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想对中国了解更多一点,要说这当中原因,是因为中国是“多面”的。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然而这种“大”有时候却在我们的讨论中被忘记了。欧盟27国5亿多人,但中国是它的两倍多。经合组织(OCED)30个国家12亿人,仍然比中国小。

   中国有多大?经合组织加上一个俄国的人口才等于一个中国。如果说俄国的问题很严重、很难理解。但放到中国来看,就是很小一部分。再比如,你觉得墨西哥是很大、很复杂,和中国比它依旧只能是很小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体量之大决定了它问题的复杂性。

    我的一个研究合作伙伴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形容中国的“大”。行走中国,你可以在有些地方看到第一世界的繁荣,而在另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甚至都谈不上第三世界,只能被归为“第四世界”。

   这种“复杂”,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的治理结构上。这次会议上请到了北京高碑店村的女书记支芬。她所在的村不是在贵州、不是在新疆,它离天安门仅仅8公里,但却有着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治理结构。

   比如,他们组织起了一个“和事佬协会”。60岁以上才能参加,一旦村里发生了矛盾,协会里的“文和事佬”和“武和事佬”就会分工出面解决。这就是他们自创的治理结构。古代中国有“三老”负责调停基层的民事纠纷,但没有想到当代中国还有地方沿用这个传统。除了高碑店村,我们还能从“法治”领域找到中国的“多面性”。在偏远地区,不是人去法院,而是法院的法官背着国徽到你的家门口来判案子,处理法律纠纷问题。

    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要了解它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很复杂,中国共产党也是很复杂。中国目前有8000多万共产党员,相当于澳大利亚人口的四倍。当我们对待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时,外界常常被“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糊弄了。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党”。也可以说,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党也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曾经看到美国教科书上这样描述美国的党派:organized behavior。在我看来,这个定义非常奇怪的。在这个定义下,美国的“党”竟然是一个behavior?而不是一个“组织”。

    如果让我来描述“中国共产党”,那么我会把中国比作一个大木桶。木桶是由木块拼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大木桶上的箍。他是把木块整合起来的一个“机构”,他是国家的一部分,并且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我觉得把中国共产党叫做“party state——党国”可能更准确一些,而不是把这两个词分开讲。

    这种“党”与“国”密切关系,从李源潮曾经任职的中组部就可见一斑。如果按照“党”的概念,中组部应该只管“党”的事情。但真实的情况是中组部管“千人计划”、管中国的人才培养等等。就像这几天的一篇媒体文章所说,中组部是中国最大的HR Organization——人力资源部。“党”和“国”水乳交融,这是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复杂性所在,也让这个“党”本身很难透彻地被理解。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复杂。要了解这部分“复杂”,需要一个参照物。有人问我,中纪委和其他国家的反腐机构有什么差别?从表面看没什么差别。但由一个让我吃惊数字来看,差别就很大:中纪委有1000多名雇员。有人说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只有1000多人来治理腐败,太少了。那么发改委有多少人?想象当中发改委应该是十个乃至二十个中纪委的规模,但真相是发改委的人数和中纪委几乎一模一样。这样一比较,可见中纪委规模不小。

    纵向比较之后,横向比较。美国的财政部有8.8万人,而中国的财政部只有750个人。由此可见,中国分拨给中纪委1000多人的背后,是将其看做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这个数字不是今天才有的,按照李克强总理上台之后“中国的公务人员一个不加”的承诺,1000多人是中纪委的固有规模。让人更加体会到,中纪委在中国政治体制中非同寻常的地位。上面说的是机构的设置。从财政支出角度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只占整个财政支出的14%,这一点上全球也只有中国。

    中国的复杂决定了理解中国不能仅仅谈论民主、人权这样的“大词”,更要注意到一些细小的问题。每个人只了解中国的一个小方面,因此要达成共识就非常难。很多人误解了“共识”的含义,认为要所有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达成一样的意见——这种共识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没有必要达成这种东西。我这里所说的“共识”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讲就是“求同存异”。

    最后,我引用别人的话来阐述最后两个字:共存。199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学家叫费孝通说过16个字,我觉得非常好。说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有自己的美,你要保持自己的特点,但是别人友有好的地方,你要向别人学习,你也美我也美天下就能大同。世界是非常多样化的,即便在生物界我们都要谈多样性的必要性,在政治社会、在全世界的范畴之内我们也同样需要这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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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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