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确立“三个自信”要靠新社会主义
确立“三个自信”要靠新社会主义
★郭松民
和“历史终结论”者的预想完全不同,2008年以来,伴随着美国的持续衰落和中国的持续崛起,世界历史洞开了一种新的、更加美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迥异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有可能把人类引向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自由、更加全面的发展,也有可能使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战争问题与和平问题等,而这种可能性能不能最后变成现实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理解这一点,必须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说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文明就像黑暗之海中的文明孤岛,相互之间联系很少。中国外在于西方,西方也外在于中国。
但是,到了18世纪40年代,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改变。西方由于某种机缘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寻求利润,便开始了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西方在扩张的过程中,灭绝了一些文明,如印第安文明,也征服并奴役了一些其他文明,如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到了19世纪40年代,通过肮脏的鸦片战争,西方终于把中国强行纳入到其已经建立的世界体系之中。从此,中国不是外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而是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对中国和西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堪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在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避免印第安人的命运,也不要四分五裂,像阿拉伯人那样。这个事关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经过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说基本得到了解决。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生存问题解决后,如何避免重蹈1840年的覆辙,并且获得平等的国际身份。经过毛泽东时代30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足以威慑任何潜在入侵者的“两弹一星”,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五次对外战争全胜,打破了西方的围堵,最后,以中国重返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体系中平等和有尊严的一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建立足以与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的“第三个千年工程”即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实验,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这对中国与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实验洞开了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这个问题,通过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有了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基础,以及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的人才基础,中国顺利承接了西方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并利用外资和技术,实现自身的大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中国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困难、最伟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马克思主义所言是一种“雇佣奴隶制”,其在表面的平等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它是以生态的大规模破坏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为代价的,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且终将把人类引向灭亡。
因此,人类的未来仍将属于社会主义。当然,未来的新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简单重建,而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乃至升华。新社会主义将不是一种“地域性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可能是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全人类都适用的普世价值。
中国由于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加上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和中华文明熔于一炉,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中国由此最有可能产生引领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能不能落到实处,最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新社会主义理论,并依此为武器和蓝图改造现存的世界体系。这也是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人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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