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山头主义”，必须权力法治化

 中央巡视组最近巡视上海、河北和江苏三地。巡视反馈中首次出现“山头主义”字眼。“山头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根据地建设时期，那时，党和军队分散在不同农村根据地，形成一个个“山头”，“山头主义”便水到渠成，实乃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今，新的“山头主义”暗地涌动，与根据地时期的“山头主义”有共同点，也有迥异处。共同之处在于：只认老上级，不认新上级；只关心老部下，对新部下不亲切；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包庇袒护，以感情代替原则；“山头”的人彼此抱成一团，形成利益同盟。差异在于：如今的“山头主义”拉帮结派程度更深，利益同盟、攻守同步、用人唯亲的现象更为凸显；不同“山头”形成“圈子”，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利益捆绑。反腐中出现一个萝卜带出一身泥的现象就是佐证。“圈子”一旦形成，就有了非圈内人的屏蔽功能。各个“圈子”各立山头，俨然诸侯割据，各有所属。

    解读新“山头主义”的各种表象，背后的支撑力不难找到。权力结构缺少有效制衡是首要条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权力结构，难以实现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就像脱缰的野马，到处驰骋，撞倒篱笆、毁掉庄稼、伤人及畜在所难免；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就好比权力关进了纸做的“制度笼子”，一捅即破。

    权力的无序张扬，更多的是人治思维开疆拓土的结果。这也是“山头主义”盛行的关键。与法治思维背道而驰的人治思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思维中的“本位”观念。国家由一家人说了算，人治难以蜕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依法治国”旗帜，就是要割掉人治的思维，焕发法治的青春，促使权力归位。这是治理“人治”弊病的根本举措，也是抵制“山头主义”的治本之策。人治的思维一天得不到更新、割除，“法治”的落地便会大打折扣，治理“山头主义”也就难以顺利到位。

    伴随人治思维，站队意识如影随形。“山头主义”便是站队意识的衍生品。几千年来的皇族间的权力博弈，皇子皇孙都有相应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或因恩或因缘或因情等形成不同的“站队”。一朝站错队，可谓满盘皆输。站队意识遗留至今，便是“山头意识”。拥护某“山头”也就是站在某“山头”的立场说话、办事，不论是非对错、不分青红皂白。站队意识不革新，法治意识便难以深化。当然“山头”意识也就难以革除。“山头”意识潜伏前行，“山头主义”就会或暗或明，此起彼伏。

    读懂了“山头主义”的背后逻辑，“山头主义”损害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的本质就不容忽视。“山头主义”分裂党组织的潜在破坏力就不能坐视不管。“山头主义”影响党的执政理念、基础就更不能小觑。治理“山头主义”，唯有权力法治化一途可以治本。权力来自宪法赋予，非人为私授，权为法所限、权为民所用，依附权力的臣属没有了依靠，自然也就无须站队；选拔人才，因材而用，公开、透明，程序化、规范化，权力钻孔的缝隙就会越来越小，自立“山头”也就意义不大；有了权力的法治化，权力清单也就一目了然，权力边界也就清晰可辨，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就顺理成章，依靠人治，具有利益输送的“山头主义”也就没有了靠山，犹如病菌没有着床的土壤，只能夭折在摇篮里。“山头主义”没有了“山头”，“主义”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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