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国际传播与国际评价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传播；国际评价

[中图分类号]A841.2；B037[文献标识码]A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同年6月18日由北京电台广播，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目前学术界关于《正处》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是对其国际传播和评价问题涉及不多。本文基于新华社所编《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对《正处》在国外的传播和国际评价情况作一个较全面系统的梳理。

一、资本主义阵营对《正处》的传播和评价

     路透社驻京记者漆德卫率先对《正处》的情况进行了报道。1957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有关《正处》的简讯。简讯共224字，仅公布了《正处》的标题。漆德卫在3月3日的报道中写道：“除了毛先生讲话的题目以外，这里并没有发表其他东西。”（《参考资料》第1150期，第23—24页。）3月4日和16日，漆德卫对《正处》进行了跟踪报道，但对《正处》内容仍然知之甚少。此外，法新社和美联社自3月中旬开始，也开始报道毛泽东的《正处》讲话。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从这一日起，《人民日报》也开始报道各地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情况。由此，西方媒体对《正处》的了解逐渐加深，并增加了对《正处》的报道。《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当日，西方各大通讯社就转发了这一消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这篇社论无疑将要成为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解释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一贡献来自北京，而且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鲜明可辨的标记，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征象。”（《参考资料》第1275期，第18—19页。）

      西方媒体对《正处》的传播高潮出现在《正处》正式发表以后。1957年6月18日，《正处》由北京电台广播。当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合众社等通讯社就转播了这一消息。（参见《参考资料》第1422期，第2页。）不过大多数西方媒体都是根据6月19日的《人民日报》来对《正处》进行转载和报道的。

（一）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在报道《正处》时，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苏理论分歧，二是中国的政治走向。

     关于中苏理论分歧，西方媒体认为《正处》反映了中苏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认识的分歧。《纽约时报》写道：“毛泽东的新主义是，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和他们领导之间是能够并且的确会发生矛盾的。这就打击了莫斯科的这种基本论点：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内，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是不可能有这种‘矛盾’的。”（《参考资料》第1359期，第7页。）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否认了苏联政治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共产党的国家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二是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矛盾，因为党自动地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参见Mao’sTwoSpeeches，Times，May27，1957，p.33.）合众社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对俄国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重要的和基本的修改”（参见《参考资料》第1417期，第8页。）。

      不仅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正处》修改了苏联的教义，个别媒体甚至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现在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像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党情报局时代那样；它已经不是统一领导之下的一个整体了。”（《参考消息》1957年5月28日。）

     中苏理论的确存在分歧，但是两国关系当时还没有走到破裂的地步。毛泽东在修改《正处》时，特别注意到了它的国际影响。一些有碍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话语被删掉了。同时《正处》在公开发表时也特别强调：“双百”方针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情况不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毛泽东的这些修改也改变了一部分西方媒体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法新社记者洛甘在看到《正处》全文后，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中苏有理论上的分歧。（参见《参考资料》第1423期，第2页。）法国社会党中央报《人民报》认为：“毛泽东仍然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正统。他的报告中没有哪一句话可以使人断定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参考资料》第1442期，第22页。）美联社认为，《正处》讲话的全文表明中苏间的争论“只是程度问题”，《正处》只不过“考虑到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环境”。（参见《参考资料》第1422期，第4页。）英国《时与潮》杂志认为：“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极端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和一个极端热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同俄国真正有所破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他大概比今天苏联国内的任何人更卓越。”（《参考资料》第1439期，第21页。）不过，联邦德国和澳洲的一些媒体在《正处》发表以后仍然认为中苏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识形态分歧。

      西方媒体有关中苏关系的不同判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对苏态度的侧面反映。一方面，毛泽东希望摆脱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控制，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毛泽东深感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所以尽力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合作共进。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在《正处》发表以前，英国《观察家报》认为：“虽然这篇演说没有全文发表，后来官方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却清楚标明，毛坚决支持自由分子，向他们保证，思想和讨论自由的政策不变。”（《参考消息》1957年5月6日。）路透社记者漆德卫写道：“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运动一点也不会限制在过去一年中明显存在的实现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和使内部紧张状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的趋向。”（《参考消息》1957年5月7日。）而在《正处》发表以后，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政治走向认识不一。一部分媒体继续坚持认为中国将自由化，并提出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中国自由化。英国《每日邮报》在6月19日提出：“毛看起来认为，多少向自由主义稍稍扭转一下就可能更容易继续加强这个政权。”（《参考资料》第1427期，第10页。）《约克郡邮报》提出：“西方的政策应当是用各种方法鼓励目前已经在中国出现的比较自由的趋势。”（《参考消息》1957年6月22日。）

     同时，也有一部分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将不会自由化。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毛泽东不会步向自由主义，除非他肯定知道这样作将导致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参见《参考消息》1957年6月21日。）美国《时与潮》杂志指出：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只是为了要消除那些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内部不和的紧张气氛，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支持中国的自由化。（参见《参考消息》1957年6月26日。）

      毛泽东在《正处》中已经注意到粗暴、压制的方法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适用。这让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但是西方媒体将毛泽东所讲的“双百”方针理解为自由批评和自由言论，这无疑是一种误解。况且，当时即便是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美国，言论空间也有限制。比如，美国共产党员教师被教育当局从大学中排挤出去。（参见《参考资料》第1502期，第10页。）事实上，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并不是为了追求西方媒体所谓的“自由”，而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繁荣学术文化，号召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正处》和毛泽东的评价。西方媒体中对《正处》评价最高的是英国媒体。《泰晤士报》说，预料这篇讲话将成为“共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参见《参考资料》第1425期，第4—5页。）。《经济学家》杂志在社论中写道：“莫斯科不再是唯一规定步调的地方了。在毛泽东二月份的秘密讲话刚透露出来以后，就可以知道，这篇讲话可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文件之一。”（《参考资料》第1455期，第2页。）《每日先驱报》说，这篇讲话“可能是列宁在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篇”。《每日电讯报》则认为，“如果毛泽东的讲话是冷静地从分析态度列举目前难局的文章的话，它也自称是将来解决这些难局的一个蓝本。这就是使它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眼睛中的圣经的力量的东西，这已经使它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文献之一”（参见《参考资料》第1427期，第11页。）。《论坛》周刊将《正处》视为“列宁逝世以后最大的事情”（参见《参考资料》第1437期，第9页。）。

      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也对《正处》予以积极评价。《纽约时报》认为：讲话“是自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演说在去年6月间发表以来传到外界的最重要的共产党领袖的讲话”（《参考资料》第1425期，第4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最近发表的毛主席讲话无疑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参考资料》第1441期，第24页。）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毛的讲话比目前著名的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演说要重要得多。这位中国领袖的异说是更根本性的，而且几乎肯定会产生更深远的结果。赫鲁晓夫所谴责的是一个过去的已故领袖和个人崇拜，至于毛则对现存的共产党领袖们的某些最神圣的理论是否有效表示怀疑。”（《参考资料》第1435期，第20页。）

       意大利《前进报》在社论中写道：“毛泽东报告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不会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因为并没有带来任何新因素。但是，比起我们在斯大林时代惯常听见的言论来，它至少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比较合乎常理的解释，从实际观点、从政治领导方法的角度看来，毛泽东的报告确是极有意义的进步。”（《参考资料》第1509期，第20页。）

       《正处》在亚洲国家的媒体中也获得了一些好评。日本共同社认为：“从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整个共产党阵营来看，这个毛泽东理论的发展，将会引起相当广泛的反应，其影响很受人注意。”（《参考资料》第1429期，第2页。）日本电台认为：“毛泽东主席的演讲在日本受到注视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或者毛泽东主席在共产阵营中的地位事实上已经提高了很多。”（《参考资料》第1449期，第3页。）印度《闪电》周报认为，《正处》“是至今为止最彻底的申斥斯大林主义的文件。事实上，毛主席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唯一可能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这样把赫鲁晓夫同志对斯大林元帅的揭露引导到它的明智的、哲学性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参见《参考资料》第1648期，第8页。）。

       同时，西方媒体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理论贡献。英国《泰晤士报》说：“这也可能最后使亚洲的毛泽东肯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无容争辩的领导人，只有他一人在天空照耀，而人们很少注意到赫鲁晓夫先生——西方的一个野蛮人。”（参见《参考资料》，第1425期，第4—5页。）美联社写道：毛泽东“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中的一个新圣人”（《参考资料》，第1428期，第7—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这位中国领袖再次表现他的众所公认的政治天才，在着重处理国内问题（其中有些是严重和急待解决的）的时候，他为整个共产党世界树立了满怀信心、充满力量和现实主义的榜样。”（《参考资料》，第1441期，第24页。）联邦德国的《世界报》认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二人相比，“前者最多不过是一个叛逆的伙伴，而后者正在以最崇高的理论家和实行家的面目出现；他的思想正在东方集团中被人们激动地传播着，而且从昨天的《真理报》全文刊载他的演说这件事看来，他的思想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参见《参考资料》，第1428期，第8页。）。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毛泽东在《正处》中对共产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参考资料》，第1435期，第23—24页。）

       《正处》讲话还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关注。1957年6月2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回答有关《正处》的问题时说：“我已经阅读了这篇讲演。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好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参考资料》，第1442期，第11页。）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美国和盟国的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士对《正处》进行了“仔细的、深入的研究”（参见《参考资料》，第1440期，第11页。）。英国的《苏格兰人报》在6月27日报道：“毛泽东的秘密讲话（全文已于昨天发表）将在联邦总理们下星期讨论外交政策的时候在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参考资料》，第1434期，第21页。）

二、社会主义阵营对《正处》的传播与评价

      从《参考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自1957年4月起才开始对《正处》进行报道。这在时间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晚。由于政治倾向的差别，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正处》的态度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苏联派”和与之相对的“波兰派”。

（一）“苏联派”对《正处》的传播与评价。苏联对传播《正处》并不积极。直到4月15日《真理报》转载《人民日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社论，苏联才开始对《正处》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传播。而在《正处》公开发表以后，虽然《真理报》刊载了全文，但是苏联其他各报仅仅刊载了摘要。（参见《参考资料》第1432期，第12页。）

      关于苏联对待《正处》的冷淡态度，美联社在5月21日指出：“苏联的报纸一直对毛泽东的这个运动装聋作哑……至今为止，苏联《真理报》仅仅发表过三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文件……《真理报》以外的其他苏联报纸大多数甚至连这些文件也没有刊载。因此，苏联报纸的一般读者对于中国的这个最重要的消息几乎是一无所知。”（《参考资料》第1351期，第4—5页。）

      苏联对中国的“双百”方针持否定态度。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对“双百”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百年潮》2009年第2期。）此后，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也对“双百”方针表示了否定。该杂志认为：“双百”方针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艺术政策有一定相似之处，虽然苏联当时的文艺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二十年代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已是很远的过去了”，因此“在现在苏联的条件下主张思想意识上的各种各样，不仅不是向前发展我国社会而是意味着后退”。（参见《参考资料》第1372期，第8—9页。）《共产党人》杂志言下之意便是，“双百”方针对于苏联来讲已经过时。

     1957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在采访赫鲁晓夫时，追问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矛盾。”（《参考资料》第1390期，第3页。）

      赫鲁晓夫的这个回答在苏联发表采访稿时被删除了。对此，美联社的外事分析员认为：“赫鲁晓夫的谈话表明，在矛盾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毛的看法。这是苏联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莫斯科电台现在对赫鲁晓夫的回答避而不谈这件事似乎表明，克里姆林宫现在已经决定，整个事情太棘手了，所以不能公开处理。”（《参考资料》第1390期，第3页。）

      捷克斯洛伐克对《正处》采取了与苏联相近的态度。《正处》公开发表当天，捷克斯洛伐克也发表了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亨德里赫关于目前党的思想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亨德里赫在报告中虽然没有对《正处》表示明确反对，但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不适用于捷克。亨德里赫在讲话中提醒对《正处》感兴趣的人们，《正处》是基于中国的情况而提出来的，苏联和捷克的情况同中国大不一样。（参见《参考资料》第1425期，第6—7页。）对于亨德里赫的这个报告，美新处外交记者认为，这“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官方不赞同毛泽东的演说”（参见《参考资料》第1435期，第24页。）。亨德里赫还在报告中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并且批评某些国家共产党强调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的做法。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认为：亨德里赫“也许不是指毛泽东，但是他的演说是在毛泽东演说发表的那天发表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会认为这是指中国的看法”（参见《参考资料》第1432期，第13页。）。

    （二）“波兰派”对《正处》的传播与评价。社会主义阵营中对《正处》反映最积极的是波兰。波兰共产党在《正处》公开发表前，就内部传阅了《正处》的摘录本，并进行了热烈讨论。5月底，波兰记协和《青年旗帜报》编辑部联合主办了关于中国的“百花齐放”政策的讨论会。（参见《参考资料》，第1366期，第16页。）会议主持人认为：“百花齐放”政策在理论上的巨大意义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虽然不能盲目搬用，但根本否认对波兰的意义也是错误的。（参见《参考资料》第1378期，第2页。）《正处》正式发表后，波兰不仅安排华沙四种主要日报全文刊载《正处》，还安排《青年旗帜报》转载各国报刊对《正处》的好评。波兰各大报纸发表了评论文章。比如，《人民论坛报》写道：“我们以很大兴趣研究毛泽东同志报告。这是二十次大会后，第一个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这首先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个事实并不减少其意义。”（《参考资料》第1434期，第20页。）

      波兰对《正处》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纽约时报》驻波兰记者斯奈德·格鲁逊的注意。他指出，《正处》当时“已经成为在波兰获得强大影响的一种特殊的中共观念形态的基础”（《参考资料》第1310期，第4—5页。）。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正处》的冷淡态度不同，波兰对《正处》表示欢迎。对此，格鲁逊指出：“对于波兰共产党人说来，毛泽东理论对于他们同苏联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绝没有这样表明过，但是人们清楚地认为这是支持波兰为巩固去年从莫斯科取得的独立而作的努力。”（《参考资料》第1429期，第6页。）

       除波兰以外，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国也对《正处》表示肯定，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意义。南共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指出：“虽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根据的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且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但是由于它的重大意义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它已经超越出中国的范围，因为，每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必然要遇到若干这类问题。”（《参考资料》第1518期，第7—8页。）在前文提及的赫鲁晓夫接受采访近一个月后，铁托也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铁托同样被问到有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铁托回答说：“几天前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我很高兴能够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见解同毛泽东所提出的见解并无矛盾，相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参考资料》第1454期，第2页。）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了有关《正处》的社论。社论写道：“我们匈牙利的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这些学说对我们也意味着巨大的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帮助。谁能否定，确定两种类型的社会矛盾——敌我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区别，正是在我国情况下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在解决我们目前的实际任务中，毛泽东同志在其讲话中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肃反斗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指导，有其特别的作用。”（《参考资料》第1434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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