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前热议的社会治理难题

 当今世界够复杂、够热闹。因为，全球走进了自2008年美国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动荡不安之中。

　　人们注意到，面对地区冲突交织迸发、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秩序演变加速等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确实相当“费神费力”，其动力背后的因素肯定不少，但恐怕排除不了一条：担心自己闹起来的危机，会让自己失掉对世界秩序、国际规则“庄家”的大位。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忧虑感，不光体现在“治理外部难题”的外交上，不让他们省心还有那些“内部治理难题”。内政大于外交，此乃任何一个国家执政者都心知肚明的治国理政的大道理。他们明白，毕竟这场全球金融灾难的源头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首先发生债务危机的是发达的欧洲，为什么？是不是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有漏洞、有风险？

　　“强者”总不愿意更不甘心让“弱者”说三道四，但挡不住其来自内部的深究。国际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共识难以达成、政治决策困难重重、传统机构低效无能、公众期许无法保证等难题，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都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引发了政商学界对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新一轮反思。

　　西方当前热议的社会治理难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内政治理难题之一：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学术专著《21世纪资本论》很流行。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比较研究，揭示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出乎意料的是，这一研究成果也在美欧各界引发了强烈关注与共鸣。

　　“皮凯蒂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数据显示，2012年，1%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2.5%，是自1928年之后的最高值。现在10%最富有的美国人占有的全国财富中的70%还不止，比1913年被称为“镀金时代”结束时的比例还高，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有。

　　经济学家还注意到，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明显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终进入25%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减少了一半。

　　“美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也在倒退。”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诺曼•利尔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说，“历史学家们会想要知道，为什么21世纪与19世纪末如此相似——一个富人统治而其他所有人屈从的糟糕时期。”

　　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现实的严峻，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他不仅提及缩小贫富差距问题，还力推“中产阶级经济学”，并将推动提高最低工资列进施政目标。

　　无独有偶，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表示，“要为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免税。”让许多人犯晕的是，数年前，奥巴马提出再分配的重要性时，还被西方舆论批评为社会主义者。而今，“点赞”的已超过了“拍砖”的。

　　“为了应对收入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传统的办法是实施再分配和构筑社会安全网，缺点就是打压了人们的干劲。”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现在的改革，关键在于建立有效且负责任的治理体制，必须建立起敢于与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正面交锋的、公正的政治体系。”

　　内政治理难题之二：如何重建对自由市场的信心。

　　“尽管很多人担心的全球衰退得以避免，但对于自由市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能力的强大信心却没有恢复。”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这番话，听上去有点绕，其实，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说，对全球衰退不可避免有心理准备，但是对用自由市场恢复全球经济、生活水平能力的信心不足。

　　他还说：“认为有一套所有明智的决策者都可以套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案——即‘华盛顿共识’——的信念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球缺乏共识感。”这话就直白了许多。

　　知名的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月枝评论道，“面对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西方社会对其自由市场的信心更是显得脆弱不堪，试图给这些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予以口诛笔伐。”她说，这背后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其制度缺陷的焦虑不安。

　　美欧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集中，使用虚拟资本的投机行为和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投资活动间的合理比例被严重打破，甚而失控，消费、借贷、进口、福利均过度，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调整。源起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应急救灾措施，其实，专业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缺乏保障和动力的问题。

　　内政治理难题之三：如何解决西式民主体制的失灵。

　　美国政治记者小约瑟夫•尤金•迪昂写了一本书，取名《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他说，美国政治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病，民主党、共和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将美国政治变得非常两极化。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极化政治下，议会和政府无法从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和实施政策，只是为市场投机提供了机会。”

　　“美国国会的口水仗不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评论说，但其议案产出率却是自1947年以来最低的，美国人对国会的信任率仅为7%，“联邦政府过度分权制衡，导致运作机制瘫痪”。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白洁谈及此问题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名言：美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崛起的中国，也不是中东的动荡局势，而是美国国会。

　　据白洁的观察，美国智库和学术界对两党斗争激烈的现象颇有担忧，认为美国新生代政治圈既没有老一代政客们在两党之间“跳槽”的政治勇气或政治谋术，也缺乏为达成重要目标而妥协的精神，很难找到为之努力的同一目标。

　　“这种政策倾向的一边倒、政治态度的僵硬化、政治派别的低融合度，最终严重掣肘了政策的推进度。”白洁说，“虽然美国政治结构的分权、制衡、竞选等特性，仍是保障美国体制运转的最重要政治财富，但‘红利’逐渐丧失，甚至可能沦为影响决策效率和效果的‘负资产’。”

　　曾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西方政治学者福山，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民主主义当前存在的不安并非来自不同体制的挑战，而在于政治衰退等自身失误，“不仅仅是金融，在石油、农业等众多领域，特定的利益集团都在左右政治为己所用。在推行金融监管改革、医疗保险改革这样的重大改革过程中，他们也要设置障碍。这可以说是民主的失败”。

　　也许是深深感到了西方民主的困境，福山近来推出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明确提出，“民主并非万灵药，而强有力的政府对于社会的成功才是必不可少的”。

　　各国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探索都到了重要时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得雄说，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内政治理难题之四：如何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共处。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在许多欧洲国家明显升扬，反移民、反穆斯林、否认平等、拒绝开放、政治不满情绪相互影响，且这一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判断来源于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报告。

　　美欧一批民众面临无收入增长的生活窘境，一些中产阶级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福利社会的成本难以承受，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受到质疑，社会保守化倾向加剧。

　　加拿大《环球邮报》分析指出，当今西方社会正在形成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外来移民，以及坚持西方传统宗教、文化价值观的保守派民众，这两个群体在价值认同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矛盾。“如何调和西方社会长期坚持的“言论自由”同穆斯林移民不同的宗教信仰习俗，将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内政治理难题之五：如何解决“法治”异化为“律师之治”。

　　《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著，书名很震撼。他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社会中的‘法治’正在面临着衰退危险，至少在部分‘盎格鲁势力范围’的国家之中，由于法律条文大增，‘法治环境’过度膨胀，不但因此未能达到‘法治’，反而异化成了‘律师之治’。”

　　弗格森是这样描述“大退化”的：“亚当•斯密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和制度退化到精英寻租主导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地步，国家就达到静止状态’。我试图表明，这是西方世界重要地区的现状。明确的隐含的公共债务，已经成为老一代人以损害年轻人和未出生者的利益生活的方式。调节已经失去作用，以至于加剧了系统的脆弱性。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律师可能成为革命者。在一个静止的社会，律师可能成为寄生虫。公民社会仅仅衰落到公司利益和大政府之间的无人区。总之，我把这些事情称为‘大退化’。”

　　内政难题之六：如何进行全面体制创新。

　　“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作者马丁•雅克说，“西方政治体制运转最好的阶段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长期繁荣时期’，但此后经济增长相对较慢，政府的设计更多倾向于短期效应。”

　　前不久，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外交》杂志，罕见地以“衰败中的美国”为主题，邀请福山等政治学者探讨美国国内政治“功能失调”问题，为何政府难以推进必要的改革。

　　福山说，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理念，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由来已久，但问题在于一旦民主过了头，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制衡就会沦为“否决体制”，导致决策体系过于松懈，施政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

　　与福山的直言不讳相呼应，弗格森提出，西方国家需要强有力地推进改革，恢复西方文明四大制度支柱的良好运转，这四大支柱是以“代议制政府”为特征的民主、以“自由市场”为内容的资本主义、以“规则”为标志的法治以及以“公民自治”为代表的社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互联网等新经济模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社会契约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需要调整政策，适应这样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时代。

　　“世界经济论坛”在2015年初公布未来十年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时称，低经济增长率和技术变革会使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失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长期威胁。

　　在分析了新技术对市场经济及民主政体的影响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提出，西方应通过创新性思维及制度安排，建设创新国家。“‘福利国家’是20世纪民主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创新，21世纪需要向‘创新国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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