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揭开西方政党制度"看上去很美"的面纱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政党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特别是西欧，是世界最早出现政党的地区，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西方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面临严峻挑战。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领域学者，围绕“当代西方政党政治”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对话人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建华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宋玉波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臧秀玲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存在激进与保守的分野

　　西方政党存在明显的激进与保守之分。究其原因，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现代化国家的两大阶级力量，其利益相互对立，这促使政党为赢得选战，必须在施政纲领、政策选择上呈现一定的倾向性。

　　宋玉波：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结果，是社会不同群体利益分化与博弈的反映。其中关键因素是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分野、代议制政府制度的建立、基于主权在民的普选制度的确立、政治竞争的组织化和法治化。

　　施雪华：总体上看，各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都是本国历史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大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良过程中产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大都是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进程中产生的，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

　　臧秀玲：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政党萌芽于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英国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政党出现的时代意义在于开启了人类政治发展的新机制。从性质上讲，政党政治属于民主政治，是与君主政治直接相对的。政党顺应了近代民主化的潮流，是推动社会民主的有力工具。政党的出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政治的现代化和制度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郇庆治：近代社会以来，兴起的现代民主政治或“代议制民主”有两个基本的制度性预设，一个是选举制度，另一个就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更多地是解决民主政治的管治可行性问题，即如何组成一个既有合法性又有管治效率的政府——同时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组织性中介。

　　宋玉波：民主政治的精义在于授权与责任的平衡，在于选民选择谁来“代表”自己。在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政党要在政坛立住脚、获得“授权”，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都必须用行动证明其具有责任担当，有意愿、有能力对权力所有者负责。

　　西方现代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在一些后起的民主国家中，尽管在选举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不文明甚至暴力现象，如现代印度的历次全国选举都不免暴力冲突和人员伤亡，但总体上看，其在文明程度、公正竞争、和平移交权力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

　　施雪华：20世纪后30年，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走向比较明显，总体的变革方向是更多关注国家和民生利益，听取选民的意见制定公共政策。各国的政党制度改革在总体上也呈现两大基本趋势，一是政党的权力在加强;二是民主化的趋势较为明显，改革开始注重回应民意。

　　此外，在政策倾向方面，西方政党存在明显的激进与保守之分，这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均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现代化国家的两大阶级力量，其利益相互对立，这促使政党为赢得选战，必须在施政纲领、政策选择上呈现一定的倾向性。

　　臧秀玲：西方政党保守和激进的分野，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平等、国家管制市场，主张高税收、高福利，而右翼政党则倾向于自由放任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市场，主张低税收、低福利。随着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领域的论争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左”与“右”符号下的政治立场具有多维意义，传统政治上左翼右翼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出现了“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趋向。

　　施雪华：当代西方政党通过不断改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首先，在形式上实行两党或多党执政，始终有反对党或在野党对执政党实行牵制、监督，防止其政策发生偏向、出现“过右”或“过左”，从而维持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次，通过轮流执政，至少可以在表面上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老百姓的投票权或选举权是能够实现的，周期性的选举和政党轮流更替使选民获得一种“权力感”和权利实现感;最后，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利益的诉求。

　　以巧妙隐蔽手段维护利益

　　在资本和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持续斗争中，西方政党发现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太危险，因而采取利益妥协、部分利益分享的办法，适度顾及无产阶级利益，以更好保护垄断资产阶级核心的、主要的、根本性利益。

　　郇庆治：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政府构成、利益聚集与表达、政治家招募与培养等重要功能。同时，现代政党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子)系统。政党内部以及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政党和整个外部世界之间，都是一种复杂的互动性关系，远非“两党制”、“多党制”、“轮流执政”或“左右政党”那样简单。

　　施雪华：西方政党制度在根本上是资本政治化的一种手段，本质上具有欺骗性，给老百姓以民主的“感觉”和假象，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专政。

　　臧秀玲：竞争性选举和轮流执政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但存在实践逻辑上的政治死锁问题。

　　一方面，西方政党无法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众利益的前提是政党的价值取向、纲领和政策具有广泛代表性，但西方政党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从理论角度看，政党只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西方主流政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通常代表某个行业或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众的利益。从现实角度看，西方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均对政党施加不同的影响，使其政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政策代表的利益范围缩小，普通民众大多被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政党轮流执政不能确保民主的最大化。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和决定国家事务。如前所述，西方政党不可能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轮流执政也无法保证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民主，反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内所谓的党际民主相对有余。

　　施雪华：恩格斯谈到美国的两党制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现在，尽管西方政党制度进行了一些表面的改善，但其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本质并未改变。一些左翼政党，如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其政策纲领反映民意的方面多一点，与中下层百姓的利益更接近一点，但这些政党的上层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政党。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始终以资本为核心，只不过在资本和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持续斗争中，他们发现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太危险，因而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进行改良，采取利益妥协、部分利益分享的办法，适度顾及无产阶级利益，以更好保护垄断资产阶级核心的、主要的、根本性利益。这样的改革使得其剥削手段更巧妙、更隐蔽，当两者没有发生冲突时，他们能部分考虑百姓的利益，一旦发生冲突，政党维护的依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沦为选举政治的工具

　　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更多的是作为选举的工具而存在，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政治寡头、选民间均存在着一致与冲突，实则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利益纠结。

　　臧秀玲：西方政治制度的创设初衷是通过一系列制衡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但是，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个无法摆脱的制约性因素，继而导致民主政治出现失真现象，甚至断层现象。在这些制约性因素中，政党政治的负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王建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更多的是作为选举的工具而存在，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政治寡头、选民间均存在着一致与冲突，实则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利益纠结。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各党纷纷做出承诺，放言赢得执政地位后，将给支持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回报，犹如拍卖会上买家争相竞价;而争夺选民带来的过度承诺，已成为政党竞争的实践“特色”。

　　施雪华：政党之争的目标是本党上台执政，这就容易让政党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为本党利益而牺牲百姓利益。在野党不择手段争取选民的支持、谋求战胜执政党上台，上台后为实现之前对选民的“承诺”，甚至不惜推翻前任政党实行的一些有益政策。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改革和美国与古巴的谈判、与伊朗的核谈判等，在野党宣称只要上台立马推翻这些政策，这样的斗争是非理性的，是异化的。

　　臧秀玲：斗争导致政策上的“断续”现象。我们知道，政策的最基本需要在于连续性，只有保持连续，政策才能衍生并释放红利。但是，西方政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奥巴马的政策取向明显不同于小布什，小布什的政策取向又明显不同于克林顿。政党的轮换导致政策的摇摆。政策的持续性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变得十分稀缺，政策红利同样稀缺。

　　王建华：选举的工具性也决定了政党总是试图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放言，47%的美国人依赖现政府，他们是奥巴马的支持者，而自己的工作不是去担心这批人，因为“我永远也说服不了他们对自己负责，照料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竞争性政党的阶级本质，或者说代表群体的有限性。为了回报核心选民与利益集团的选票支持，竞选获胜政党的政策偏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臧秀玲：政党之争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极化”现象。以政党为组织中心的政治势力向中间选民的靠拢和趋同，是政局稳定、社会有序的制度机制。但是，西方各国的两党或多党，有时为了显示独立性，或者出于巩固支持度的需要，经常会在政策上发生策略性偏移。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把这种党争称作“否决政治”，其结果是政治机器瘫痪。

　　“剪不断”与利益集团的纠葛

　　政党追求选票最大化，利益集团追求政策最大化。西方主流政党依靠利益集团的支持，赢得执政地位;利益集团通过支持相关政党，干预国家政策的制定，以维护集团利益。

　　王建华：恩格斯在《国内危机》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他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这深刻道出了西方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亲密关系。

　　宋玉波：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们既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又你争我夺、互挖墙脚。在放任多党制的情形下，政党几乎都由利益集团控制。政党之间的竞争和相互监督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政党政治腐败;在多党一极或多党两极的情形下，竞争性也有助于防止个别或少数利益集团控制政党或政府。但无论哪种情况，利益集团对政党的挑战始终存在。

　　臧秀玲：在超强利益集团的支持下，一些西方政党在选举中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源，获胜的机会大增。当然，执政后它们必然要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回馈支持它们的利益集团。就此而言，利益集团控制西方政党扭曲了政党政治所谓的政治民主原则，实质上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利益垄断行为。

　　王建华：超强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密切结合导致了寡头政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政党不再依靠党员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持，不再谋求独立的政治传播组织和手段，相反却依赖国家补贴进行资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动，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特权，分享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治宣传，由此导致政党竞争进一步走向寡头政治。

　　对此，曾任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家保罗·法瑞尔(Paul B. Farrell)表示：在美国，一个由超级富豪保守派组成的精英团体，以实现“一党专政”为目标，对总统职位、参众两院拥有绝对控制权，并最终控制美联储的印钞机、最高法院、征税权以及所有监管机构的人事任免权，无论谁当选总统，情况都不会改变。可以说，政党对国家权力的追逐扭曲了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

　　当政党竞争走向寡头竞争之时，政治生活就成了少数人即政治寡头的权力游戏，并背离了现代政党宣扬的民主精神，由此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各国政党的登记党员人数近年来减少甚至大幅下降的原因。

　　臧秀玲：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西方主流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某些有产阶层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广泛代表民众的利益。在超强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操控下，西方政党必然更多地维护少数行业或群体的利益，这使得政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范围更狭小。

　　王建华：政党追求选票最大化，利益集团追求政策最大化。西方主流政党依靠利益集团的支持，赢得执政地位;利益集团通过支持相关政党，干预国家政策的制定，以维护集团利益。问题是，多元利益冲突又决定了政党代表利益群体的有限性，当某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又缺乏影响选票的能力时，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更为凸显了。

　　臧秀玲：利益分化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再加上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恐怖主义、流行疾病、金融动荡等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西方传统政党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左支右绌，执政表现乏善可陈，引发民众普遍不满，导致其不断分化，大量“新型”政党涌现，如针对某个领域的“单一问题党”、转瞬即逝的“抗议党”和迎合大众心理的“平民党”等。

　　面临本质性的内外挑战

　　只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左与右的对立、政党政治的斗争性、西方政党制度的固有弊端就不可能完全改变，其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就总要打个折扣。

　　郇庆治：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看，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今天欧美的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波动或动荡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那样“从未像今天这样美好”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更进一步说，政党政治的极端化(两极对立)或离散化(缺乏共识)，是欧美民主政治将会面临更多内外挑战与困难的表现。

　　臧秀玲：与政党危机相伴随的是政党制度危机，西方政党政治进入震荡期。传统主流政党及其体系的碎片化，形态各异的新型政党不断涌现，右翼政党迅速崛起，主流政党边缘化和边缘政党主流化严重冲击了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党制度基础。

　　宋玉波：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西方国家政党尤其是不少传统政党面临严峻挑战，首要的挑战是是否能顺应民意、引领民意。“人民不党”的现象在当今西方国家相当普遍，导致主要政党党员人数锐减。党员数量锐减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党吸引力的下降，政党的代表性功能日益削弱，造成了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分离。从长远看这动摇了政党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党员锐减，西方主流政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信任流失。在德国，2004年，61%的民众对政党能胜任国家治理任务持不信任态度;在法国，2006年，63%的选民不相信左右两派政党能管理好国家;在美国，2012年，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30%和20%。

　　郇庆治：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到，西方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样，面临着诸多不易应对甚至本质性的内外挑战;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它还远没有濒临“生死关头”。

　　理解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将其政党政治置于更广泛的民主政治或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总体实力，仍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它们的经济军事霸权、政治社会制度的影响力、文化价值的吸引力，仍不容小觑。

　　施雪华：应该说，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党制度的改革，西方政党的制度形式和种类有所变化，与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矛盾有所缓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自身既有的弊端和不足，西方政党制度不可能快速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完全倒台、灭亡的地步，因为尽管其不能克服本质弱点，但暂时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现在基本还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并通过政治相互借鉴、融合维持着生命力。

　　郇庆治：只要当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不发生实质性变化，我们可以设想，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仍将在目前的议会民主制框架下运行。的确，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提出一整套系统性的路线政策或政策改革主张，哪怕是点滴性的改革，也需要与其他政党和政府机构进行无休止的沟通妥协，因此，我们很难指望其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政府的构成与运作，仍将通过民众选举的政党(代表)来进行，政党轮流执政发生的政府更迭，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西方国家公众的求新求变心理。另外，包括绿党、新极右翼党、区域分离主义党等在内的新型“反体制党”的不时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公众的革新意愿带入传统政治渠道。

　　臧秀玲：西方国家政党、政党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危机，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在短期内退出历史舞台。客观来说，西方国家政党仍具有较强的变革意识和调适能力，政党制度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郇庆治：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冲突向度”看，比如世俗—宗教、城市—乡村、中心—边缘，并没有发展到一种极端化的程度，包括我们关注最多的劳资冲突，在国家或世界层面均尚未形成两大阶级意义上的对立双方，而各国内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在重要的历史性关头也未能成为实际行动。

　　施雪华：只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左与右的对立、政党政治的斗争性、西方政党制度的固有弊端就不可能完全改变，其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就总要打个折扣。因此，其当前的应对策略就是在现有方案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政策改良和内外部改革，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适应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要求，谋求眼前的生存。

　　链接

　　西方国家选民对政党信任度大幅衰减

　　政党对选民的吸引力减弱，与各国政党体制僵化、执政党政治腐败、党内分裂、治理国家无方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英美两党制下，由于执政党通过小选区多数代表制(相对多数而非绝对多数代表制)当选，不能保证始终代表多数民意，常常出现得票数不过选民总票数的半数的政党当选或执政的情况。如1945年以来，英国没有一个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选民票数一半的选票。20世纪40—50年代以及70—80年代，由于在钢铁和邮政行业国有化与私有化上的政策不同，英国两党轮流执政造成有关政策或立法上的反复和国家资源的浪费。美国两党的对立经常演变为总统与国会的对立，两党对立与争执常常将政党利益置于民意之上。其他国家的多党制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多党制使政治利益分散而复杂，不利于选民直接而有效地影响政府;某些多党制政府的政治基础变化无常，政党联盟若即若离，多党制政府力求稳定而常常失去效率;多党制政府制定的政策常常是多党协商谈判的妥协物，选民难以清晰地认识某个政党政策的兑现与实施，也很难监督其政治纲领。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主要执政党之间政策的差别日渐模糊和中庸趋同，使部分选民难以作出政治鉴别和判断，在选举中无所适从，只好放弃或不参加投票，政党由此丧失部分选民基础。此外，政党在治理国家、振兴经济、解决失业和社会问题上无方，执政党无法兑现其竞选中许下的政治诺言，由此失去部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摘编自唐晓、王为、王春英《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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