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西方版中国改革

 　　西方当局一直在按照他们的普世价值、利益和愿望，规范和诱导中国改革。没事要制造点事。有点事就向他们想要的方向鼓噪得好像要天下大乱。所谓“重返亚洲”，已经荷枪实弹逼到中国门边，把日本赶到一线当打手，沿着东、南、西密布军事基地、兵舰、战机和导弹，南海一触即发，东北方日本上窜下跳。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配合和呼应，要中国改什么革什么，不改革什么，怎样纳入他们的路径，葫芦里装着他们自己的药。那份颠三倒四、陈词滥调的嘱咐，那份温文尔雅、笑里藏刀的教诲，那份过度的热心，那份似乎无无缘无故的惦记，着实让人纳闷和生疑。

　　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放慢，2015年开春，西方教师爷找到了新题目。这算一张三四月间紧锣密鼓的课程表：

　　——3月17日，纽约大学兼职教授丹尼尔·奥尔特曼《让中国经济永远增长的秘诀》，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

　　——3月30日，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东亚金融问题顾问斯蒂芬·格伦维尔《中国经济注定失败吗?》，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4月13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生产力而不是生育力》，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

　　——4月14日，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研究所所长亨利·保尔森《中国最好的选择：加强改革而不是大搞刺激》，美国《华尔街日报》。

　　——4曰18日，《静悄悄的革命》，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

　　其实没有多少新话，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炒来炒去的老调重弹。

　　据说“现在需要的是经济自由”，“这个党”“必须做最难的事情”即“必须致力于让经济自由”，“更自由的改革会从根本上赋予其经济活力”。

　　给谁“自由”，换句话说怎么就不“自由”了呢?原来罪魁祸首在“国有经济”——“越来越无效”。因此“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国家减少给国有企业补贴和监管优越性”，“精简国有企业”，“向私有市场开放更多行业”，“让私营企业的日子好过些”，鼓励私有企业这种“经济中有活力的部分”“与国家垄断企业进行竞争”，特别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促进来自外国公司竞争的速度和程度”。他们赐予的“自由”，还包括制造农民和土地分离，重演一回英国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中的“羊吃人”，让农民彻底变为彻底的无产者，“否则他们将无法分享中国的转型带来的红利”。

　　“市场能够产生神奇的力量”，“加强市场机制对促进生产率和增长以及金融体系改革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减少“政府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得银行的利率无法吸引储户”。

　　然后就是，“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且需要做出真正的牺牲”。

　　这种改革教科书里，除了一两句伪善的谎言，完全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

　　“自由”，是资本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动者的自由。

　　看看资本主义体系下日益加剧、不可逆转的贫富两极分化就知道，所谓“壮士断腕”，断的是老百姓的腕，“真正的牺牲”是牺牲老百姓的尊严和基本生存条件。4月间韩国发生26万人参加的针对劳工改革的大罢工，反对的就是资本发动的“壮士断腕”导致的牺牲劳工利益：“这些改革将令公司更容易解雇工人、削减工资并雇用更多的临时工”。

　　“市场”再神奇，也没有神奇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新近红遍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也写道，中国为首的一些昔日贫困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知识传播和共享到公众受益的过程，而不是市场机制”。

　　一味减少政府控制吗?倒是美国一个新美国基金会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林德，在他们的《国家利益》2014年1/2月号发表对畅销书《美国衰落的迷思》的评论说：“美国培养的信息技术革命取决于大政府和大公司的采购和研究”。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本来就是大公司的政治载体。它向第三世界推销“小政府”，它自己却为大公司的利益不断扩大政府权利。

　　在俄罗斯，2014年的民意调查已经显示，70%以上的民众不喜欢西方主导的所谓改革。普京曾经公开说出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怎样受到西方的欺骗和讹诈，他本人后来又怎样觉悟到必须寻找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和他的国家在西方制造的乌克兰危机中，硬汉一般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这使西方发出对普京“失望”和“不抱幻想”的哀叹。原来西方所希望的，是普京只作为一个“技术官僚”，一头扎进“GDP”里，专心于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普京居然不听话，开始倡导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鼓励爱国主义和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们，从一开始就确定，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成败取决于人民欢迎不欢迎。中国改革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首先是继承和丰富自己的经验，首先成为中国人民自己进行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外国人包括西方人说三道四，我们可以听一听，进行分析，择善而从。但是中国改革不是西方利益的实现，中国也不是西方宣扬自己价值观的布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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