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紧迫任务是“人心修复”工程

 　　2014岁 末的意识形态领域，打杀得格外激烈，本猫在此不想一一点评，只想请论战双方暂停片刻，且问一句：你们打来打去的有劲儿吗？当下共产党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 什么？当有关专家发布初步统计的我国信教群众的惊人之数时，党内学者们纷纷发出愤怒痛斥，直指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披着宗教外衣与我大打争夺人心之 战。

        敌对势力是一个确凿的存在，已不容怀疑。难道你们不追究一下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食我人心？人心是否在狼来之前就已经背离？如果是，谁该对此负责？有人不以为然，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呵呵，您一句话给大批党内渎职者免了责，使他们不必为共产党信仰高地的丢失负责了，甚至理直气壮地指责敌对势力。

谁实在想较真，喏，笼里刚关进那么些大老虎，跟他们掰扯去吧，一根根血管扒去，瞧瞧喝了多少民血，血管壁上挂了多少民脂民膏。你们就心安理得地逍遥了，遁形了？

今天，本猫偏要跟你们掰扯掰扯，你们这些自称非老虎非苍蝇、自认为道德上极其干净的党的最基层公职群体，笔者要追究你们的渎职行为。

先讲讲一个女人的故事。赵姐是个典型的东北产业工人，工人曾是这块土地 上最令人自豪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很多东北农民怀着当工人的梦想进城。赵姐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实现了梦想的人。他从此有了一份并不丰厚但十分固定的收入， 娶妻生女，日子过得平静安稳，一晃大半辈子过去了，像所有以厂为家的工人一样，退休时把班儿交给了女儿，同时也把做国家主人的自豪感传给了女儿。

这赵姐一举一动都能把这种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说话高声大嗓，见多大的官都不打怵，面对多大的阵势都不怯场。然而，时光之轮在滑进20世纪90年代时，赵姐的生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改革波及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传了两代人的老工厂消失了，赵姐和她的工友们拿到了一小笔买断工龄的钱和一个新称谓：下岗女工。工人阶级这一原本当家作主的群落，几乎一夜间就变成了城市里最无助最迷茫的族群。

没有哪一级政府机构给予他们心理辅助，教会他们新技能以适应和面对快速 发展变化的新世界。这些正当壮年的男女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挣钱养家是迫在眉睫的事。男工人或到建筑工地当劳力，或去开出租车；女工人多数转入不需技 能的保洁业，或进入家庭做保姆。当然，还有一部分工人拿买断工龄的钱做起了小买卖，或被人忽悠得投入到新兴的集资行业，指望赚取到高额利息。

家庭变故往往就发生在这人生重组时期。原本稳固的婚姻轨道随着一方的新人生选择而发生变轨。赵姐就是这样失去了丈夫。为了养活自己和念初中的女儿，她来到一位老将军家做保姆。尽管将军夫妇对她相当好，在家中，她不是喝来喝去的被使唤者，而是家庭成员之一。

但是，这仅是将军个人的因素，他兼具文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骨子里自然 有一份人文关怀和“平等”观念。对赵姐而言，她由以前扬眉吐气的国家主人翁变为保姆，常常自卑地说：不就是旧社会有钱人家的老妈子吗？我不过是比别的老妈 子命好些，碰上了好人家。那种心理落差深深地充斥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她变得特别多愁善感，一个30多岁的离异女人，本该怀有一份对新婚姻生活的期许，却自觉矮人一等，失去了在同龄者中间择偶的自信，我也只能在大叔辈的男人里面找了，还不是我挑人家，哪个老头要是愿意娶我，都是我的福气。

然而，这点儿可怜的心理预期，也被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无情碾碎了。一个秋 日早晨，她便血了，去医院做检查：直肠癌晚期。赵姐只能辞工回东北小城去治病。做了直肠切除手术又化疗后，原本健壮的她衰弱得像纸一样单薄，很快就下不了 床了。父母年老多病，女儿上学，贫穷的家庭根本雇不起护工。工厂没了，也就没法指望工会、组织会来解决她的困难。对于一个下岗女工来说，距她最近的她能指 望的政府机构就是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此时，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走进她的病房。

相 反，一个民间教会听说了她的情况，来到她身边，这些陌生的女人带着温暖真诚的笑容告诉她，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来照顾你。这些女人有的像她一样是下岗女 工，有的是名校退休教授，有的遭遇家庭不幸，丧夫丧子，但是，主把她们召唤到一个大家庭，彼此去慰籍，彼此去爱。赵姐融入了这个爱之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接受了上帝，她的心灵有了依托，不再顿足捶胸地哀嚎自己的悲惨，不再恐惧死亡，内心的宁静安详甚至减轻了肌体的剧痛。教会的姐妹们轮流来医院照顾她。

听说她的死亡时刻十分美丽，姐妹们唱起优美的圣歌，她仿佛熟睡一般停止了呼吸，苍白的面上挂着暖洋洋的笑靥。告别人世的时候，她的心是踏实的，无牵无挂，因为她知道女儿不会孤苦伶仃，父母不会无人照管，姐妹们会像爱她一样爱她的亲人。

这就是赵姐的故事，让我们反过来推想一下，当她和工友们下岗时，如果市 政府能及时介入，免费开办各种技能培训班，发掘这些人去攀登人生制高点的潜能，鼓起他们去开创新天地的自信；如果各省市县政府能迅速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救助 机制，在这个离异的下岗女工患绝症时，及时送来关怀；如果街道居委会能发挥职能，去发动、组织社会力量，招募志愿者队伍，在任何一个家庭需要帮助时，能快 速启动帮扶通道；如果党的基层组织不是将“创建和谐社会”仅仅挂在嘴边而真正去做一些实际工作，赵姐们还会去皈依基督教吗？如果教会给予赵姐的一切是由街 道居委会给予的，人民焉能不与党同心同德？ 

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党的基层组织哪儿去了？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领导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企改革，土地流转，城镇化进程，在这一场场的跨越式发展中，我们更多地看到领导们对GDP的 狂热追求，因为这仨字母所代表的内容直接与自己的政绩挂钩，而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仅仅只是个口号，或者仅仅只是炒一个概念。你们为心与心的和 谐做了什么？你们没有去构筑温暖的人心工程，怎么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加上跨越式发展的副产品——官员贪腐呈群体状爆发，更加剧了人心的撕裂。 

无数人喊出“我不相信”！ 

那么，我相信什么？谁能给予我心灵慰籍我就相信谁。于是我信了基督，我信了佛，就这么简单。

事到如今，当专家们发布信教群众的惊人之数时，不知各省市官员和他们的小伙伴是否都惊呆了，那么，继而又怎么办呢？之于当今的共产党中国，最紧迫的难道不是人心修复工程吗？各级党委难道不应该拿出追逐GDP的劲头去收拢离散的人心吗？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区县镇乡这一层面，你们是决定这项工程成败的关键因素，成败取决于你们怎么做。 

你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 

对于大多数习惯在政府大楼内当官做老爷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费点儿想象力的事情。需要文人开动想象的翅膀来点拨你们。首先，基层干部的办公地点就不该在大楼里，也不该在小楼里，总之，正课时间，你就不该坐办公室，上级如果在办公室找到你，那你绝对不是个好干部。

做为上级，绝对该把这个部下撤了。你应该在田埂上，在创业园里，在农贸 市场内，在贫困生家中。其次，你不能坐在由警车开道的小车里，浩浩荡荡地驾临人民中间，你应该挽着裤腿，打着雨伞，像邻家大叔一样溜达进某个农家院，习大 大视察时就是这个形象，你难道还官样十足地摆出驾临状吗？你该让人民觉得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婶儿，知道刚才到你家唠嗑的那人是谁吗？

你说那个大兄弟吗？还能是谁，跟咱们一样的庄稼人呗。

错了，那是咱县新来的王书记。

王书记？别扯了！县里的王书记会是庄稼人样儿吗？口渴了，从我家水缸里舀水喝，他来时还骑个自行车，说破天儿我也不信他是县里的书记。大前年，李书记来时是啥阵势啊？光是县公安的警车就来了好几辆，防咱庄稼人跟防贼一样，好像咱们都要暗害李书记。

那李书记进了我的院子，后头跟着一群人，还有俩照相的窜上跳下的，给李 书记摆姿势，李书记抱起我小叔子的孩子，他俩咔嚓一声。李书记拉着我公公的手，咔嚓又一声，结果我公公没笑，他俩就说重来一张，大爷你看着李书记笑一笑。 我公公就是不笑，老爷子脑血栓半边脸面瘫，咋个笑嘛！照相的赶紧让我婆婆换上去笑。

这些人在我家院子闹腾半个下午光是摆样子照相了，半个字都没提我们家庭生态农场贷款的事。刚来的那个大兄弟倒是挺详细的跟我和你大哥唠了半天农场，听我们发了不少牢骚，还跟你大哥下地除草呢，掂锄头的架势可有样儿了。

啥样儿啊？

庄稼汉样儿呗！

让人民看不出你是县委书记，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民的诉求。

修复民心工程是一场战役，前沿的战士就是广大基层干部，你们是传输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教士”，你们传教的方式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让人民从你们的自我牺牲、甘于奉献、崇高精神中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跟着党我们的日子才有奔头。

你们的公正就是党之公正，你们的善恶标准，就是党评判善恶之标准。你们风里雨里起早贪黑的奔走，相当于教士僧人的严苛苦行，进而实现感化众生的目的。

这就促使我们的组织部门去进行重建基层干部队伍的一系列思考，到底我们该选哪样的人？除学历之外还要具备什么素质；针对基层干部要立何种规矩？比如取消区县以下领导配车制度，从形式上去除当官做老爷的外在形象，从而也杜绝了这些干部因失去运动量变得身躯臃肿，大腹便便。

任何一名基层干部难道不应该是行走如风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吗？通过这一 项项规矩的制定，让人觉得当干部不舒坦，正如教士与僧人，首先你必须绝灭各种私欲，形式上就不允许你结婚，如果你对七情六欲还有眷念，那你干脆不要出家。 从事任何一种与信仰有关的工作，都要求工作者完完整整地奉献自己。如果你总想着怎么鱼肉百姓，怎么发财，那你就不要为官。

一句话：共产党的官不好当！让心思歪的人，没做好心理准备和准备不足的人知难而退。甚至从严守入党关开始，让人们明白，党不是那么好入的，入党不是获得发财的门票，而是舍弃享乐的开端。唯有如此，才能遴选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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