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禹：试析左、右之争兼谈不争论问题上的误区

作者：刘祖禹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5-06-20 1957

当下，左、右之争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左右之争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是一个恒见现象。自94年前建党之日开始，左、右之争即已存在，未有一天停歇。党内不同路线之争折腾了党多少年，建国后，“文化大革命”，使党再一次受到了严重折腾。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这种折腾也能化为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党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事业都取得了前进，党变得更加成熟，全党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

左、右，再加上“左”，三者都有科学的、确切的定义和内涵，我们必须对之有准确的认知，不能搞混淆了。“文革”结束以后，痛定思痛，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当时党内实际情况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批评了左，右的就吃香起来，人们生怕“左”了，再犯错误，以致闻“左”色变。这种从以往的宁左勿右，一下跳到了宁右勿左，从文革结束以来几乎成了一些人的惯性，一种思维定势。事情甚至发展到一讲马克思主义，也被扣上“左”的帽子而受到百般攻击。马克思主义被妖魔化为打人的“棍子”，这是极不正常的。把马克思主义左派当成“左”来打击，这是自由化分子的一种阴险手段，他们蓄意把水搅浑，把思想捣乱，旨在欺骗和争夺广大中间地带的群众，这个阴谋必须予以揭穿。其实，邓小平批评的是“左”，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士所言所为把“左”和左捆在一起，统统当作“左”来进行打击，这是对邓小平讲话原意的恶意歪曲。我党在反倾向斗争中，一贯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往往是既存在着一种主要倾向，又存在着其他一些倾向，要抓住主要的，但也不能放过其他的。要避免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受到了批评，另一种倾向乘势冒头，使反倾向斗争出现曲折，走上弯路。只有按照党的正确方针开展反倾向斗争，才能保证斗争健康有序地进行。

（二）

近年来，左、右之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在互联网上这种斗争被刻意放大，暴戾之气十足，有的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必须予以严肃对待。我们在这里试探着对左、右、“左”三种力量的观点、心态做一些分析。

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追求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他们无限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他们正确对待建国后30年以及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骄人成就，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干力量，在他们身后站着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大量工作，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写文章、讲课、办讲座、向中央反应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重要动向、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其中不少意见为中央采纳，对推动工作起了有利的促进作用。左派队伍中也有人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使不上劲，有点消沉情绪，看不到前景。对这些同志来说，需要鼓励和劝导他们提振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要坚信自己的努力必有所为，也必有所果。左派队伍中还有一个缺陷，是当着他们在宣讲、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容易以概念对概念，以理论阐释理论，道理讲得一般、乏味，缺乏说服力，不受群众欢迎。理论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要彻底，先要摸透群众的底数，知道他们心里想解决什么问题，存在什么纠结，针对这些问题和纠结，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去作出回答，就有针对性，就必定能产生说服力和凝聚力。要做到这点，是要下苦功夫和真功夫的。对此，我们责无旁贷，必须舍得下这个功夫。

右，他们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背离历史发展趋势，力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多年以来他们竭力宣扬西方宪政道路，西方式民主和普世价值，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他们特别仇恨毛泽东，把千斗万斛的脏水都泼到开国领袖的身上，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他们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恶搞历史虚无主义，他们甚至提出“爱国贼”的荒诞口号，极其严重地侮辱和伤害了亿万同胞的尊严和纯真情怀，有这么一个自由化精英人士，几年前在一张大报上撰文喧嚷要去意识形态化，攻击我党重视和关注意识形态工作。不久前，当着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问世时，这位精英人士竟破口大骂文章作者是纳粹，其嚣张气焰简直冲上了天！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叫嚣去意识形态化，但是他们自己却手执阶级斗争的武器，狠狠地扑向对手。他们口口声声叫嚷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却天天骂党，骂社会主义制度，享受到了普天下罕见的言论自由。当前，右的观点正以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劲头，用毫不掩饰、赤裸裸的方式猖狂以极地攻击党和社会主度制度，攻击开国领袖，他们一定以为现在是把共产党拿下来，由他们来改制、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佳时机。他们真是昏了自己的脑袋。中国的右派已经到了为所欲为，恣肆横溢，迹近疯狂的地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中国改制、改向那个时刻的到来。他们自以为气场很足，有恃无恐，抱着一种你其奈我何的得意心态，持续不懈地攻击着左的思想观点。但是右派是不可救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他们看不到党植根人民群众之中产生的伟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割、抗衡这个伟力。这是右派精英们永远也消弭不了的悲哀。

“左”和右表面看来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往往殊途同归，对革命事业造成同样的危害。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时期，他们猛冲猛打，动辄组织城市暴动，屡遭惨重失败而不自敛自责，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受到“左”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带来的惨痛教训更是刻骨铭心。“左”在当前的突出表现是在对待“文革”的评价上。他们全盘肯定“文革”，他们无视并反对“文革”后历史问题的决议，竟然认为中央顺党心民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所谓“宫廷政变”，他们把江青、张春桥捧到九天云霄之上。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文革”给全国全党带来一场无可比拟的灾难。但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初衷和动机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远见卓识和深邃洞察力，这一点绝不能任意抹煞，而且值得我们今天继续进行深刻探讨和研究。但是“左”为“文革”全盘平反，置四人帮飞扬跋扈、滥施淫威、祸国殃民，给广大干部带来难以名状的摧残和伤害于不顾，表明“左”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多么远！他们不知道自己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左”是孤立的，还偏偏自恃是光荣的“孤立”，你们离群众越远，就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越远。

以上对左、右、“左”的观点和心态的简略描述，构成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三种力量较量的真实图像。这种较量正火爆进行，无丝毫休战、式微之势。这种较量涉及到道路之争、制度之争、领导核心力量之争、受万众关注，以致不同程度地参与，是理所当然之事。

（三）

不争论的主张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他既提出了不争论的问题，又提出了要争论的问题。他的这个发明把两者分得很清楚。他主张在改革的途径、措施、步骤等问题上不搞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争掉了，什么也干不了”。大凡发达国家多年积累的生产经营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成本管理、物流管理、金融管理以致城乡社会管理、环保、安全管理等等方面的做法、经验，凡对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用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好好学习，要扑下身子虚心学，如饥如渴地学。邓小平认为，对于学习这些东西，要不要学，该不该学，“不要先搞无谓的争论”，“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不要“纸上谈兵，口头打架”。同时，邓小平还主张国际间、不同国家的政党之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同不同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关系。这也是针对历史上某些教训而言的。邓小平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搞无谓争论，但是他在一些他认为“有谓”的问题上，他是主张争论的。这说明在争论和不争论的问题上，他是按照具体对象不同而有所选择的。他的这种选择十分高明，富有智慧，是很讲究辩证法的。他主张在对待科学、教育、经济如何发展问题上，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上，争论的意义很大，“越看越重要”；在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上要继续争论，他一贯坚持认为，改革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尖锐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但有些人所主张的改革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方向，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他指出，“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横行无阻，煽动群众”。他说，四项基本原则要长期讲下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长期进行下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的后一句话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讲的，距今已近三十年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睿智和预见性。而且当下事态的发展比当年来说，要严重多了。当时他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较弱，丧失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当下意识形态领域许多现象与当时所批评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基因”不好；“往往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这种情况，现在不是几乎天天都可以遇到吗？

邓小平关于什么问题不该争论，什么问题应该争论的主张同左、右、“左”之争密切相连。这个问题处理得当，既有利于深化、扩大改革开放事业，也有利于正确批判错误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武装人们头脑的工作深入人心，有利于提升人们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和觉悟。如果处理不当，右的错误泛滥蔓延，甚嚣尘上，蛊惑、搞乱人们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事实上，左、右、“左”之间在该争论的问题上不存在不争论的问题，他们正争得翻江倒海、不可开交呢。倒是有一种社会力量在该争论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或游移不定，或视若无睹，这里涉及体制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和主管部门的某些成员。当着他们面对着某些明明是右得出奇的错误观点，他们该亮剑不亮剑，该发声不发声，该担当不担当，甘当和事佬，一心和稀泥，把开展积极思想斗争，批判错误思想，一概视之为“左”的文革作法而离得远远的，似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成了抬不起头来的理亏的事情。他们爱惜自己身上的羽毛胜过一切，把每根羽毛都啄剔、梳理得晶莹剔透、闪光发亮。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平时忙于做官、忙于应酬，就是不学习，不读书，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宗旨统统抛到脑后去了。有的领导干部在会议上，讲话里、文章中顺着中央的话语“保持一致”，私底下说话时对马克思主义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们真是“左右逢源”，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地。有的领导干部对敢于坚持原则，为党说话的同志视若眼中钉，排挤打击，不重用提拔；而对那些坚持和发表错误观点并屡教不改的人反倒姑息纵容，以至提拔重用，执行了一条完全和党对立的错误干部路线。尤其是当着为党说话、仗义执言的同志受到右的力量围攻时，有的领导干部不站出来为之撑腰，给予支持，反倒躲之唯恐不及，甚至落井下石，立马作出错误处理，使当事的人心寒，令周围的人噤若寒蝉。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些领导干部在歪曲了邓小平什么问题该争论，什么问题不该争论的原意以后，把不争论当作一件法宝、一块挡箭牌。他们把一切该争论的问题都套上不进行“无谓争论”的笼头，他们自以为这样就让该争论的问题封上口，而当上太平官无虞了。有的领导干部在表面上也把某些右的观点视作错误观点，但他们主张不予搭理、“冷处理”。他们认为，如果搭理了这些本来社会上并无“大的影响”的错误观点，对其展开批判争论，等于扩大了它的市场，为之站台做广告，为之扩大眼球效应，反倒使普天下都轰动了。所以还是让它自生自灭为上策。这种一厢情愿、自以为得计的鸵鸟策略，在事实上并未使那些错误理论自生自灭，反倒被坐大、成患了。这种该争论不争论的策略使某些错误理论在社会上如同溃疡一般泛滥开来。这样的教训难道仅仅是一桩、两桩吗？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向以上这些同志猛击一掌，你们该清醒了，你们的所作所为离马克思主义、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称号已经很远了。你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和右的观点坐到一条板凳上，已经成为右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肆虐的助手和帮凶。不仅如此，你们的态度和立场实际上也误导了社会广大群众，使他们误认为你们这种态度和立场是有来头的，是代表了上头和中央的，是对右的错误观点的默认。右的观点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援手，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导致社会思想更加混乱，你们在这方面确实是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的。人们衷心希望这些同志能够改弦易辙，幡然悔悟，从自己设置的该争论的问题不争论的迷误中摆脱出来，真正贯彻落实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把意识形态领域这一极端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

（四）

左、右之争是涉及国家存亡、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重大原则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恐怕都消停不了。我们一定要遵照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关于治国理政系列讲话的精神，深化改革开放，贯彻落实中央“四个全面”方针，持续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在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三严三实”的专题教育，把左、右之争问题解决好，这方面的要求这里不作展开，这里只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以资思考和研究。

（1）积极倡导全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人民革命史和党史。习近平同志在他的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要认真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一面洞察一切的镜子。历史的乳汁哺育着人们，给人以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动力。历史使人识别清楚右的观点喧嚷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中国要走向英美学习的路，是一条死胡同。中国人民感到万幸的是没有受那些恶搞历史虚无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的蛊惑和欺骗。应该感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得到了解放。历史就是这样教会们鉴照古今，知兴衰、识更替，凡所鉴照，咸有助于当今。“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历史还教会人们瞻望未来，增添了开拓前进的自觉和力量。不懂得历史，对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和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往哪里去茫然无知，就必然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自由化精英们挥舞历史虚无主义黑幡嘲弄历史、颠覆历史，旨在“欲去其国，必先灭其史”的罪恶图谋，必须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所遁其形。我们从一些香港的青年学生从去年的“占中”到不久以前公然当众烧毁香港基本法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身为中国人却完全不懂得中国这个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基本法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在香港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必然保障，他们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香港回归祖国近20年后，竟然还把自己贴到历史亡灵——港英政府身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干出多么愚蠢的事来，这是一个沉重和深刻的教训。这也证明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历史教育是多么重要和迫切。

（2）认清左、右之争的实质，正确开展左、右之争。左、右之争不是学术之争，是政治之争、道路之争。走什么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繁荣中国？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绝不能走资本主义之路，中国人民的唯一和必然的选择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道路之争表明中国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危险，这是无可争辩的。在这样的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我们能退避、动摇么？我们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只顾爱惜自己身上的羽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滋润又滋润，当太平绅士和好好先生么？这样做的结果，在实际上就把自己排除到党的队伍以外去了。多年来，右的观点竭力冻结、封杀马克思主义作为整合引导社会多元思想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境地，这种情况绝不能任其再继续下去了。必须遵照邓小平什么问题该争论，什么问题不该争论的主张，排除统统都不争论的迷误（其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蓄意为之），正确开展左、右之争。对错误思想必须开展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批判和斗争，不能含糊，不能暧昧。这种斗争必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讲道理，把道理讲透讲彻底。我们对右的观点不抱幻想。我们是把道理讲给广大社会公众听的，使他们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辨是非，逐渐地和右的观点划清界限。这种斗争应该是平心静气的，情绪化无济于事，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3）认真按照党的规矩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纪律是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执行纪律不是惩办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执行纪律是着眼于教育全党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步伐，上下一心，同心戮力地前进。近年来党内纪律松弛，极少数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热衷于改旗易帜的严重破坏党的规矩、党的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他们在道路之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严重对立。前些年一家大报提出，对异质思维要采取包容态度。对人民内部的异质思维自应采取包容态度，但也应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对于那种必欲置你于死地的异质思维是绝不能包容的。对于他们进行纪律制裁是党内正常、健康生活的平常事情。但是多年来屡屡对严重破坏党纪的行径却未获适时的严格的处置。使触犯纪律的某些党员更加放肆，屡屡砸锅不辍，也使广大党员误以为强调遵守纪律也只是空口白话，走走过场。这对党的建设、党的形象是一种严重损害，极为不利。这种反常现象必须尽快排除。党的纪律正确执行，可以儆效尤，戒后人，增强党的肌肤，对提振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甚为有利。

2015年6月12日

（作者：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