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昌：怎样理解党的十八大路线‘四个全面’

正确宣传坚决捍卫党的十八大路线和战略布局。兼评“中国股市资本市场”建设必须树立和端正“社会主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导”和“运作机制”

------评《学者纵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处去？》

田瑞昌    2015、7、2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言论，很少见到有人引述马克思的论述；而凡是对“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有异议反对的文章言论，皆是要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为什么？是不是理论界存在某种程度的“整体误读”呢？】 

------这是从我正在写的《邓小平到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怎样理解党的十八大路线‘四个全面’发展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谓？”中抽出的一章。

今天的争论，仍然集中在如何认识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和问题上。这除了我们在上一节回答的问题外，还有怎样解读认识“新常态”以及现实的方针政策举措上------争论依然激烈。

为了说清问题，我以为，我们仍有必要展开来，做一讨论。首先要说的是，当笔者在起草整理这部分文稿时，看到网上有一篇专稿：【学者纵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处去？】-----这可能是，集中国内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谈的意见建议，很有代表性，很值得研究。

首先把他们的主要观点（所论题目）摘录如下：整理者所列的总题目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处去？专家学者所论，第一位：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第二位：“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三位：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第四位：疯狂的股市，危险的中国；第五位：从出口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第六位：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二种前景与正确选择；第七位：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好使；第八位：化解危机，还是制造危机？第九位：“新常态”应打破利益关系“反常态”。

实在说，笔者不是什么“学家”，按说与这些专家学者不在一个档次，何以自不量力，欲与之“对话”。不过，既然吾所论题目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马列毛邓及当代领导人都可论及评及，见到这样的“学者纵论”，吾就不能不说话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涉及到对党的十八大路线与战略布局如何理解的重大问题。

-------这里先谈说点读感，而后再归入我所论的正题。

我以为，这九位学者所论，都是对十八大布局特别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提出的批评意见，甚至点名批评习近平同志的“新常态”观，和李克强同志的“改革红利说”之“克强经济学”（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单独“立派立说”了-------以往我们只知道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至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这是一种学说吗？不知也）。这样的批评，可不可以不呢？照我看，持评评观点的学者，没有戾气，是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文风味道。因此，我认为，这是十分可喜的社会进步------党员公民权利使用之“民主”也。

那么，对这九位学者的批评意见，该怎么看呢？应当说，他们这些意见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说的，对与错，采纳与否，也应当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回答处理的问题。不过，既然发到“红色文化网”上，那一定是想听听“网民读者的意见”。而我的看法，可“一分为二”之两点两面：

一是说，这些学者，对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忧虑”，并作了一定分析，尤其指出我们可能正受到“新自由资本主义”严重的干扰，有走偏方向的危险。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一是说，这些学者的意见，缺少新意，除建议将“大西南的水资源引入大西北的沙漠地带”，再造一个如现有耕地大小的中国（令人惊喜。据作者说这是可行的）等少数意见以外，照我看，几乎都是在所谓的“学派”之间玩文字游戏------“书斋经济学”的调侃，并无实际意义，反倒是在“误读误解”党的战略部署，添乱而不是有所“助益”。

下面，就分开这两个方面，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是，关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干扰侵蚀的危险问题。笔者以为，这的确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这里，举中国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的主要领域，做一分析。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股市为“疯狂的股市，危险的中国”。 笔者略有同感。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如此？根源在哪里？

我的分析是：不要说，“上证指数”过往炒到6000多点，而后一路下泻至2000点以下，而后七年熊市，而这七年中国经济以二位数左右的高速增长，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则成为与实体经济发展脱离的“怪胎”；就说这轮“牛市”吧，先是“疯牛”表演，令全国股民“热血沸腾”；接下去就是两周多的“狂泻”，由5000多点，一路冲堤决口，直破4000点（今天是3600多点）。真可谓是一大奇观。这里，股民们尤其是那些后入市的新股民们，损失惨重，惨不忍睹，有多少人是“血本无归”啊，可谓“一片哀鸿”，“骂声”不绝于耳。------这就是让广大的一般投资者分享“改革红利”和构建“劳动与资本”收入并举的发展模式吗？

问题到底在哪里？几乎所有专家名嘴，都出来放“马后炮”，据说原因有国外的、有国内的，莫衷一是。“赌场论”、“收刮民脂民膏论”，也沸沸扬扬。

而以笔者愚见，所谓专家名嘴，说的都不过是“一堆废话”。-------根本问题出在，构建中国“股市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混乱与错误。

何以见得？不论是在长期熊市还是在“疯狂走牛”时，只要股市“不稳”，人们就会听到主管者（也包括股评家们）说，中国的股市与国外的成熟市场相比，制度还不完善，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此话的意思是，请大家原谅，我们正在努力，我们终会建设一个“成熟市场”的，这里且不说给的时间够不够长，就以所谓的要构建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市场”之目标来说，这不就是等于说，中国要构建一个“新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市场”吗？------于是，问题就来了，这究竟是要走“全盘西化”道路，还是通过借鉴改造吸收西方的经验，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体系呢？

我的问题，我的质疑，还不仅仅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种在“资本市场”要模拟构建出与西方一模一样的“成熟市场”的“指导思想”，在其他的领域，会不会同样如此，会不会有同样类似的表现呢？笔者没有实证考察，若果真如此，那么有学者喊出“中国改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许就不算是“危言耸听”了------这个问题的全面分析，待解“正题”时再谈。

再说中国股市，人们都说、也都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个“政策市”。这一“定位”，只是舆论坊间的一个说法，主管部门对此，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态度，说“承认”又不使用，说“不承认”又常常使用。

前者，君不见在那漫长“熊路”时，主管部门说“政府不能干预”，这是“市场规律”之自由。-------那人们就要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就是要国家（政府部门）履行“宏观调控”、“精准调控”的职责吗？丢了这一手，这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市场”吗？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股票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讲，就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范畴，而是可以排除在外的“另类”呢？

后者，君不见在“疯牛”恣肆时，主管部门迅即连查“违规炒作”（查“违规”，为什么不是一种制度管理的常态？），且密集地批准“新股上市”，还有其他等等。------是啊，在管理层的意识中，资本市场的功能不就是要为企业“融资”吗？哪里还管广大“股民”如何收得回报的功能？可人们要问的是，不应注重这两者的“平衡”吗？且新股上市，既然要经过主管部门批准，难道没有一个需要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节奏”要求吗？为何这一切，都可不予顾之而乱为，一意孤行？结果呢？结果是，股市一落千丈，狂泻千余点。

于是，据传管理部门连夜开会出招“救市”。但这是不会公开承认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成熟市场”目标之“不干预”的理念。-------于是，我们又要问的是，难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就是要“两手并用”吗？为什么在“资本市场”不加以自觉地运用，却要在那里，搞不公开不透明的“乱鼓捣”呢？-------不是吗？如前指的，“查违规”也好，新股“密集发行”也好，“连夜出招”也好，大概可以算是“政府调控”之作为吧，那么这里“有预见”、“有精准”、“有科学”吗？把市场搞得“一会天上，一会地下”，人心慌慌，乱成一片，这岂不是在那“乱弹琴”。

我上述质疑，要害在于，我国的“股市资本市场”，人大或中央政府，有没有将其确定为，做出类似“自贸区”的决定？没有。既然没有这样的决定，“股市资本市场”的管理层，又为何要以西方的“股市资本市场”为“成熟”样板目标？这不违法吗？也许他们会说，他们未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既然如此，这些“股票市场”的管理者监管者领导者，又为什么不进行“宏观调控”、“精准调控”、“科学调控”、“高效调控”的制度建设，并予以有力地施实呢？------难道与国民经济的二位数增长之长期相背离的“熊市”和偶然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狂飙”与“狂泻”，就是“股票市场”的管理者监管者领导者所要做成的结果吗？这里他们没有责任吗？如是指责其与金融大鳄“眉来眼去”，配合默契，“收刮民脂民膏”，是不是也可以成立呢？或者说，管理层的作为，客观上为金融大鳄创造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空间，应当是说得通的吧！这要说一句，是不是不管“股市资本市场”怎样烂，也不管管理层不论怎么做，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还可以说一句，什么是市场规律？市场一个重要规律，不仅受物质运动的影响，还受精神运动的影响，在股票市场，不仅受资金流动的影响，还受人们“预期”和“信心”的影响。可是，证监会的“资本市场”管理者的“大佬们”，他们天天讲要遵守“市场规律”-------君不见，在股市狂跌时，不是证监会的发言人，出来解释澄清说“这是市场行为”吗？意思是说“股市狂跌”与证监会采取的举措无关。他们以为，他们认为，在股市走牛时，不论他们连续密集发行股上市，还是采取的其他“刹车降温”举措，都是无可置疑的。可见，这些个管理者，对市场规律根本“一窍不通”------他们哪里知道，股市的“信心”是要倍加“珍惜呵护”的，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谁？他们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主观意志、乱下乱砸“石头”和“放箭”吗？如此造成“牛群效应”，“踩踏事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万事皆如也。他们现在，把人心彻底“砸散”了，“信心”丧失殆尽，又急急冲冲地来“救市”------这是你们在自己家里“玩小孩子过家家”吗？他们不承认、不进行“科学高效”的政策举措调控，又不懂什么是市场规律，拿人民的血汗钱当儿戏，对这些人不该彻查撤职乃至依法惩处吗？-----我不明白为何不如此。在其他场合发生灾害，不要彻查追纠问责吗？

如果不认同笔者的分析，请“有识者”告诉公众，股市的乱象，到底为何？应该怎样应对？

-------我以为，我国“股市”存在的这种“指导”上的悖论与混乱的长期存在，是到了该彻底明析、彻底解决的时候了。端正中国“股市资本市场”构建与运行的“指导思想”，当务之急也。

还要指出的是，股市当然有股市的规律特点。但是，如同其他任何门类行业一样，也都是各自有其规律特点的。但不管任何行业部门，又是都有其“作优”的标志的。我们这里要问的是，股票市场的“作优”的标志是什么呢？“狂飙狂泻”是吗？把股市的所有不正常的“劣行”表现，永远都用一句“市场行为”这样的话来“打发”，这是不是在推卸该由其负的责任呢？中国政界包括国有企业，对干部都有“考绩”标准？那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及其官员的“考绩”标准又是什么呢？有没有？又是否考绩过？中国股市长期处于“劣质劣等”状态，为何没有人管？又为何不作彻底反思，以端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

------据说政府也希望走出一个“稳定慢牛”的牛市，可管理层这些个所谓“经济学者专家”们，为什么长期来不作任何反思，却在那里“自以为是”？死抱着“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不放？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高效作用”的改革政策，金融体系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为何置若罔闻，或者说不去从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出发，打造一个可“宏观调控”、“精准调控”、有制度保障的“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市场”？而这对股市来说，不也就是应该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与政策”相结合的成熟的股市吗？

我要问的是，对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资本金融市场体系中的领导主管层，为什么对此却会是那样的“晕晕乎乎”、“羞羞答答”，长期在那里“乱弹琴”，而不知悔改、不予理会呢？如此下去，会杜绝“暗箱操作”，“眉来眼去”，金融大鳄吞噬百姓血汗钱的局面吗？何谈为实体经济服务？又何谈让国民增加“资本”收入拉动消费？

-------如若以此类推，来审视今天的中国改革之方方面面，我以为九位学者的批评，就不能说这是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了。

这里，先说一下笔者的愚见结论：党的十八大路线和战略布局，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系列讲话”，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发展的具体体现。

问题在于，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很可能出在我们缺少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这样的一部科学著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邓小平理论、“习近平系列讲话”，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是理论界的不知与不解，因而才会造成理论解说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错位”。

-----如果回顾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人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政治经济学”；有列宁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还包括毛泽东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著作中）；有“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系列讲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是的，除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政治经济理论的专门著作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我们党的领导人的经济学说与政治主张，大多都体现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文章讲话中。其客观原因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的紧迫性及其所担负的领导任务，使他们不可能抽出专门时间来写“经济学”的专著。但是，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和政治主张，应当说是不难正确理解与正确执行的。

笔者以为，中国理论界的最大悲哀，就是还没有真正自觉地树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念，因而其情形，或者，不是依列宁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去解读与问责于-----已发展了的邓小平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是以西方的种种流派“经济学说”，审视、堪问、贬低、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这正确吗？当然不对。怎么办？我以为，就算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们，无力集体攻关写出一部具有科学含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过去有人有尝试，但不成样子----垃圾一堆），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左”右逢源，夹击攻击吧？！

以上，是我对“一者”之学者，对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忧虑”的分析。

下面，是对“另一”者之所谓的“学派”之间玩文字游戏------“书斋经济学”的调侃，并无实际意义，反倒是在“误读误解”党的战略部署，添乱而不是有所“助益”、甚至是“大唱对台戏”的解读分析。

这里不一一展开，只说说题目和大略要点。

其一：“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该作者这里不是说的西方，而是说的中国经济的下行走势。当然这里涉及到对“西方的发展模式”的看法。

我以为，所谓“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这一“说法”与“定位”，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我不是说“西方发展模式”好；而是说我们在改革中，在“向西方学习”时可能会有错误，问题在于怎么办？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必须回归老路呢？

且看“该文”在讲了现在的“种种弊端”之后说：“所以，我国应该通过更为深化的改革，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实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亦即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努力减缓和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积极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

-------简要解读。首先要问的是，何为“传统发展模式”？是指改革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还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

他说的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从后半句看，很有创意。但是，他的这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就是指要“大力发展”原来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呢？

不是？那么，又何来的“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与“努力减缓和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之谓？如果是-----当然是，那么他主张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岂不就是要求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他所谓的“传统发展模式”吗？照我看，他这是由“焦虑”而导致的“不知东南西北中”，完全是在与“两个互不否定”唱对台戏。

他提出“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这很好，很正确，应该努力探索。问题是，这是一个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实行经济改造”的“漫长发展过程”。 而他提出的，他要求的，是党在现阶段就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公有制”的“大力发展”问题。可是，这难道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的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吗？“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与重点在这里吗？-------我说是“添乱”，而不是有所“助益”，学者先生可以接受乎？大唱对台戏吧。

 

其二，“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该文说：“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现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笔者，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指出，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对楼部长的批评。

但是，我要问该文作者，说“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这一观点成立吗？我以为，且不要说整个国家的强盛崛起，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仅以几亿人口脱贫而言，何来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

又，中国人口中的“手机拥有量”、“汽车拥有量”和“上网的网民数量”，可以说在世界也是排列前茅的，何以“广大劳动群众”，“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我问：何以如此的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这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吗？

我再问：楼部长讲的，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难道不对吗？该文作者对此如此的不认同，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样的“经济学派”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应该依据“工资增长水平高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的“寅吃卯粮”之邪说？

希腊的“债务危机”是什么？难道他们的“债务危机”不是由国家“寅吃卯粮”引起的吗？该文作者出此言论，算哪门子“经济学家”嘛？人们这里看到的，好像是一个“仇恨改革”的歇斯底里。 

其三，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该文以批评“‘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为主旨，认为这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而是“透支消费”，是和国民的“储蓄对照干”。

并据此认为，由此“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表面上似乎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有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在我看来，变化的看点，既不在于创新的层面(大数据、云计算、创客)，也不在于结构的维度(大众创业、互联网加、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而是在于政府对产能过剩的焦虑”，“即最近，‘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的历史阶段性变化，值得人们深思。”

该文又说：“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当时（指前几年他出书）做出了如下判断： ——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我这里要问的是：什么叫“就是要与储蓄为敌”？ 什么叫“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笔者，学识浅薄，且孤陋寡闻，不知该文作者所遵的是哪家哪派“经济学说”？

据笔者所知，讲“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问题，可以说是一切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共同探讨研究的基本课题。只不过“自由市场经济”-----不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还是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都是主张“一切交给市场”，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而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由于无序竞争而导致“产能过剩”引发企业倒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

马克思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现实，通过研究“商品”与“资本”入手，写出了千古名著《资本论》，揭示了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秘密，并提出了要实行“政府干预”，“国家的计划调节”，控制资本的“自由放任性”的无序竞争，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借用一例，吴敬琏这位主张“市场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谈起这个问题，完全不顾经济学常识，总是嫁祸于“计划经济”，说这是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

然而，照笔者看，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一切交给市场”无序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国家包括地方政府，放弃弱化“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手段的运用，或者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运用的不科学，尤其是在系统统筹方面做的不好、做的不科学不到位的结果。------- 我以为，这是我们必须引为教训，应立改厉行的问题。

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怎样消化某些行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

是要“一律破产”吗？那样将有多少产业工人失业？这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度，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

恰是党的十八大的战略布局，在提出“让市场对资源配之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提出了“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高效作用”。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一一列举）：交通基础设施的再构建；水利设施建设与改造的大投入；环保的大投入；公共服务业扩展提高的新投入；还有“三农”的再投入；以及该文作者所提到的“大众创业、互联网加、一带一路、楼市股市”（我说，还有棚户区的改造），等等，把国内建设的需求，与拓展国外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就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高效战略，以消化“过剩产能”之综合举措吗？

不仅如此，在拓展增加“建设需求”的同时，还尽一切努力进行企业结构调整，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科技创新，升级换代，打造“中国制造·2025版”。这难道不是“科学正确”的英明举措吗？

笔者实在看不出，这位学者先生，有何理由加以反对？但他不仅对此“不屑一顾”，还要对“新常态”加以讽喻，说是“反常态”。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我们是在“实行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转型。这方面的政策，亦是多多。首先，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将转入消费领域，这是靠“长长的产业链”的“大量就业”来实现的。这不是“扩大内需”举措之一吗？

至于直接促进消费的办法，也在探索之中。该文作者尤不认同“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

笔者以为，这是要由实践来回答的问题。效果好，可坚持；效果不好，可改进或撤销。本人不明白的是，这位学者何以对这样一个举措，那样的愤愤不已。-------看他说：“他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 ——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这完全是“书斋经济学”脱离实际的“冥想空谈调侃”。 笔者以为，不管任何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都必须与不同的国情实际相结合。

在中国，有无可能，因所谓的“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而会造成他所说的“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这样一种局面呢？

-------他这一结论判断，是怎么来的？是植于西方国度的“经济学”分析吗？就算他是从书本抄来的“公式”推演的结果，且不说在西方是否灵验，但照我看，在中国则是决不可能出现的局面，一定会“失灵”的。

为什么？这是由中国的传统习惯、传统观念决定的。这是文化。也许，再过50年、100年，所有中国人都养成了“先消费，后挣钱”寅吃卯粮的习惯，会经不住“消费金融公司”的诱惑，把手头的储蓄都花光，再借钱消费。不过，也许50年100年后，中国人更加遵从祖宗的美德传统------“不能吃了今日不管明天”，一定会看重手头和家里要有“积蓄”，甚至“上一辈”要尽其全力给“下一辈”留下一点“家底”的传统习惯。

就是在今天，在14亿中国人中，不管你怎么宣传“钱生钱”和“先享受，后创造”如何如何好，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还会把住自己的“钱袋子”，在旧社会可能是压在床底下或埋在地下，而在今天一定会是存在公信与保险程度高的银行里。

我还相信，就是到了大家都“靠劳动吃饭”的那一天，只要不是完全的“各取所需”，只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保护一般个人财产权”的规矩还在，中国的“家长”们，就一定会给他的儿孙们积攒留下点“积蓄”的。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理念与习惯使然------把家国视为“天”。

说什么一个“消费金融公司”，就会造成“储蓄率为零”，还会“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问题在于，中国的庞大储蓄怎么办？“消费金融公司”可能促进一点点“消化”辅助作用。但仅仅靠这一招“拉动消费”，是很难办得到、行得通的。其实，最重要的办法，还是前面这位“学者”不认同的办法。------而这里的关键是不能“让钱趴在银行里”，而要投放到有利于“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深化改革中。

这本来是一个最简单明了不过的“常识性问题”，却让这位学者弄得“神乎其神”，危言耸听，妖言惑众------这哪里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为？

照我看，这位学子骨子里是反对改革，反对党的十八大战略布局的。所谓“消费金融公司”云云之是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不过是制造一个口实，迷惑视听而已。或者说，他这是以“从西方书斋里”学来的“理论”，而不问东南西北中，不问中国国情实际的“乱甩石头”，大搞“自我头脑”中的文字游戏，空谈冥想的历史唯心主义。

 

其四，从出口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这位学者在这里给我们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马克思基本理论常识课。并以此，来反对党十八大路线和战略布局。

他开宗明义地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时时都在起作用。这矛盾不是特色社会主义能掩盖的，也不是顶层设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之类的话语能压住的。这个矛盾尖锐化而必将产生的经济增长下滑乃至产生生产过剩危机，也不是这些话语能阻挡的。”

-------吾说：太武断了吧。还是去好好研究一下共产主义运动史，不要生吞活剥几句“定理教条”就下结论-------按这位学者的逻辑，资本主义不是早就该灭亡了吗？何以还会有今天的发展？

他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也有充分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贪婪，资本间竞争，使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对劳动的剝削，使劳动群众购买力增长很有限(不少群众甚至负增长)。因此，资本主义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生产过剩矛盾，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放任自流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资本家)，加剧了这种困难。”

-------吾说：不要忘记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制，还有“国家计划调节”，十八大提出的另一手，就是“要使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高效作用”。何以只说其一不说其二？而这“其二”不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吗？何以大肆歪曲？

之后，该文引述了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下降的数据（省略不引，可自查），而后说：“当年马歇尓计划带动的出口不能消灭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现在的一带一路计划带动的出口也不能消灭我国的生产过剩危机。依靠资本主义的‘顶层设计’都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最多只能延缓这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生产过剩危机，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是的，资本主义不能消灭“生产过剩危机”，因此在资本主义发生2008年经融危机的“后时代”，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有所下降，实属难免。

但是，绝不是无可作为、无所作为。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布局，并由此推动区域合作、中欧合作、中拉合作、中非合作，实行优势互补、产能对接，因而未来进出口贸易包括投资，都将大幅度增加，其计划增幅，可查中方与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无需笔者一一引述了吧。

更让人吃惊的的是，在改革开放30几年取得巨大成就后的今天，像这位学者这样直接地否定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要回头走列宁开启的“先公有化后工业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老路（笔者在“列宁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已阐述过，那是那个时代的理论实践的发展创新），而不承认新的时代发展创新。

这些人实际上，也不知道马克思论述的“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作用’所代替”的理论原则路径，正在进行时。

同时，也不知道马克思论述的：“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造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这样的以世界性视野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则与路径。“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理论原则的发展运用。

因而，这位学者的言论主张，就不仅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根本不知道，或者说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不是有些太可悲了呢？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言论，很少见到有人引述马克思的论述；而凡是对“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有异议反对的文章言论，皆是要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为什么？是不是理论界存在某种程度的“整体误读”呢？

我说，这位学者根本就是把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理论原则之马克思主义，硬是要弄成一块“僵死固化”的石头，到处以“尚方宝剑”神谕之架式，四处砸人，乱贴标签。

我还说，这些人，包括这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皆是用“书斋经济学玩文字游戏”，而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该如何解读与运用。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还要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生产过剩危机，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来反对依新的时代条件已改革了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是“僵死固化”，书斋游戏，又是什么呢？  

其五，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二种前景与正确选择。该文作者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向新常态转变的阵痛期，只有站在“主义”的高度才能看清为何转变、向哪转变、怎样转变，从而科学界定和构建中国经济马克思主义新常态。毋庸讳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站在“主义”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主义了，且上述排序准确反映了实际影响力的大小。三种主义博弈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经济带入了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深水区。破解中国经济改革难题，走出深水区，构建新常态的关键，仍然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

接着，该文作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表现。这里，对于该文作者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负面消极影响或者说恶劣破坏作用的分析，不引述。因为，大体上可认同。那么，该文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分析的呢？

且看他说：“《宣言》发表167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科学性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充分验证，社会主义国家遵照她进行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则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招致亡党亡国。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则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转变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这些正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调结构，就是按照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以此带动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扩大生产条件下，实现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中发展中国经济。如此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就解决了，生产相对过剩就消除了，中国经济就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巩固，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牢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变成现实。”

这位学者的分析判断和结论，正确吗？有三点需要探讨：

一是，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转变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这些正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

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学说理念，至少从我们借鉴改造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来说，很难这里不会夹杂着“不当”、“失误”、“错误”。更不要说，还有内外“西化派”敌对势力的有意所为、肆意鼓吹了。因此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转变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侵蚀影响，无疑，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观念。

但是，这里并有没有区分开，“怎样做”是学习借鉴，“怎样做”是“西化模仿照搬”？如果对此不加分析，笼而统之的把我国的发展，包括按照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合作，统通打上“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侵蚀影响的“帽子”，那么中国将依托何样的平台与机制，参与国际竞争，赶超世界“先进与发达”经济体？又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这里似乎又是在“眉毛胡子一把抓”，并没有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

二是，他说的转方式，是“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这些正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

------这是什么话？说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将中国经济正导向”为“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即“这些正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我要问，这一判断正确吗？

这岂不等于说自2012年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十八大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都是、正是、正在“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吗？

 

笔者说，这九位学者的言论没有“戾气”，“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但是我要说，这位学者是“误读曲解”十八大路线，或者说，是对党的十八大路线和习近平同志的领导的“诋毁攻击”，合适不合适、准确不准确呢？看来，今天我们不仅要保卫伟大领袖毛泽东，还要捍卫党的十八大路线，保卫邓小平和习近平。笔者不明白，这些人（昆仑岩）真是讲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欢迎“昆仑策”里的人来回答。   

三是，该文作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调结构，就是按照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以此带动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扩大生产条件下，实现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中发展中国经济。如此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就解决了，生产相对过剩就消除了，中国经济就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巩固，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牢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变成现实。”

 --------这里，无需过多地进行“解读”，他的“这一套”说词，不过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错，以此理念推向的“完全公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创造过“辉煌”。

但是，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蓬蓬勃勃发展向前30几年，怎么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要永远搞“鸵鸟思维”，“埋头在沙堆里”， 只知只认“先公有化后现代化”的路子，而不能登高望远，立足现实，探索未来世界的新发展呢？

请问，要今天的中国回过头去再走原来的“国有制集体制”之“公有制为主导”云云（笔者有专门一节是解读“公有制为主体”的------它应是、应理解为，是改革转型后的一种“目标架构”，而具体实现形式还需要继续探索）的言说，正确吗？现实吗？

这里的要害是在于，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马克思说的“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作用’所代替”的理论原则路径，正在进行时与探索中。

而用“老模式”，要求在当下“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来“深化改革”。请问，这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吗？而回归老“道路模式”，还能走得通吗？这里人们要问，究竟是党的十八大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代条件符合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还是“昆仑岩”这位学者的主张、批评、建议，是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代条件符合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

我以为，“一批怀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很活跃。为什么这些人总是用“老思维老观念”来观察现实，一定要把“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理论原则，弄成块“僵死固化”的顽石，毫无新义创意，到处乱撇乱丢？“书斋文字游戏”，“教条主义”云云者者尔也。

 

六是，化解危机，还是制造危机？该文并没有提出什么“主义”，而是通篇要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不是“化解危机”，而“是制造危机”。不是振兴图强之路，而是“被新殖民主义之路”。

我们还是先逐段摘引如下。看他说：“很早就有人高喊‘狼来了’，但是总被人说成是美帝试图做空中国而故意制造的恐慌。中国经济虽然步入新常态，但依然在艰难地向前航行。于是乎，高唱赞歌的人就出来了，再过多少多少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自欺欺人罢了。”

-------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性为“狼来了”，而且他认为，即便十八大全面布局进入改革的“新常态”，也“依然在艰难地向前航行”；而他认为，有人说多少年后“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是的，中国人不能头脑发热，乐道于“赶超”当老大。其实这并不是中央的看法。克强总理最近在欧洲访问还强调说，别看中国经济体量大，但人均下来还排在世界中间位置，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到本世纪中叶也只是个“中等发达国家”。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这位学者的话呢？他认为，改革开放不过是“引狼入室”，说别的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吗？

看他说：“那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究竟如何呢?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呢?‘狼’其实早已来了，而且在不断的吞噬中国这只肥羊，只不过，这只肥羊实在太大，尚未能完全吞下去而已。”

-------哈嘿，嘿哈！奥巴马嫉妒中国的发展，说中国是“搭便车”，是中国占了西方和美国的便宜，搭了美国的“便车”，应当感谢美国；而我们中国的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不服，说是美国和西方“狼”，“在不断的吞噬中国这只肥羊，只不过，这只肥羊实在太大，尚未能完全吞下去而已。”------实在让人感到，似乎真是“深不可测”、“云山雾罩”、 “宏论高谈”啊！

可回头一望，转念一想，似曾“耳熟”听过，啊，这不就是“义和团”呼喊嘛；而美国的“搭便车”论，不就是美国的“利益均沾”思维的“变奏曲”吗？

------不过，中国人没有抢过美国，而美国“利益均沾”之于中国，美国过往与今天，也从来没有感谢过中国。

那么为什么美国总统与中国有挂着“马克思主义牌子”的人，仍然用十八十九世纪的思维，看待今天的世界现实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逝水流年，朦朦然、昏昏然也。

看他说：“改开以来，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精英，打着‘效率优先’、‘发展(实为GDP增长)是硬道理’的旗号，制造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和相对贫困，以及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下降)；打着开放的旗号，不断地向往输送国家利益(实物出口)、不断地引狼入室控制中国经济(引进外国资本)。”------这又该作何解读呢？

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人类社会演进发展脚步使然，不然就不会有从“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可参阅笔者的《问祖追踪，还我优秀文化传统》一文）。只是随着人类的社会进步，越到后来，“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精神觉悟的提高”，可以使人类社会能够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诉求。人们不能说，与原始资本主义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追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进步；同样，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方面是要“解放发展生产力”追求高效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没有了这一条就没有了“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就没有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提高”，就没有了“人民生活福祉改善”的基础和条件。故必须坚持“效率为先”是也。但是也必须承认，不论是客观规律作用使然，还是主观上人为指导失误使然，在中国社会中确实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和相对贫困，以及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的严重问题。十八大提出的以“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为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为了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既要打造企业的“升级版”推动走向“中高端”和“更高端”；又要打造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基础与新的制度环境。

------说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打着开放的旗号，不断地向往输送国家利益(实物出口)、不断地引狼入室控制中国经济(引进外国资本)。” 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一派胡言。也即吾所说的，这纯粹是“书斋经济学的文字游戏”，把“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理论原则，变成 “冥顽不化”的僵硬呆滞的思维，一块“硬石头”乱撇乱丢，而自己还以为，发现了（人所共知）什么“秘密武器”。岂不让人牙列齿寒-----笑调大牙也乎，悲哉？

看他说：“毛泽东时代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福利基础就此被瓦解。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悖论出现了。这说明，这种增长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增长。”（中有一段是讲“住房教育医疗市场化”的文字，虽然那时的政策有错误，但也不宜彻底一概否定，因为他的这段话大体与笔者看法一致，故不作为“错误看法”引述，故这里省略。）这又该怎么看？

是的，也许我们的改革，能够步子更稳一点，把国家保障的一部分，作“科学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但这也只是一种分析，实践中如何把握，仍是一大挑战。不过，从总结失误教训的角度看，笔者以为在“国企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国产流失”之“化公为私”的“原罪”，从上至下的相关人员，是欠下了全国人民的一笔大帐的。是的，由于种种“迫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再查。那可能是“理不清、理更乱”的局面，我们今天必须从“稳定的大局”出发向前看。但是这不意味着，不汲取教训-----今天的“苍蝇老虎一起打”，不论涉及到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例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能不能说，“毛泽东时代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福利基础就此被瓦解”，他的话从反来理解面，就是要求改革开放后还必须坚持在“原来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公费保障的制度体系体系。这怎么可能？这实际上等同于否定改革开放路线。

又“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悖论出现了。这说明，这种增长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增长。”------这种说法，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一是所说的“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悖论出现了”之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是刻意歪曲------我们已举过“几亿人脱贫”和“手机、汽车、电脑的拥有量”，证明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其二是所谓的“这说明，这种增长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增长。”这是反对马克思所论述的“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作用’所代替”的理论原则路径之科学社会主义的谬论歪说，也是有悖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原则的。这可以说，仍然是一种“书斋经济学的文字游戏”，把“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理论原则，变成 “冥顽不化”的僵硬呆滞的思维，一块“硬石头”乱撇乱丢，而自己还以为，发现了（人所共知）什么“秘密武器”。岂不让人牙列齿寒-----笑调大牙，岂不悲哉也乎？

看他说：“长时期实行寅吃卯粮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只必然是：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模式，必然在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崩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新形式”。看他再说：“中国的金融系统正在加速恶化，若干县级财政事实上已经破产。金融私有化、利率市场化，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化、公司上市欺骗化，这不是在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而是在加速摧毁金融系统。政府也不得不出卖国有资产来缓解债务，这岂是长久之计?岂能化解危机？”

------这里有些问题，应当说值得重视，但他只说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指出我们做过什么，正在怎样做。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在说中国的改革，完全采用的是“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学说。我以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正谬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其意图就是企图通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否定十八大的“全面深化改革”。

看他说：“曾经被鼓吹为私有化市场化工业化明星的东南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先是被美帝用美元骗走了实物财富，后通过金融危机又把美元掠走(还有骗去购买美国债券等措施回流美元)，进而完成新型殖民掠夺，至今历历在目。只要略加比较，就可知——我们不是在努力规避和化解危机，而是在努力制造危机，或者说为危机的到来有条不紊地创造条件——首先放外国资本进来(人民币汇率贬值可让其换得更多人民币，2005年以前如此)，然后通过凯恩斯主义放出大量货币制造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结果外国资本在房地产泡沫、在股市泡沫中赚的盆满钵满，现在是加快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那外国资本就高唱凯歌而去了。”

-------把今天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一带一路”布局为引领，推动区域合作、国际合作，以及创设亚投行，推动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化，成为一种储备货币，等等举措，这位学者竟然“与东南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危机，机械联系并划上等号，实在是愚蠢至极。

看看五十七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举行的“亚投行签字仪式”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无疑，斗争、博弈、较量，正未有穷期。我们既要看到进步，更要看到困难和挑战。

但是像这位学者所说：“保守估计，中国的外国资本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规模如此巨大的资金快速从中撤走，股市等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汇率暴跌与贬值预期强化，社会恐慌、银行风险积聚就是必然趋势，如果引爆金融危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受到极大削弱! 如果缺乏危机意识，等待我们的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全方位的动荡与不安。这就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

 ------有无风险呢？让时间和实践来回答吧。不过，依笔者看，这位学者从“书斋玩出的游戏结论”，反映的是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的不理解和对党的十八大路线与战略布局的不认同，是在蛊惑人心，是动摇“理论道路制度自信”。这不是“添乱”，不是毫无“助益”的“反能量”，又是什么呢？

 

 七是，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好使。略引该作者的几段言论吧。

他说：“在6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再放狠话说‘一些地方钱拨下去了，再迟迟不开工，我们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账上多年的财政拨款收回来，调到那些中央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上去，调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去!’”。

“环境好了，经济数据却低于市场的整体预期。不难发现，总理为此很着急，可见，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容忍度。在增长压力下，一向很有定力的总理这次坐不住了。有趣的是，常常把‘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视为己任的政府，最终发现：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好使。”

------笔者不知道，这是总理原话，还是这位学者自己的意思？

他说：“两年前，不少人把‘总理经济学’与供给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戴国强在某次论坛上说，‘克强经济学’实际上还是一个共赢（应？）经济学，或者叫供给经济学。实际上，供给经济学的名声并不好，其核心观点不过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翻版。尽管‘萨伊定律’早就被马克思批臭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提出的政策主张，诸如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等，仍然俘获了那些面对 ‘滞涨’危机一筹莫展的西方政客。不过，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人们才把供给学派的真面目以及供给主义的内在缺陷看得越来越清楚。”

-------笔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也不认为在我国经济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的条件下，不可以认为李克强不能成为经济学专家。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种“克强经济学”的称谓，是中央的共识吗？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人成为了经济学家，是不是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之学家呢？不然，我们党的领导人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是所谓的“共赢（应？）经济学，或者叫供给经济学（家）”且“被马克思批臭了”，“西方人又拣起来了”，而李克强总理就是其信徒、还成了其学派的专家学家。--------我不知道“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戴国强”是在称赞李克强，还是在歪曲丑化李克强？不过看意思，似乎是一种欣赏态度。这实在是让人不明白，怎么以马克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执政党的重要领导人，会被经济学界，看成是厉行“西方经济学”的学家？-----是李总理承认宣布他要以西方的“供给经济学”做施政行为的指导，还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戴国强”判断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以“供给经济学”为指导并依此形成了“克强经济学”？于是乎，这位学者竟然高呼“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好使”------我国理论与教学界有如此混乱现象的存在，不值得重视警惕吗？

我是无机会问总理。但是在“红色文化网”上有人称他是信奉西方“供给经济学”的“克强经济学”的专家，那么李克强总理要不要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说明交代：他到底信封不信奉马克思主义？  

八，“新常态”应打破利益关系“反常态”。 该文作者说：“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需要我们正确把握“新常态”。常态是“统一体的相对的平衡”(冯友兰,1982)，新常态则要求如何形成新的相对平衡。当前新常态最重要的表征是经济增长降档，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降到当前7%的新档位。但是，经济增速降档并不意味着新的相对平衡就能形成。要想做到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迈进新常态，这就要求必须消除在旧常态中生成的，反过来使得旧常态无法持续的制约因素。那么，这个制约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态”，是利益失衡。”

后面，该学者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强弱悬殊”等各个侧面存在的失衡做了分析：　(1)“内需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之不足；(2)“‘人口红利’丧失的背面，是资本的强势剥削”； (3)“对外，过去讲‘用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没了技术也没捞到多少，许多利益白白输送给了外资”。

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充满着变数。我认为，当前迈向新常态的时期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色彩。这反映在中国经济既有实现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最终会是哪种可能，关键是取决于能否从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消除旧常态的制约性因素。比如：　——内需不足不仅是分配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制层面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挥出应有作用来予以解决。

--------我以为，这位学者的文章，相较于前几位要“冷静”得多，提出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党的重视。但是，他在这里提出的办法对策，与前几位并无本质的区别。

如他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充满着变数”。“这反映在中国经济既有实现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而“最终会是哪种可能，关键是取决于能否从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消除旧常态的制约性因素。比如：　——内需不足不仅是分配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制层面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挥出应有作用来予以解决。”

-------这实际上还是要求十八大的布局，要把重点“放在“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以“消除旧常态的制约性因素”。

无疑，公有制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探索形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相长期任务。问题在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即当代时代条件的判断。当然，各方面人士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我的看法是：（1）把构建增强综合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放到第一位；（2）严防“全面私有化”思潮的干扰侵蚀，在搞“国企”改革中，一定要坚持和把住“国有主导”的底线红线原则；（3）建设“公平公正”的服务保障体制任务艰巨，关系千家万户，一定要“舍得投入”；（4）同时，要汲取“发达经济体”的教训，靠“完全的福利制度”从长远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现在起就要试验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增加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包括社区的“互助互帮”制度的建设；（5）要坚持“重大攻关”与“万众创业”“两条腿走路”，政府（各级）对所有公民的就业创业的情况，都要“心中有数”，做到“服务到位”、“服务上门”，------或提供资金、或帮助寻找支持协助单位，或帮助促进组建合作企业-----这对于人民政府来说，即是责任，也是不难做得到的。大批的模范县委书记及其下乡包村干部，不是已做出表率了吗？城市的市区街道领导，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与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不是一句空话。走出办公室，到人民中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我们一些干部“当官做老爷”的时间太长太久了，必须通过实际的行动指引与约束，才能创造出新风新局面。

最后，必须在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重新教育，杜绝动不动“言必称希腊”，即不要动不动就是“西方经济学”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老一套。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新思维，开天扩地，在中华大地上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

我这里评说“九位学者”的言论，给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是他们这些学者的思维“太老一套了”。说句难听的话“太没有出息了”。我看到参考消息刘亚洲的关于“精神”的文章，还看到红色文化网上刊发的一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发言，实在让人感动敬佩。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回答解决现实问题，而绝不是要用前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观念来裁剪现实-------九位学者门，你们哪位不是阐述要求回归过去的“公有制度”呢？这可能吗？做得到吗？向前走，继续探索，这并不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

今天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重新走向繁荣昌盛，如果我们没有新的创意，至少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吧。怎么一个个总是“恋旧”，总像“不愿放脚的九斤老太”和“不愿剪辫子的乡村的酸秀才”？

不恭了，欢迎各位学者和其他同志批评赐教。（后面将入正题-----怎样理解党的十八大路线和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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