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

一．从几件具体事例看知识分子与“公知”的区别

二．从本质看知识分子与“公知”的区别

附录：知识分子与“公知”的行为特征区别分析举例 

一．从几件具体事例看知识分子与“公知”的区别

    1．知识分子建设高铁，“公知”破坏高铁——“他妈的奇迹！”、“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南方报系）、“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让高铁刹车，让民航起飞”、“相比于高铁，中国更需要重视的是民航业，尤其是要重视小型机场和廉价航空公司的开放和建设……但是它的前提，是不应该再由政府主导相关投资和建设，而应该全面开放从机场到廉价航空公司的民营化道路”（童大焕）、“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能力闲置，浪费严重”（茅于轼）……“公知”的疯狂围剿导致撤销铁道部、在建高铁全部停工、已有高铁全部降速、国际订单全部流失。中国高铁遭到严重打击损失惨重。

2．知识分子建设中国工业化，“公知”破坏中国工业化——“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王福重）、“原子弹跟老百姓的关系真没多大”（袁腾飞）,“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一个制度，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人大张鸣）、“专家：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国务院专家：涉国家核心安全的国企也可部分民营化”……

3．知识分子以爱国为荣——“我愿以身许国”（两弹功臣王淦昌）；“公知”以卖国为荣——“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茅于轼）“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张千帆）、“国恤民，民方能爱国”（陈有西）、“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错。流氓还要什么庇护，爱国主义是他们耍流氓耀武扬威的旗帜”、“对那样依旧唱衰中国的人，未必要加以敌视。”（人大张鸣）、“看色戒，当汉奸”、“一个人如果说他爱祖国，我觉得有点扯淡。爱祖国，还不如说爱地球爱天空呢”、“因为别人都说要爱祖国，唱着爱国歌，所以就跟风似地爱国，这有多傻啊”（吴祚来）、“若谈判无法解决东海可由国际法院裁决”（金永明）“中国空军少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当代绝对不抵抗：专家孙培松说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政协委员张蕴岭：中国在钓鱼岛可以对日本妥协”、“杨连宁：中国有必要扩军备战吗？我国没必要连年追加军费，以致暴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亚军”、“钓鱼岛宁在东京，不给北京”、“历史当然不可能再来一次。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焦国标）、“爱国贼”、“带路党”……

4．知识分子的贡献明确具体，衣食住行的每一样都能体现出来；“公知”的“贡献”是“皇帝的新衣”——谁也看不见，谁也不许说看不见，谁说看不见谁就是“脑残”、“智障”、“别有用心”……

5．知识分子负责任——出了医疗事故医生要负责；出了技术事故工程师要负责；“公知”不负责任——围剿高铁造成了天文数字的损失根本不负半点责任，连错误都不认帐。

6．知识分子不得不为“公知”干的坏事承担后果——医患纠纷，挨打的是医生护士，而不是“顶层设计”了“医疗产业化”造成医患关系敌对的“公知”；“公知”对自己的指手画脚信口开河瞎指挥从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不用说为其他人承担后果了。

7．知识分子不吹牛撒谎能够生存，“公知”不吹牛撒谎不能生存——“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让中国溶入世界”……

8．知识分子不靠骂人吃饭，“公知”靠骂人吃饭——“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什么人不能骂，才是一个正常国家”（人大张鸣）、“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9．知识分子不需要欺负老百姓，“公知”专门欺负老百姓——“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垃圾人口”、“奴性”、“盲从”、“暴戾”、“民粹”、“劣根性”、“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95%有破坏性”、“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你就不配活着！”……

10．知识分子不需要贬低“公知”，“公知”需要贬低知识分子——“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张光斗死了。一个一流的专家，却在权力面前，只说权力要他说的话。”“学者在体制内，不过权力的婢女，点缀权力的好看婢女。”（人大张鸣）“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胡星斗）

二．从本质看知识分子与“公知”的区别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知识分子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生存；“公知”靠“解释世界”掠夺财富生存。

2．知识分子动手实干，“公知”卖嘴扯蛋。

3．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公知”是寄生虫。

4．知识分子有建设性，是有文化的劳动者；“公知”只有破坏性，是有文化的流氓黑社会——街痞子流氓不由分说想打谁就打谁，“公知”文化流氓不由分说想骂谁就骂谁；街痞子流氓用硬暴力打砸抢生存，不打砸抢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公知”文化流氓用软暴力打砸抢生存，不打砸抢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二者都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街痞子流氓不否认自己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公知”文化流氓硬把自己的破坏性说成“建设性”，把用软暴力打砸抢说成“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公知”文化流氓比街痞子流氓还流氓，是超级流氓。

5．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经济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并非靠权力才能生存；“公知”为权力权术的需要而生，在社会的经济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只在权力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必须靠权力支撑才能生存——黑道雇街痞子流氓当硬暴力打手，白道雇“公知”文化流氓当软暴力打手。“公知”文化流氓无权皆穷酸，有权即大款；无权即孔已己，有权即范进中举；整天只会制造废纸废话，没有权力（是内部权力或外来势力）的撑腰根本卖不出去，在经济市场上连雇主都找不着。

6．知识分子靠遵循规律生存，“公知”靠玩弄规矩生存——玩弄语言文字、玩弄“普世价值”、玩弄“民主”、玩弄“自由”、玩弄“人权”、玩弄“宪政”、玩弄“多党制”、玩弄“一人一票”、玩弄法律、玩弄“程序正义”……玩弄的所有这些规矩结果必须是也必然是：“公知”当政，“空手套白狼”、“骗出一个政权来”。然后第一，把劳动者踩在脚下；第二，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不怕国家落后挨打，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第三，靠腐败治国；第四，内斗不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第五，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详见本人所著《“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

7．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之一。“公知”是人民的敌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都阻挠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邪恶的有文的化流氓团伙。 

附录：知识分子与“公知”的行为特征区别分析举例

知识分子以知识为劳动工具创造财富，靠与社会等价交换生存。“公识”以“知识”为作案工具掠夺财富，靠诈骗抢劫社会生存。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公知”是寄生虫，是披着“知识”外衣的骗子强盗兼流氓——先用“知识”骗，骗不到就抢。

“创造财富、等价交换”与“掠夺财富、诈骗抢劫”的区别是知识分子与“公知”最根本的区别。知识分子与“公知”的全部区别都围绕着这一最根本的区别展开。

1．知识分子有制约，“公知”无制约

财富是客观存在。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有条件存在，如有形、有限、有客观制约。知识分子靠创造财富为生，因此与知识分子有关的种种皆受客观制约，有形、有限、有具体的内涵——知识分子能认同自己的知识有限，受专业限制。譬如，眼科大夫只看眼，不治肛门，更不设计核聚变；开出的眼药只用于眼睛，不用于痔疮，更不管保胎。信仰毛泽东的人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决不讳言其“局限”——有阶级性：对劳动人民才是真理，对剥削阶级寄生虫则不是。

诈骗是主观夸张。凡主观夸张出来的谎言都是无条件存在，如无形、无限、无客观制约。“公知”靠诈骗财富为生，因此与“公知”有关的种种皆具有主观夸张的特征，即无形、无限、不受任何客观制约——譬如，“公知”不认同自己的知识有局限，而坚持自己是超越一切专业、不受任何局限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是超越一切阶级制约、超越一切价值等级、不受任何局限的“普世价值”；其“真理”是超越一切客观制约、无条件成立的“绝对真理”，其目标是超越一切客观条件、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的绝对性存在于相对性之中，每一个具体真理的成立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上没有无条件成立的“绝对真理”，没有无所不医的仙药，没有无所不能的超人，没有无所不知的“公知”，没有无所不适的“普世价值”，没有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一切没有限制、无条件存在的“包医百病、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必假药；推销这些“包医百病、无所不能”的假药者必骗子。同理，一切没有限制、无条件存在的“普世价值”、“超阶级”的“绝对真理”必谎言。一切推销这些没有限制、无条件存在的“普世价值”、“超阶级”“绝对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骗子。

2．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得到社会公认，“公知”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财富是社会所需，为社会所认同。有些财富即使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总能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这就决定作为创造财富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迟早总能为社会所认同。

诈骗抢劫永远不为社会所需要，也就永远不为社会所认同。靠诈骗和抢劫财富为生的“公知”的存在“价值”自然也就不可能为社会所认同。这就决定“公知”必须主动把自己的存在“价值”强加给社会，必须自吹自擂、招摇撞骗、“打左灯向右拐”，标准逻辑是“皇帝的新衣”：“公知”的存在“价值”只有智者才看得到，谁看不到谁就是“智力低下”、“愚昧无知”、“脑残劣等”……

人们见过医生整天宣扬社会离不开自己吗？见过工程师拼命宣扬社会离不开自己吗？见过医生强迫人们找自己吗？见过工程师逼着人们求自己吗？而“公知”呢？整天见“公知”拼命叫嚷自己多么多么重要、社会如何如何离不开“公知”、“公知”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为帝王师”、“以致君尧舜为己任”、“真理在握”、“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求真的灵魂”、“宣说常识、激浊扬清、忠于真理”、“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社会必须由‘公知’管理”……

俗话说，市场上卖破烂的叫得最响。靠诈骗抢劫掠夺财富为生的“公知”没有任何存在价值，所以才必须把自己包装成“皇帝的新衣”强行推销。

3．知识分子的利益需要以老百姓为客户，“公知”的利益需要以老百姓为奴仆。以老百姓为客户需要认同平等互利，以老百姓为奴仆必须坚持歧视压迫不平等。

等价交换的前提是双方平等。知识分子靠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这就决定知识分子需要以老百姓为客户。既然是客户，那就需要尊重，需要认同平互利。

诈骗抢劫的前提是双方不平等：抢劫就不能平等，平等就不能抢劫——双方平等了还怎么抢？靠抢劫为生的人决不讲平等。既然“公知”靠掠夺财富诈骗抢劫社会为生，那就决不能讲平等。这就决定“公知”

绝不认同自己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利关系，而必须把老百姓当奴仆和掠夺对象，必须“证明”自己与老百姓不平等，“证明”自己这些“公知”、“精英”们天然高人一等，“证明”老百姓“低贱”——“脑残”、“智障”、“愚昧”、“无知”……

等价交换需要客客气气——和气生财。而抢劫财富就决不客气——客气还怎么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知识分子跟老百姓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实现和谐；而“公知”对老百姓会那么冷酷无情凶神恶煞轻蔑蛮横。

4．知识分子的服务是两厢情愿，“公知”的“服务”必须单方面强加于人。知识分子创造的财富是社会需要，出于各方的需要自愿就完成“等价交换”，用不着别人强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能自动得到社会的认同。譬如，用不着大肆宣扬人们就承认社会离不开医生和工程师。而诈骗抢劫不是社会需要，谈不上“等价交换”：谁会满世界找人诈骗抢劫自己？只能硬塞，不要也得要。普通诈骗如此，“公知”诈骗同样如此：根本没人需要，全是主动“送货上门”，强加于人，非塞给你不可——不找医生、不听医生的或不找工程师、不听工程师的，医生和工程师也许会不高兴，会抱怨，但不会给人安个罪名破口大骂；但不找“公知”、不听“公知”的，“公知”就要问罪，就要扣上各种大得吓人的帽子：“极左”、“反智”、“愚昧”、“迫害知识分子”……这就是“两厢情愿”与“强加于人”的区别。

诈骗犯的心理：你上当，他瞧不起你；你不上当，他痛恨你；你揭穿他，他恨不能活剥了你。普通诈骗犯如此，“公知”诈骗犯同样如此——为什么“公知”对一切不听话、不信邪、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诅咒辱骂、造谣诬蔑、扣上各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诈骗犯的行为特征。

5．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见得人，“公知”的奋斗目标见不得人。见得人的目标可以公开，可以开诚布公用结果衡量一切，实行“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见不得人的目标不能公开，必须让人们只注意过程而不注意结果，必须用过程掩盖结果，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

知识分子靠创造财富为生。创造财富是改变世界，目标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目标不怕公开。要改造世界就必须讲求结果，就必须用结果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说必须“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因此知识分子的利益决定他们需要认同“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是不需要注重过程，但注重过程是为了确保结果，为了“工艺保证”。如果现有工艺不能保证需用结果，则必须修改工艺，以确保最终得到需要的结果为原则。改变世界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见不得人，不需要隐瞒。因此知识分子的利益决定他们能够认同“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公知”靠诈骗掠夺财富为生。诈骗掠夺是见不得人的事——你能让别人知道自己要诈骗抢劫他们吗？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公知”必须隐瞒自己的真正目标，决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底。办法一是公然撒谎，如 “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把人骗上了道再赖帐。比如一开始只说“改善国营企业”、“提高效率”、“一包就灵”，然后就是 “一股份制就灵”、“一明晰产权就灵”、“一私就灵”……最后宣布“国有企业本来就不该存在”、“冰棍论”、“吐痰论”……如果“公知”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宣布自己“顶层设计”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国营企业”、“私分国有资产”，能那么容易得逞吗？又比如中央本来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然而等社会贫富极端分化，“公知”们马上不顾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说什么“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任何社会，都是多劳多得，对懒惰的人，你要共同富裕可能吗？因此，只有没有脑子的底层平民才会更希望共同富裕。”（陈有西微博，2015．06．）

另一种隐瞒自己真正目标的办法是“程序正义”——只要人们用后果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就必然从“掠夺财富”这个后果发现“掠夺财富”这个目标。要掩盖“掠夺财富”这个目标就必须使人们不用结果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要使人们不看结果，就必须用过程转移人们的关注，使人们只注意过程而不注意结果，以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真正追求的目标是过程而不是结果，甚至甚至把过程当成结果，“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循规蹈矩符合“程序”最要紧，实际结果无所谓。这就如同作戏：真正结果不重要，演出过程本身才重要；只有使观众只注意演出过程而不注意实际结果才算成功。如果反过来，演得观众只认演出的实际结果而不认演出过程本身，那戏就彻底砸了：“全是假的，全是骗钱”、“看戏的掏钱，作戏的捞钱”——作戏作到这个地步算不算彻底失败？“公知”的“程序正义”跟作戏其实是一回事，也是千方百计让人们只关注过程而不注意结果，惟恐让人们看透“全是假的，全是骗钱”、“看戏的掏钱，作戏的捞钱”的本质。当然，“程序正义”的程序必须是“公知”设计、“公知”能操纵的程序。“魔鬼都在细节中”，诈骗犯猫腻都在程序中。只要按照“公知”这些玩弄程序的专家给定的程序办，就只能得到“公知”所要的结果，“公知”自己还不用承担责任。

譬如，章诒和给出的“统计抗日战争消灭日军战果”的程序是“日本国公布”、“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纪录”。按照这个程序，就只能得出“抗战8年共军杀敌851人”的结果。

又譬如，章诒和给出的判断汪精卫是否汉奸的程序是：看长相，看才干，看“人品”，看动机，就是不看后果。按照这个程序，就只能得出“汪精卫不是汉奸”、“当汉奸有理”——“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第一，他不是卖国求荣；第二，他不是贪生怕死；第三，他不是争权夺利”……只看程序不看结果的结果：“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

只要按照章诒和给定的“程序正义”，就只能得出“共产党不抗日、汪精卫不卖国”、“抗日不可爱，汉奸不可恨”的结论。这样章诒和既可以达到自己“反共”、“为汉奸翻案”的真正目标又不用直接说出来，只要玩弄一下“程序正义”就行。

只要“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制定和操纵游戏规则的人就赢定了——进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孙悟空不管怎么折腾也逃不掉如来佛预先安排好的下场；上了“程序正义”的轨道，受害者不管怎么挣扎也逃不掉制定和操纵游戏规则的人预先安排好的结果。

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比公然撒谎抢劫高明得多——公然撒谎抢劫，受害者受害之后还能发觉，还能反抗，至少下次不一定再上当。而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受害者受了害还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无可奈何，甚至受了害还不自知，更不知道该找谁算帐，以后还要继续受害。

譬如，直接劫财是犯罪，但开赌场捞钱不管捞多少都合法——只要不作弊出老千、严格按照赌场游的戏规则办，那就是“程序正义”。只是这“程序正义”的程序早经过了精心设计，确保执行的结果一定是庄家赢，绝大多数人必输无疑。从不劳而获这一本质上讲，通过诈骗抢劫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和通过赌场赌博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没什么区别，但“程序正义”却使“抢劫财富”从犯罪摇身一变为“合法经营”。明火执仗不能做的，换个形式用“程序正义”就做到了，而且受害者即使输得倾家荡产也无可奈何——“程序正义”使受害者只看过程，不看结果，把过程当结果——只看是否严格遵守了赌博的游戏规则，却不管如此游戏规则设计得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后果，把你的财产拿光还要要你相信：一切都怪自己运气不好，愿赌服输，下次还接着赌，继续受害。

更大的赌场是股市——不管有多少财富都能给你一扫而光，整个国家几十年的积蓄瞬间就能一口吃光，吃光了还要让你相信：只要按照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办就是“程序正义”，哪怕是金融风暴也合理合法。你破产是你无能，是你不自量力，活该——用其他办法获得如此巨大财富谈何容易，即使通过战争都做不到。而利用精心设计的金融界的“程序正义”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了。

又譬如，包庇罪犯是犯法，但“程序正义”却使“法律党”可以肆无忌惮“合法”包庇罪犯——贺卫方说：“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绝不应当变”、“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有了“程序正义”，“公知”就能通过玩弄程序颠覆实质正义，肆意玩弄法律，使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等等只为了用来对付别人，决不用来约束“公知”“法律党”自己，奥妙就是“程序正义”——“司法独立”、“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有西）、“法官一定要把独立性放在首位”、“司法人员甚至可以不遵守社会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比如说，律师必须遵循他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不是道德”、“我们哪怕牺牲掉个别的正义，我们也要维护整体的法治”（贺卫方）（贺卫方公然以“逍遥法外”作为自己微博的标题）——用“程序正义”不动声色就获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还要你相信：一切都是“司法独立”、“法治的胜利”，让你上了当还心甘情愿。

又譬如，直接瓦解国家颠覆政权制造动乱是犯罪，但按照“公知”精心设计的“程序正义”，就必然把手段当目标，把程序当结果——把“民主自由”、“宪政民主”、“一人一票”、“多党制”、“自由化”等手段当目标。只要“民主就是一切”、“民主就是目标”，就只能得到由善于玩弄舆论的“公知”操纵选举、“颜色革命”、“政党轮替”、“共产党下台”、“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的结果——用“程序正义”搞得天下大乱社会瓦解还要你相信：一切都是“民主的选择”，出了乱子是因为你“一人一票”没学到家、不能怪别人颠覆破坏。

同样，“公知”精心设计的“程序正义”能使人们以为“市场化”、“自由化”等等手段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是程序而是目标，心甘情愿“为了市场化自由化不惜一切代价”——把老百姓压榨一空还要你相信：一切都是“市场的选择”，“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让你死心塌地继续被掠夺压迫。

当然，“公知”的“程序正义”只用于对付别人，对自己永远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谋私利不择手段，决不让自己受任何制约。而知识分子的创造财富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就决定知识分子的利益需要他们认同“遵循客观规律”、“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能够认同约束自己。

6．知识分子的利益需要认同负责，“公知”的利益需要绝不负责

“负责”意味着用客观后果来衡量主观解释正确与否，本质是用现实世界来衡量主观世界，意味着按照“改变世界”的是非标准来衡量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的改变是非标准只有一个：客观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负责”就必须讲后果。讲后果就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不能撒谎。而如果不能撒谎，靠“解释世界”混的就没法活了——“解释世界”体系里的是非只有主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解释世界”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是推销自己的解释。任何一个事物的解释都可以有无数种，要推销出自己的解释就必须与众不同，就必须只管推销，不管对错，就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一旦要求为自己的谎话负责，就等于掐断了“解释世界”的生命线。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靠“解释世界”混“公知”的绝对不能负责，这是生死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

知识分子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吃饭。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遵循客观规律就必须有错必纠，要有错必纠就必须责任分明——只有责任分明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坚持对的，修正错的，否则就无从“改变世界”。

“公知”靠“解释世界”招摇撞骗吃饭。“解释世界”专门生产解释，除了解释什么都不造，什么都不管，一切都落实为解释解释再解释，一切客观存在在这个体系里都不过是可供解释的话题，一种客观存在一个话题，一个话题一种解释。换一种客观存在无非换一个话题、换一种解释。“现况”与“后果”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不是一回事，在“解释世界”里则是一回事，不同的解释话题而已。因此不管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都无足轻重。在“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是“后果极其严重”，但在“解释世界”的角度看不过是另一个解释话题，只需要给出另一种解释就是了。反正不管什么结果都一定能拿出新解释。既然如此，那就谈不上“负责”。

7．知识分子的利益在于“让别人都懂”，“公知”的利益在于“让别人都不懂”；知识分子的利益需要决定知识分子能够认同摆事实、讲道理，“公知”的利益需要决定“公知”必须胡搅蛮缠蛮不讲理。

既然知识分子靠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那就是以老百姓为客户。既然以老百姓为客户，那其利益规律就是“客户为尊”、“货卖与识家”——惟恐客户不懂自己的东西。你不懂，教你懂，真心实意，不厌其烦。

靠诈骗抢劫掠夺老百姓财富的“公知”的利益规律则截然相反：如果受害者知道自己推销的是骗局和陷阱，岂能不防范不反抗？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公知”绝对不能允许受害者明白自己要推想的究竟是什么，一定要“让别人都不懂”。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公知”都是“搅屎棍”，没理搅三分，一定要用话语权这个软暴力把人们思想搅乱，把是非曲直搅浑——浑水才好摸鱼，趁火才好打劫：

——用名词术语黑话密码让别人不懂——“‘黑话’般的法律语言”、“法律行话”是“黑话”，“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即便是在西方，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也会是一部法学家的‘独门暗器’”。（贺卫方）“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茅于轼）“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南方人物周刊》

——用繁琐哲学让别人不懂——“说不服，绕糊涂”、混淆“知识”与“信息”的区别、用“信息”冒充“知识”、用繁体字、文言文、“茴字有四种写法”、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鲁迅）

——制造文字障碍让人们不懂——“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通过玩弄语言文字玩弄规矩招摇撞骗：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私有化——“民营化”；私有经济——“非公经济”；盗窃国库——“国有资产‘流失’”；保护销赃——“善意取得”；土地兼并——“土地流转”；克扣工资——“劳资纠纷”、“恶意欠薪”；婊子娼妓——“性工作者”；强奸幼女——“嫖宿幼娼”；强奸妇女——“强迫买淫”、“临时性强奸”；包庇罪犯——“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杀贫济富——“做蛋糕不分蛋糕”；持刀杀人——“激情杀人”、“美丽的弹钢琴的手”、“弹钢琴机械重复动作”；消灭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推翻新中国——“民国范儿”、“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新中国不是祖国”“祖国不是中国”、“中共政权不是中国”、“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灭亡中国——“溶入世界”……

——用阴谋诡计瞒天过海——“‘扭秧歌’也是前进”（杜导正）、“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作者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吴思）“吴思举例说，如果一篇内容很有料的文章已经超越尺度了，他们就会在下标时小心一些，把文章的性质拉回到尺度内来。而如果一篇文章离尺度还有一些距离，编辑在下标时就会大胆一些，让文章在感觉上更接近于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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