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

作者：卫兴华来源：人民日报 2015-12-01 949

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近年来延续不绝。认同西方“普世价值”者认为，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怎么能否定呢？我们不是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吗？我们不也讲人权吗？进而提出，谁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是与非，需要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宣扬和推行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对内对外实践中是怎样推行其“普世价值”的？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中国？

　　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宣扬“普世价值”，实质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对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多有论述，对我们颇有启示。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但中国从古至今都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基辛格进一步指出：“中国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该书回顾了1992年9月克林顿在竞选中关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上台后，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 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数量”，实现“繁荣的民主世界”。可见，美国毫不掩饰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推向世界、推向中国。

　　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试图用西方价值观重塑世界面貌。老布什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定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论中国》一书的最后部分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政要和思想家，他对美国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特别是力促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直言不讳的论述，对我国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来说，是一支“清醒剂”。

　　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价值观，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工具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西方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它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扬为“普世价值”。尽管我国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因为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区别。总之，我国积极借鉴西方之长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这些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相左的。西方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要受到我国的抵制。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只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认同和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这些人应该清醒了。

　　西方国家是怎样实践其“普世价值”的

　　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普世价值”的口号长期被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背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男性富人，不包括妇女、穷人、黑人，富人还可拥有黑奴。美国曾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践踏人权。直到1965年，才允许黑人享受与白人一样的民权。西方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贫富分化与对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前几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的正是99%与1%的对立。上述种种，正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莫大讽刺。

　　从西方国家的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从19世纪初起，西方列强先是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继而以炮舰入侵中国，杀害中国军民，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启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跌入苦难的深渊。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这就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西方在一些国家操纵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头政治”，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装入侵，遭受战乱、杀戮、灾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西方推行的 “普世价值”。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中国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没有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适性。世界上有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被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探究。比如联合国所规定、由各国签字认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应简单否定。西方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原则；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遵循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这些都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社会制度内的普适性价值，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期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今人看来是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却是维护这种制度的。

　　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名不副实。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表面看来是自由、平等的，但这种自由、平等是表面的、虚伪的。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劳动力的出卖者成了雇佣劳动者。“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因此，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标准。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国家内部的许多人士也不认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价值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认同、不接受西方向我国推行的“普世价值”。其实，西方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也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和异议。我国热衷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应读几本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国的查理德·波斯纳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的神谷秀树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等等。美国的查尔斯·德伯写过《马克思的预言：危机的世界》一书，作者在中译本中对中国读者说：“世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度兴起兴趣。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学生也再次开始展露对马克思更浓厚的兴趣。民调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如今对‘资本主义’有负面印象，而一半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正面印象。”可见，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连其国内不少大学师生和一般年轻人也不认同其普适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我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搞西方化。我国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马克思所讲的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虽然在字面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内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制度，是我们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价值引领。

　　（作者为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