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宪政之争实际上是定义权之争

　　12月4日是我国第二个宪法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普法日。这么多年的普法下来，发现到头来最需要普的可能是宪法。有多少人知道宪法规定的条款，又 有多少人知道宪法的几次修改?去年关于“宪政”的讨论更是喧嚣尘上，非常有必要在理论上有重新梳理，正本清源。本人不是专门研究宪法的，但二十年前我就在 法学院系统地学习过宪法，本来很清楚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搞得像一趟浑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宪法和“宪政”问题?

从宪政本源谈宪政问题

　　“宪政”不是中文本身有的词，是从英文Constitutionalism翻译过来的，字面意思是立宪主义，就是以宪法为主义。宪政在英国早期 还是民权和君权的结合。英国是搞君主立宪制的，不敢废除君权，所以保留了女王，但是又需要有法律来限制君权，所以才有了所谓的立宪。日本借鉴 Constitutionalism的时候，就创设出“立宪”两个字，后经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介绍“立宪政体”才出现在中文里，梁 启超为这本书写的《后序》广为流传，才使得这个词逐渐为中国人所知。日本是有天皇的，中国当时也有皇帝，所以很自然地，讨论所谓的“立宪”都是在保留君 权、不危及皇权统治的前提下。

　　清末发生了戊戌变法，但这场虎头蛇尾的变革却没有像英国一样建立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在 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 而已，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无缺之宪政焉。”梁启超是从“立宪政体”这个意义上理解宪政的。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中发表《立宪 法议》一文中，他又说：“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 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在这里，梁启超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宪政，并且开始从民主立宪政体角 度理解宪政。

　　将“宪政”与“民主”概念明确相对接的，则是严复先生。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作了关于“立宪为何事”的八次演讲。后来讲 稿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政治讲义》为题出版，被称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政治学著作，影响广泛。在这本书中，严复提出：“近者吾国方议立宪，立宪非他， 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严复是一个翻译家，其实他的观点并非原创，而是根据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John Seeley的《政治科学 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翻译、改写而成的。因此，严复将“立宪”视为“众治”(民主)的观 点，也是借鉴了John Seeley。在原语境下，严复所说的“众治”之“民”是抽象意义上的，属于“群”的范畴，而不是“个体”的概念。严复的“民 主”思想实质是国家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是“宪政”的弘扬者，但他实际上并不赞成西方宪政概念中的“限权”。基于对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反思，他试图克服行政权受到牵制而趋于 软弱无能的弊端。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学说：宪政是作为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部曲的最后一个环节存在的。宪法的颁布是宪政建成的标志。当达到宪政之时，也就 意味着实现了“人民主权”即民主，宪政体制下的国民大会本身就是行使直接民权的一种形式。孙中山认为，宪政就是实现民权的政治机制。让“国粉”大跌眼镜的 是，孙中山在后期一直反对西方代议制的政体，反而青睐苏维埃的国家政体。而后者，恰恰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民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宪法问题的演讲。原话是这么说的：“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 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 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 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毛泽东将“宪政”与“民主政治”相勾连的具体政治实践，就是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与运作。“三三制”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 “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这些理论和实践，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毛 泽东的宪政理论相呼应，张友渔先生当时也认为，“什么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因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 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政吗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 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3年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草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说过这样的话：“宪法是一个国家的 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这番话其实暗合了毛泽东自己说过的“宪政是民 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也与张友渔先生的宪政概念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基本路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指导，是一部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如把“文革”产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进宪法。 第三部宪法比1975年宪法有了重大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部宪法脱离了五四 宪法确立的原则，也背离了“民主政治”。

　　1982年的第四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 等。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后，该宪法有多次修正案，至今适用 的仍是八二宪法。

　　有人问，有宪法就有宪政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1982年宪法之前，我们虽然有宪法，但根本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的基本框架没有建立起来。以 张友渔先生界定的“宪政”标准，只有在1982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文本意义上的宪政框架。可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个学界充斥的宪政概念，却基本 上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自清末以来，我国定义宪政的历种学说，都不再被提及，连毛泽东论宪政的内容也被人为忽略。这实际上是在宪政话语权上的一次重大 失败，是我们主动放弃了对宪政的定义权，完全让渡于西方自由主义。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对于宪政的界定，就一定符合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有学者认为，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宪政”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 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 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果按照这个药方，中国不算是一个宪政国家，甚至有人界定为“反宪政”的。而我们的官方媒体，也从理 论上开始排斥“宪政”提法，否认“宪政”。可问题是，谁规定宪政必须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模板，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板?

　　关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我们未必完全遵从西方自由主义的界定，但我们从未否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提法，也没有在这些词前面加上“资 产阶级”几个字。难道就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对于“宪政”的某些定义，就把自黄遵宪、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直到张友渔、毛泽东界定过的“宪政”都否定了?把近 百年来我国对宪政的所有理论也推翻了?“宪政”一词跟民主一样，其实是中性的，本身没有褒贬之分，甚至在观感上还属于良性的词，能与自由、民主、法治、人 权等一系列概念相提并论的。以前我们讲“市场经济”就说是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早已包容了外来词。那么，在我国二十世纪以来政治 传统中本身就存在的“宪政”二字，为何又要拒斥门外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也应当理直气壮地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并且争夺“宪政”的定义权。在社交媒体上，在更为广泛的网络舆论场上，我注意 到某些官方媒体否定宪政的提法，被广受诟病，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普通受众来说，他们会直观地认为官方在反对“民主政治”——这才是最大的舆论陷阱。一些 法学学者或者律师，鼓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概念，恰恰是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立场出发，但他们支持“宪政”观点又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不重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我们本来固有的宪政立场，会让我们在舆论场上处于非常被动，也与执政党当年所确立的宪政观渐行渐远。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应该强调什么呢?首先，现行宪法应当得到尊重，并被严格施行，试图把宪法架空的任何做法都是违背宪法精神的，因为宪 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本大法。其次，宪法的序言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这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反对这些就是违宪。再次，宪法中对自 由、民主、法治和人权都有一些具体的制度体现，但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民主，都应当在法治的原则下享有。例如，享受言论自由，不能以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 利益为代价，必须有法律的边界。最后，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也应当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遵守法律，这才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是在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就应当叫做“宪政”。

　　有人抨击中国目前的宪政状况，主要指摘是选举问题，他们错误地把民主等同于一人一票，等用于多党制。甚至有学者认为宪法不是全体选民直接参与制 定的，就没有合法性。这实际上是冷战时期政治哲学的思维，狭隘地把民主、合法性问题模式化、标签化。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讲的“选举授权的政府合 法性”只是解释美国政治的一种理论，他自己本人后来也有反思和修正，但我们一些学者却死抱着他曾经的观点不放。但李普塞特的理论本身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 法性理论改编来的，但韦伯强调的是有效性，李普塞特强调的是选举，已经背离本意。李普塞特的“选举授权”民主政治理论在西方差不多是被现实抛弃的，更不能 解释中国。

　　李普塞特之后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代议制民主理论(即选举授权)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难题，因此政府不管是怎 么产生的，能够提供公共秩序的即代表公共利益的制度化政府本身就是合法性;在发展中国家，组织政府者是政党，因此合法性来源是强大政党。亨廷顿还一针见血 地指出，选举出来的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还是不道德的，因为政府的职能就是治理，而不能履行治理职能的政府自然是不道德的。 因此，合法性理论的核心依旧是有效性政府。事实上，自由主义提出的关于宪政的概念，已经被类似的理论全面改写。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已经改写了很多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实践也在创造着我们自己的理论，它是来自经验性事实，来自行动，可以用来解释 中国问题的。那么，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同样可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话语权。谁有能力，谁就有解释权。我们要警惕的不是自由主义立 场下的“宪政”概念，而是宣扬这种概念的背后力量。“宪政”之争，在我看来就是定义权之争。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界定“宪政”的内涵。放弃和排斥“宪 政”，并不是明智之举。在宪法日到来之际，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把失去的话语权夺回来。

　　吴法天，写于20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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