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炎黄春秋的“老人小组”

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改组，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手段，以改旗易帜为目的炎黄春秋集团可谓一朝倾覆。虽然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一些人不甘心失败，糜集在杜导正周围负隅顽抗，但这种顽抗持续不了太久则是可以预见的。当年的74师被我军包围在孟良崮，张灵甫也躲在山洞里拒不投降，下场如何大家都知道了。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杜导正鼓动一“废太子”赤膊上阵，数次强闯新炎黄春秋编辑部，制造事端，吸引眼球，但由他钦定的“皇太女”、改组前实际掌控炎黄春秋的杜明明却滞美不归，含笑不语，不由得令人感叹精明者自是精明，愚蠢者仍然愚蠢，被人利用和利用别人都是有家族遗传的，也罢!

据悉，为应对目前的局势，杜导正密会了炎黄春秋的精神领袖李锐——自从被原中顾委委员周惠曝出曾经在庐山诬告彭总的消息后，李锐就一直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据传，在这次会面中，李锐说决策改组炎黄春秋的人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鼓励杜导正“打到底！”可见其仇恨之深，亦可见其态度之顽固了。

旧炎黄春秋编辑部，虽然把“宪政民主”写进新年献词，但内部管理却完全是封建的，一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比如名义上炎黄春秋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委会”，但实际上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却是“老人小组”，即李锐、何方、杜导正，也就是民间舆论中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三人团”。在2014年由于变更主管单位所引发的风波中，“老人小组”越俎代庖，宣布暂停社委会职权，径直任命社长、总编辑，其所作所为颇似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夺光绪帝的权，结果导致杂志社内讧，“中生代”杨继绳、吴思被迫辞职，少壮派黄钟、洪振快也联袂出走。炎黄春秋元气大伤，杜明明却趁机登堂入室，位居要津。

“老人小组”中，李锐今年99岁，何方今年94岁，杜导正93岁，三人加在一起快300岁了。长寿是值得祝贺的，但是想到正是由于长寿，他们在最近三十年有机会说了那么多谎言和不着调的话，误导了许多比他们年轻的人，我又觉得这种祝贺还是且慢说出来，心中油然而起的，反而是民间关于“好人不长寿……”的俗谚，也许这才是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慨切之论。

不过，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谚，叫寿多则辱。这句俗谚的含义大概有两点：一是高龄之后，生活失去自理能力，会闹出许多糗事，给晚辈添麻烦，也让自己尴尬。再一个就是自己逐渐被时代所超越，看到许多不想看，也无法接受的事。

对“老人小组”来说，第一种尴尬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都是高级干部、离休干部，体制给了他们“全包”的待遇：医疗不仅完全免费，住院还有高干病房，高额的离休工资之外，住房、用车也是完全免费的……这三个人是如此痛恨这个体制，但体制给他们极为优厚的待遇，他们全都欣然接受了，也许曾经抱怨给的还不够多、不够高，但从来没有想过不要“极权体制的恩赐”。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让人叹为观止了。

第二种尴尬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老人小组”亲手推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地位还不够高，于是充当了打手和急先锋，九十年代之后，他们渐渐熬成了“旗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浊浪排空之时，这三个人也一度风光无限。但十八大之后，他们又见证了历史虚无主义盛极而衰、见证了洪振快、黄钟两次败诉、见证了旧炎黄春秋编辑部被扫地出门，当然，也见证了自己从风头无两到千夫所指……尽管他们早就应该预见到这种结局，但预见到和自己亲自体会到，感觉还是会有所区别的吧?

“老人小组”里，李锐的年龄最大，名气也最大。他最有名的头衔是“毛泽东秘书”，但他还真的不是毛泽东秘书，遍查中共党史资料，在毛主席的历任秘书名单里，从来没有一个叫李锐的人。他仅仅是在大跃进期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水电部副部长有资格给毛主席写信报告水利、水电方面的情况罢了。当时毛主席为了掌握经济建设的信息，在国务院各个经济部门都找了这么一个写信汇报情况的人，他老人家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有人因此自称是他的秘书。想来在毛主席生前，给他写信汇报情况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算是他的秘书，那他使用秘书的数量恐怕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李锐是反毛急先锋。他以“毛泽东秘书”相招摇，倒并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反毛的需要。第一，我是“毛泽东的秘书”，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第二，“秘书”都出来反对他，可见他这个人确实有问题。李锐靠“毛主席的秘书”头衔唬住了很多人，只是对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来说，这未免欺人太甚！

对李锐来说，他最大的心病是2009年原中顾委委员周惠关于庐山会议的一则谈话被披露，据周惠讲，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经夜闯主席驻地，以参与者的身份跪在主席面前揭发（诬陷?）彭德怀元帅搞军事俱乐部，干扰了庐山会议的进程。这份材料打碎了李锐通过《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为自己塑造的刚正不阿的形象，而将其重新还原为势利小人的嘴脸。李锐对此一开始矢口否认，但是待有人拿出周惠秘书田聪明发表的《忆周惠同志》一文作为旁证后，李锐对此事就绝口不提了。2016年，庐山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他在书中直接证实周惠所言属实，李锐就再也不为自己辩解了。

相对于李锐子虚乌有的“秘书”头衔，何方作为张闻天秘书，倒是有实无名。说有实，是因为张闻天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确实是把他作为秘书使用，说无名，则是因为张闻天从来没有给他秘书的名义。

说起来，张闻天对何方是有知遇之恩的。解放战争期间，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时，就开始重用何方。1949年从辽东省委调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又把他调到了外交部，此后无论是去苏联做大使，还是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都始终带着他。张闻天对何方的信任。一度达到了“秘书专政”的程度，据何方自言：“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外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其余就被我给精简了)”，“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以至于有些外交部的司局长们说：“何方真霸道，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

不过，尽管张闻天对何方宠信有加，何方对张闻天却配不上这份宠信。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发现张闻天政治上已失势，遂“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由于他和张闻天关系密切，所以他在外交部的会议上把大量张闻天和他的私下谈话都揭发了出来，几十年后他仍不无得意的说“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何方的揭发给张闻天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当时主持会议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就语带双关地对张闻天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但是，后面的剧情更令人诧异。文革结束之后，张闻天被平反。何方又跑到张闻天的遗孀刘英那里痛哭道歉，获得了刘英的原谅。此后，他又开始了神化张闻天，把遵义会议以后的党史描述成“以他（指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万里长征，并顺利地落脚于陕北”的历史，把毛主席当年对张闻天的团结描述成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赏识与提携，“（张闻天）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

如果说，1959年，何方对张闻天的揭发是把张闻天妖魔化的话，那么张闻天平反后何方对张闻天的神化，则是把他漫画化了。

张闻天同志何辜?给了何方知遇之恩，却被他如此利用——正用、反用、化用，生前要用，身后还要用。

在“历史虚无主义三人团”中，杜导正是最年轻、最务实的一位。比如，他虽然早就到耄耋之年，却始终不肯放弃社长这个最有实权的职务。有人算了一笔账，《炎黄春秋》号称发行20万份，如果简单按年订阅费120元/份计，每年就是2000多万元。刨去各种成本，按30%的利润率计，每年净收入少说也有好几百万元。但对于钱的问题，杜导正早有铺垫，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开办《炎黄春秋》是他个人借钱开办的，并说炎黄春秋的体制是“四不象”，不像事业单位，也不像企业，不像国有，也不像民营。其实，炎黄春秋就是国有事业单位，但杜导正既然说是四不像，别人也就很难对它进行审计了，钱花在什么地方，最后进了谁的口袋，也就只有天晓得了。实际上，杜导正想要的恐怕就是四不像，只有四不像才能四种便宜全占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杜导正才能上下其手，让长期在国外生活，对炎黄春秋并没有实际贡献的“皇太女”杜明明当上副社长兼有实权的社委会秘书长，硬是把炎黄春秋搞成了一个小小的家天下。

盘点一下杜导正参加革命后的历史，发现他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是非常“左”的，比如抗日时期，不经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审判就以锄奸的名义随便杀人，土改时期，违反党的政策，纵容落后农民公报私仇，反右的时候表现非常积极，在自己担任社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内大打右派，大跃进时又积极鼓吹浮夸风……，杜导正对这些事情都是直言不讳的，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这些都转手推到了“党”的身上，“我非常听党的话，因此党对我也对，党错我也错。”全然不提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待到1989年，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位置上离休之后，又开始拥抱“普世价值”，和李锐一起呼唤“何时宪政大开张”了。

李锐、何方、杜导正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面抗战的开始，革命力量急剧扩张的时候加入革命队伍中来的，他们都出身于逐渐败落的殷实之家，受过一些教育，也有一些小聪明，都有极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堪称革命队伍中于连·索黑尔（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式的人物。

于连参加革命——这是革命洪波涌起时难以避免的现象。关键要对于连们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真诚的革命战士。毛主席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所以有了延安整风。大量和李、何、杜情况类似的青年在整风中完成了思想改造，成为革命的中间力量，并以“三八式老干部”的名义受到历史的尊重。但这三个人的特点是对思想改造强烈反感，李锐、何方都用极为仇视的笔调回忆过延安整风，他们拒绝了改造，也确实没有被改造好。

一个人的个人动机过于强烈，行为就不可避免的会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在革命的理想主义时代，也就往往容易被淘汰。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李、何、杜三人都经历了“投机-失败-出局”的共同经历，这并不是偶然的。

新时期开始后，他们重新获得了高位，但革命时代“投机-失败-出局”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回忆，他们给这段经历赋予了新的名称：“受迫害”。对革命时代和决定让他们出局的革命领袖，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仇恨；而一度被压抑的出人头地愿望，又再次强烈复苏，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似乎是历史终结者的局面下，“无论如何都要和胜利者站在一起”的机会主义心理，也再次主导了他们的行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老人小组”掌控《炎黄春秋》20多年的全部行动指南。

旧《炎黄春秋》的特点，在于用历史的碎片遮蔽历史的大是大非，甚至用历史的碎片，冒充历史本身，并美其名曰“还原历史真相”。比如那篇激起公愤的《狼牙山五壮士细节分歧》就是这样。试问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五位八路军战士顽强阻击了日寇，并在把日寇引上绝路之后英勇跳崖，表现了要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但在《细节》一文中，这一英勇悲壮的历史却变成了“有没有拔萝卜”的历史、“溜下去还是滚下去”的历史——先烈可以这样被羞辱吗?历史可以这样被改写吗?当然不能!旧《炎黄春秋》的文章，万变不离其宗，大抵如是。

李锐、何方、杜导正控制的旧炎黄春秋曾经标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他们的全部实践，却证明了其实是“乱臣贼子作《炎黄春秋》”，此前20多年出版的每一本《炎黄春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朝天空吐唾沫，但所有的耻辱都迅速落回了他们沟壑纵横的脸上，并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墓志铭。

2016年8月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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