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大校友”支点招儿

给“人大校友”支点招儿

李北方

给人大校友这四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在雷洋案引起的舆论漩涡中，这四个字已经有了特定的指向。首先，它只包括人大校友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次，“人大校友”也包括一些非人大校友，比如北大校友里也有些“人大校友”。

我这几天接连写了几篇相关文章，然后几个在北大校友群里跟一些“人大校友”吵架。吵得多了，确实是把火勾上来了，我又坐下来开始敲这篇，就是治气的一种表现——老子跟你们杠上了。

接续写这个行动是治气，但我可以确保的是，写下来的话是经过思索，经得住推敲的。而且，确实还有一些未尽的话可以说。也许，接下来我还会再从其他角度接着写。

“人大校友”是要上天么

我接连就这个事件絮叨，无非是要把最基本的事实辨析清楚，并重申一个原则，任何人都有权持自己的看法，但前提是尊重事实，没有人有权力按自己的取向歪曲和剪裁事实。

但“人大校友”们听不进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地球得围着他们转，他们说啥就是啥。检方在《不起诉决定书》中对事发经过进行了回顾，但他们坚持雷洋之死是警察“殴打”所致。典型的如下面这个表述：

这篇文章署名陈东升，即泰康人寿的董事长，毛主席的外孙女婿。我对此有些怀疑，百度了一下，果然是冒名顶替的，陈东升本人澄清了。

这种论调到处都能看到，对此，我只好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到现在还声称雷洋是被警察打死的，要么蠢得无可救药，要么坏得无以复加。

我就奇怪了，这帮家伙为什么不买本字典查查，“殴打”是什么意思。当然，查完字典，他们可能会说，字典里的解释不对，需要重新编一版。

这显示了“人大校友”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惮于造谣。这是一群坚信目的决定手段的正确性的家伙。

他们不但造谣，还敢当着我的面造我的谣。比如下面这位就说我代表“北大校友”发言了，他不想被代表。我哪里想要代表北大校友了呢，北大校友里傻逼多了，我没兴趣代表他们。

再来看一个例子。这是后台收到的一条留言，看语气也是一位“人大校友”，但不知道是否属于我说的那种没搞清楚自己配不配姓雷的家伙。

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质疑”：邢永瑞等人穿着便衣，谁知道是不是真警察，凭什么配合？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完全不顾邢永瑞等多次出示证件，表明警察身份的事实；而且在雷洋跳车逃跑后的第二次制服过程中，围观群众打了110，派出所都出警了，证实了邢永瑞等人的身份。

“人大校友”们的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无耻之处，就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如果邢永瑞等人着警服，就可以证明是真警察了，雷洋才有可能配合执法。

可是这个被他们预设在这里的前提，他们不想真地接受。就算穿了警服，他们照样可以问，我凭什么相信你穿了警服就是真警察？万一是淘宝买的呢？凭什么你出示了警官证我就相信你是真警察，万一是人大东门天桥上办的假证呢？

穿警服不表示就是真警察，张柏芝女士为证。

“人大校友”们还会拿演员吴若甫被绑架的例子来说事。吴若甫绑架案中的绑匪是穿着警服带着证件的，但都是假的。按这个辩驳的逻辑，所有的警察都可能是假的，都可以起而反抗。这样一来，“人大校友”们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纠结警察是否着警服、是否亮明身份、是否携带执法记录仪都是烟雾弹，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警察对他们就没有管辖权，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警察执法的权力。

还有老司机型的“人大校友”做出一副对足疗店业务极其精通的姿态，认为雷洋即便打戴避孕套打了飞机，避孕套也应该扔下水道冲走，不会被警察拿到。故而，精液应该是在雷洋死后提取的。有人还活灵活现地说，雷洋睾丸上有针孔，就好像他钻到雷洋裤裆里去看过一样。

照他们这个胡搅蛮缠的劲头搞下去，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上质疑天下质疑地中间质疑空气。

如果你跟他们辩论并把他们逼到墙角，他们就寄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良知。

可是，在事实面前，没有表演良知的空间。没话可说时就拿良知来当挡箭牌的，只能理解为，缺啥偏要显摆啥。 

醉翁之意不在雷洋

事件发生后，最先跳出来的是人大“88级校友”。

对此，很多人不解，我也不解。雷洋并不是88级的，也没有听说他跟88级校友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跟他同级的校友站出来发声，也还容易理解，或者以“人大校友”的名义发声也可以理解，即便最先发起倡议的人来自88级，但他联合的人也不限于88级，何故非要以“人大88级校友”的名义说话呢？ 

直到一个朋友谈了他的理解：学过乘法口诀吧，八八得多少？明白了吗？

这的确是一个独到的看法，我之前真没想到。你可以说这是个“阴谋论”的解释，但这至少是一个解释。而且，我越琢磨，还真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这就说到了此事舆论风潮的政治性。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

比雷洋案更具有话题性和可讨论空间的事件很多，但偏偏雷洋案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与雷洋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关系密切。围绕着雷洋案团结起来的“人大校友”，便是我们常说的中产阶级，这群人有极其相近的政治理念，是一群公知和公知粉，是一群自由民主的拥趸，自大且狂妄。他们已经把“阶级斗争”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人大的毕业生，竟然因为表达了一点不同看法而受到了大学同宿舍的同学的威胁。见下面的截图。

“人大校友”们围绕雷洋案的喧嚣，发泄的是对“体制”的不满，警察在这里正是体制的象征。雷洋只是他们的道具。

当你在辩论中把“人大校友”们逼得无话可说时，他们除了玩弄“良知”，还会反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不相信政府？

于是，他们所有的妖言惑众和撒泼耍赖仿佛就有了理由：都是体制的错。那么，改变的唯一希望就是体制的改变。

只要体制不变，他们的质疑就可以无限延，什么都不会相信。即便官司打到最高法又如何？那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盘，也不可能有真相，推导下去，真相就只能请美国人来调查并给出了。这是早已见怪不怪的汉奸逻辑。

在这个事件中，“人大校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两大特点：一是焦虑和躁动，二是狭隘和自私。 

给“人大校友”支招儿

我虽然不同意中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但尊重他们表达意见和追求自己想要的社会状态的权利，只要他们坚守操守的底线。

雷洋事件是中产阶级的一次集结演练，在此过程中，他们显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证明了他们距离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还远。所以这里特给“人大校友”支点招，提点建议。

第一，雷洋案不是一个好的切入口，应适可而止。

我很少使用德道化的标准衡量个人，我也同意雷洋是否有过嫖娼行为并不重要，但将此事政治化之后，这就成了问题了。政治讲究“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做事要师出有名，且名正才言顺。在雷洋案上下功夫必定枉费心思，乐观地讲，你们就算撼动了体制，甚至推墙成功，下一步也难办，怎么回答来自方方面面的你们要将中国带往何方的关切呢？嫖客共和国吗？这，好说不好听。

中国社会有大把的问题需要解决，你们可以去关注，或者等待下一个可以利用的事件出现。

第二，“如果不怎样，人人都可能成为雷洋”，此类说法不妥。

在上一篇中，我谈到了成为“下一个雷洋”需要满足的条件，挺苛刻的。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还不如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薛蛮子”靠谱，警方示威式地查抄了保利俱乐部等会所，带走了数百人，这就出了好多“薛蛮子”，但没有一个“雷洋”。

而且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等同于说大街上的警察每个都是变态，都处心积虑地找机会要把人弄死。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能感觉到你们是在胡扯，久而久之，就没人信你们了。

对有些“人大校友”来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是煽动，但我发现有些“人大校友”说得特认真，是真这么以为的。对后一类人，我的建议是赶紧去安定医院就诊，这是一种叫做受迫害妄想症的病，早治疗早好，千万不要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第三，实事求是，不要造谣。这是普世价值，要尊重。

大家的三观不同，是指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不同，对未来的想象不同，但你们没有用想象取代现实的权力。你们更没有重新定义字义的权力，比如，警察的“脚踩头颈部”的控制动作，你们可以说这是过度使用暴力，这是解读的问题，但非说这是“殴打”，就过分了。

建议“人大校友”们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好好向早年的共产党学习一下，共产党的宣传能力很强，但不造谣。三座大山可不是靠谣言能扳倒的。

第四，摒弃你们这个阶层天生的劣根性，改掉狭隘和自私的臭毛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我就不解释了。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就说了，要选突破口的话，周秀云案、徐纯合案都比雷洋案要好，其实呼格案、聂树斌案也是更合适。可是，就是因为这些案件的当事人没有你们的逼格高，你们就不痛不痒地嚷嚷几声就算了，却扑到“人大硕士”雷洋的尸体上疯狂啃食。这充分暴露出了你们这些“人大校友”的“皮袍下的小”。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即便对共产党有一肚子牢骚，但还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们这群“人大校友”太烂了。

暂时就说这么多吧，我明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的道理，但仍然苦口婆心地写了这么长，简直是菩萨心肠。不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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