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

郭万超

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崛起的国家资源和力量。网安则国安、网强则国强。网域就是（第五）疆域，网权就是主权、政权。而网络舆情引导力是一国互联网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且处于市场化与现代化历史交叉进程之中。群体结构之复杂、思想激辩之多元、意识形态斗争之激烈，尤其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表现出的突出矛盾，全球罕见。此外，网络舆情极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特别当核心资源（话语权、传播权、定性权）被社会媒体、公知大V、舆情智库等舆论场金字塔顶端力量所掌控，舆情被人为炒作、扭转、掩埋的概率明显加大，衍生的舆论暴戾、网络谣言、谩骂攻击，对舆情发展和次生舆情演变，乃至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互联网对舆论生态场带来的新革命

互联网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话语方式和行动逻辑，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任何国家都在经历着这场革命的考验。特别是互联网对传统媒体造成了颠覆性冲击，使我们步入了自媒体网络舆情时代。所谓自媒体，就是公众基于互联网而与全球信息体系相连之后形成的一种可以自行提供、分享他们自身事实与新闻的途径。之前是博客、微博、论坛、贴吧等强势崛起，接着是微信、新闻客户端，目前微图、微视等有望成为互联网的新信源。这些新媒体无孔不入公众生活，使互联网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和社会关切的最新最大的平台，史无前例的大范围网络舆情日渐形成。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主要特点：

一是主体的多元化。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每个公众都可拥有自己的传播工具、内容，都可成为信息的源头，碎片化、全天候的“人人即媒体”出现。

二是影响的广泛性。由于自媒体具有即时、互动、连通等特征，其传播力是空前的，公众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和表达的心声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放大，任何一个小范围的事件，都有可能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最终成为社会乃至全球关注的公众事件。

三是表达的开放性。网络的拟态环境和匿名特征消解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控制权，使公众摆脱了角色、身份等限制，公众可以接收四面八方的信息，不再接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消除，公众从“旁观者”转变成为“当事人”，可以从独立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可以采用更直接、轻松而非委婉的方式参与各种事务的讨论。

网络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更自由、开放的平台，便捷的信息获取手段使网络舆情可以更好的反映民声、推动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然而，在网络环境里，舆情有时会泥沙俱下，在自由、开放的背后，也隐藏着重重危机：

一是表达的非理性。网络传播的信息量非常大，面对骤然放大的舆论表达权，公众在表达观点、宣泄情感时，容易出现从众心理，容易轻信传播内容，“情绪化问题”和“情绪型言论”较多，冲动、急躁、偏执、专横，不加分析地试图把对社会的不满都通过网络的形式发泄出来，把非理性发声当作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造成网络主体的责任意识缺失。

二是传播的不可控性。在网络上，公众表达更加自由，这给兴趣相同或思想观点一致、希望参与到一起讨论的公众提供了可能。然而，一旦某个话题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时，就会出现“舆论爆炸”，话题涉及的问题就会被放大，掺入的“沙子”也就越来越多，事态的发展也就越来越不可预测，尤其当渲染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就会强化和扩大公众对社会的不满，出现网上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三是内容的虚假性。真实舆情必须基于事实，然而，由于网络舆情缺少传统媒体的过滤程序，拟态环境的匿名性、网民成分的复杂性和“去中心化”的传播致使信息不断产生裂变，巨大的信息量导致信息的筛选越来越艰难，经常出现虚假甚至是恶意信息，欺骗公众、误导舆论。尤其当意见领袖滥用话语权时，通过对舆情的“操控”，煽动网民情绪，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试图把“谣言”做真做实，给社会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因而，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构成的虚拟社会既可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也可扭曲现实社会，造成对现实社会的巨大冲击。

二、互联网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最有力最便捷武器

西方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领域重点转向互联网，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伴随美国整体战略重心的东移，中美全方位对抗超越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态势。经济打压、地缘封锁与颜色政变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三大手段。意识形态驱动的“和平演变”的关键，在于离间民众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同时让民众产生一种期待，即推翻政府之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随着中美（日）利益碰撞的升级和矛盾的尖锐，美（日）必将加大对华攻势的力度。仅日本在2016年度外宣工作上的经费预算就达到7568亿日元（人民币405亿元），比2015年度高出10.4%。2016年2月，奥巴马推出《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声称：“网络安全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面临的‘最迫切’危险之一”，并将在2017年拿出190亿美元用以支撑其计划。所以，网络成为各国最大最集中的外宣和渗透渠道，美（日）已经向网络和新媒体平台投入更多、更大的资源和力量。

西方用网络对中国进行的宣传其实是一种精神殖民，主要办法有三种：用新闻报道来“解释”你的现实；利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这种精神殖民的结果是：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存在的所有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一）网络反共成为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

美国某些势力不断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如台独、港独、藏独、疆独进行网络反共。将共产主义虚无化、污名化一直是美（日）反华势力的基本策略。近年来，他们依托网络和新媒体，持续发布各类抹黑、诋毁共产党的文章和文艺作品。特别是最近，针对团中央“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话题进行“打擂”，针对为维护共产主义话题的网友进行集体围攻和人肉搜索。打断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掉共产党的领导，而打掉共产党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共产党成为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行动方向的“官僚共同体”和“绅士俱乐部”。

（二）唱衰中国依旧是主题

面对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一些境外势力总是“羡慕嫉妒恨”，一些网络大V总是阴阳怪气和论调恶毒，一些媒体总是在刻意消解（如**网《中科院：中国工业落后德国一百年》等），一些谣言如“油纸包”、“下水道”总是在肆意散播，这些宣扬中国崩溃论、刻意贬低中国工业水平和经济成就等唱衰中国的论调一刻也没有平息。民族复兴需要人民具备中国自信，这样一些论调对于四个自信必然是一种剧烈的消解。

（三）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和网民的日益成熟，特别是正能量网民积极发声，使网络意识形态形势一度向好。为此，一些境内外势力或自导自演（注册与正能量网友相似账号并发表大量负面言论）、或精准打击（利用技术手段攻击邮箱、盗取实名认证的团组织、团干部微博账号并发布黄色、反党等信息）、或乱扣帽子（将爱国网民定性为“爱国贼”等，将“小粉红”定性为“红卫兵”）、或水军围攻（刘嘉玲、赵雅芝、FBOYS、韩庚等发表过爱国言论的明星微博均遭到攻击嘲讽）。大批自干五战友被造谣污名化，被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国内同盟军进行打击；有的被造谣污名、人肉搜索、电话骚扰、亲友恐吓；有的被网络暴力的同时遭受现实骚扰，甚至被迫调离岗位或被人为的诉讼缠身。

三、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

（一）历史虚无主义将泛滥成灾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互联网逆袭，正在成为一种隐形的文化侵略产品，并呈几何级增长。其本质是污蔑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文化历史观、革命实践观。这类视频和文章以“解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真相”为名，以所谓“公正客观”的视角对党史国史中的重要人物、事件进行再解读，并以其颠覆性的结论吸引大量网友的关注。该类网络产品多以文革、民国、朝鲜战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年轻网民感兴趣又不熟悉的事件和人物为主，因而选材精准；多以选择性使用历史材料和相关数据，所以善于包装；再加上网络推手和多样的、令人特别是令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人民价值判断和历史认知势必会在不知不觉中遭到极大改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势必遭受严重的消解。

（二）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

“加多宝辱英烈”、“文登7·22事件”等多起典型舆情席卷网络，资本力量与网络公知、舆论平台，乃至境外势力合流炒作，预示着中国网络舆情斗争正在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优衣库”营销事件，是极为典型的网络恶俗营销案例，影响之大之深，近年罕见。而“德国品牌Philipp Plein辱华”反向营销事件，引发网民的强烈质疑和不满，表面上的网络民愤，实际上是营销的赌注筹码，媒体、大V，以及各大核心舆论圈纷纷上钩，继而成功制造出舆论漩涡。这是继“珍爱网营销”等一系列资本力量搅动舆论场之后，又一起经典的流氓营销。用何措施抗击资本力量企图颠覆舆论场的平衡和稳定，用何种方法消弭境外资本制造的网络雾霾和戾气，将考验中国网管部门的智慧。

（三）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将愈演愈烈

从最早的“朝阳公园约架”，到“纳吧”组织在线下对在网络上自觉驳斥谣言、传播正能量的青年朋友进行的各种现实骚扰，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成为新动向。特别是“文登722”事件的出现，更加剧了一些势力的嚣张气焰。这个事件后，“纳吧”成员非但没有被打击、销声匿迹，却更加的变本加厉。特别是随着他们“工作经费”的增加，网络舆论斗争线上与线下并行的态势将更加突出。

（作者介绍：中央宣部专家、国家科技部专家、北京市政府文化创意产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究员、天合产业发展（北京）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或参编书10余部；在《求是》《经济学动态》《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多项成果获中央及北京市领导重要批示或被《中办专报》刊登。主持国家、省部级等课题30余项。获国家人事部、人民日报和中央统战部等10多项奖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对其成果进行过报道或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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