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作者：李冉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17-01-29 705

共产党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不仅要改造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贯穿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历史性必然呼唤历史性的理论。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政党都更加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都更加重视科学理论的创新。理论思维是共产党人的必备思维。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p.437)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党“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2]共产党人的理论思维就是要解决科学理论的创造、运用与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运用强大的理论思维,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信仰聚则事业成,信仰散则事业败。真信、真学、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这一深层次问题。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打牢理论自信的认识论基础,培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信、真学、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不有赖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备的科学性。

一、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向度

理论,就像一个生命体,自有其生命的历程。理论诞生、运用检验、修正发展,其在任何一个生命环节展现出的科学性都会诠释这个理论的合理性。但是,与一般的社会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它非要在其生命历程的全过程体现出全部的科学性才能把人类带到光辉的未来,任何一个环节的非科学性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一点早就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证明。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就有着更为苛刻的要义。

一种理论何以是科学的,何以具备科学性,这归根到底不是一个宣传和论辩的问题,而要有实实在在的支撑条件。一是人的思维条件(或者说理论思维的条件)。理论是人类思维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理论。人的思维只有具备客观的真理性,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理论。二是理论的有效性条件。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运用,理论为谁掌握、为谁而用,理论运用的意义在于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这其中的高下差异是判定理论有效性的主要依据,也是诠释理论科学性强弱的主要依据。三是理论的开放性条件。理论终究是人的意识,终究是第二性的。在人类实践面前,理论永远有一个自我修正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个理论是否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能力,是衡量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考量。

如果说以上三点分别表达理论的产生向度、运用向度与发展向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就主要体现为理论形成的科学性、理论运用的科学性、理论发展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理论整体科学性的整体表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构建出来的,体现了科学理论应有的思维品质

人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几千年来,不计其数的思想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与社会方案,由此展开了一场漫长并且精彩纷呈的思想竞争。然而,马克思主义一出场,就为人类的这场思想竞争“定规”,并为之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起跑线”——理论思维。

习近平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3](p.20)由此说,理论思维是理论创新的“起跑线”,思维方式决定理论样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只有具备了客观真理性,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p.134)这就是说,任何理论的科学性(或真理性)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那么,如何把实践的真理性反映在理论之中并使理论也具有真理性呢?就要靠科学的理论思维,并且是一种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由此决定了理论的科学性程度。马克思曾经对那种割裂了理论和实践之间联系的形而上学作出过专门的批判,他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pp.145-146)恩格斯也说:“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5](p.890)理论的生命力在解释和改造实践。实践所规定的真理性是现实而有效的,脱离实践所构建出的纯粹理论的所谓科学性则是完全抽象的。科学思维不一定造就科学理论,但是,科学理论一定源于科学思维。

为什么说科学理论源于科学思维?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4](pp.193-194)感性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而一切科学的基础就在于感性的现实生活。人类的现实生活构成了科学的基石,规定了科学的限度,决定了科学的有效性。脱离人的现实活动,就不可能有科学思维,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然科学,更毋言真正的社会科学。

尊重感性，反映现实生活，从而使思维具备客观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是共产党人创造科学理论的思维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有三个方法论要义：一是基于对实践的尊重而形成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二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而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三是理论基于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三点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形成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创建出来的，秉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一是秉承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强调实践原则的首要性、基本性，精准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5](p.39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之所以是一脉相承的，是因为30多年来我们的现实基础是统一的，就是习近平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6](p.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精准判断现实基础上，由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没有对现实基础的准确判断，就不会产生科学理论，就不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性，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要在理论上坚持问题导向，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7](p.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主题，引领中国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脉络，接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造就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事实，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是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强调理论的历史性与开放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大的发展活力。恩格斯指出：“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8](p.223)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实践的艰巨性与恒久性决定了科学理论发展的永续性，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3](p.13)一个坚持真理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勇于修正错误的政党，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发展的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同频共振、同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称得上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6](p.1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合目的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体现了科学理论应有的实践品质

把实践上升为理论，是理论的创造过程；让理论再回到实践，是理论的运用过程。前一个过程不易，后一个过程更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却没有几个政党能把这个科学理论运用得好。因此，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理论运用的科学性并不是一回事。把理论创造和理论运用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检验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水平的根本所在。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时间不长，但它一经提出就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这其中既关乎理论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品质，更关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理论体系的驾驭和运用——理论在运用中的合目的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极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其一，理论为人民而服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目的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3](p.12)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理论为人民所掌握，为实现人民利益而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目的性。在合目的性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可强化不可削弱。一段时间以来，面对阶层分化、利益固化、信仰淡化等一系列问题，重建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专访时表示，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理念的一条红线。2012年，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等政治理念，到现实与未来中的“中国梦，人民梦”；从2015年新年贺词中宣示“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到数十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再到2016年提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用“人民性”诠释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落脚点，也诠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出发点。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p.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人民所用、为人民利益代言，而不是为少数人、为利益集团所用，这是理论深入人心继而培养理论认同的力量之源。

其二，理论为改造世界而服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价值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3](p.13)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哪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强大能力。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之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改造世界”的理论价值。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浓缩地解释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创新需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变革与创新的广度与深度，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习近平指出：“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6](p.7)作为探索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使用了“理论体系”而不是简单延续“理论成果”的说法，这就最大限度最为浓缩地反映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创新需求。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pp.289-290)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讲的是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中国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最全面最深刻反映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理论。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显著地解决了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理论对于世界的改造作用，突出表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p.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其理论旗帜科学性的最充分证明。

其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服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规律性。理论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本身的科学品质上，还体现在理论与其他政治要素的适洽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统一的理论。理论与道路、制度的合规律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共产主义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是美好的社会制度，二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三是现实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之所以拒绝对共产主义未来作出描绘，是因为他更多地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社会的运动，也就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p.166)这便是“现实的共产主义”的由来。历史上，我们曾经把共产主义简单化了，片面强调理论的“单兵突破”，继而把实现共产主义简化为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时间节点，一味追求这一制度的显形特征——“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最终忽视了作为支撑的社会运动。我们为此吃尽了苦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它汲取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一开始就与制度、社会运动保持着天然的适洽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7](pp.8-9)理论体系与道路、制度的合规律性必定会造就最为稳定的力量。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与制度始终保持有机统一，我们的事业就能抵御任何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冲击，我们的事业就能永远屹立不倒。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基本方法论，就是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的有机统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体现了科学理论应有的发展品质

在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客观规律与科学规律等二元关系中，理论作为思维的抽象物，作为意识、社会意识抑或科学规律的范畴，终究是第二性的。因而，理论始终有一个自我修正和不断发展的问题。理论发展能力的强弱是衡量理论科学性的重要尺度。

与其他社会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能力更强，由此决定了更高的理论科学性。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创造出来的，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1](p.284)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成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时刻关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运动的一切新思想、新发现，并据此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开放性的理论，它从来没有以“绝对真理”的面孔、以思想垄断者的身份自居，它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一切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最新成果。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天然含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p.691)这就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国情、基本党情、基本社情、基本民情和基本世情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功的关键。再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善于自我修正的理论特点所决定的。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理论错误往往是被动修正的，而且是破坏性的外力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它欢迎一切批判者，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自我完善的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纠偏的过程，错误在所难免，关键是勇于认错、自我修正。在对待错误方面，共产党人有着宽广的胸怀，正如习近平所说：“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13]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4](p.161)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承担了这个使命，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通过自身的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3](p.1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获得了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厚度、深度、广度等方面。

一是面向历史，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厚度。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7](pp.39-40)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涵养与文明支撑。从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明中汲取营养，以文化自信支撑理论自信，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

二是面向现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深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广度和深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思想包括：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关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关于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关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国家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思想。我们一方面要能看到习近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与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更要注重“系统集成”，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在整体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

三是面向世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广度。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个使命理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承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出现，“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5](pp.538-539)经过16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条件，还是普遍的世界交往条件，抑或是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今天之中国已具备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充分的“国格”——一种向人类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格。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6](p.12)这种自信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就是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世界发展“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3](p.17)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6](p.14)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EB/OL].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2-2.html.

[1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