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公知”阶级是国之巨贼、民之大害——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谁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亡国的罪魁祸首?“公知”阶级。

“公知”阶级马上一蹦三尺高，堆出一副无辜而可怜的样子大喊大叫：不对，一切都是当权者的责任，文人书生无权无势，手无缚鸡之力，哪有这么大能耐?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每个王朝寿命往往不过数百年——存在几百年的政权怎么可能持续迟滞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每次王朝灭亡，旧的当权派就不当权了，想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也做不到了。几千年来唯一持续不断从无更换的是“学而优则仕”即“公知”治国——资中筠承认承载延续中国社会体制(即“道统”)的是“公知”(过去叫“文士”)而不是皇帝;解释真理的是“公知”而不是皇帝。由此可见几千年来换汤不换药地“顶层设计”出每个王朝一切规章制度、让一个又一个政权前赴后继坚持旧体制的是“公知”而不是皇帝;实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使中国腐朽反动体制得以延续千年之久的是“公知”而不是皇帝。因此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亡国的真正罪魁祸首只能是长期持续掌握软权力的“公知”阶级而不是间断短暂掌握硬权力的当权者如皇帝等。

貌似“手无缚鸡之力”又如何?鲁迅说：

【“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公知”阶级要生存就必然妨碍社会发展，必须妨碍社会发展。

为什么?

“公知”阶级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全靠吃老百姓生存。要吃老百姓就必须有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要获得贵族特权就必须有权力。要获得权力就只能靠“公知”阶级唯一本钱——主观夸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嘴把式”)“空手套白狼”，用软权力攫取硬权力。

“公知”阶级如何靠唯一的本钱“空手套白狼”攫取硬权力?“四步上篮法”：

第一步，利用主观夸张攫取“绝对话语权”——过去叫“代圣贤立言”、“承载道统”，如今叫“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普世价值”……

第二步，利用“绝对话语权”攫取“绝对批判权”——“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批判”、“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许我骂你，不许你还嘴。

第三步，利用“绝对批判权”攫取“真理解释权”——有了“绝对批判权”就能独霸“真理解释权”——既然只有我否定你、没有你反驳我的份，那就意味着我“一贯正确”、“真理在握”、是“真理的化身”、永远不会错。既然我代表真理永远不会错，那是非对错当然全由我说了算，可不就独霸了真理解释权?

第四步，利用“真理解释权”攫取政权——“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社会楷模”、“社会良心”、“民族脊梁”、“国家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真理解释权”是一切权力之本。谁掌握真理解释权，谁就必然掌握政权：“真理标准大讨论”，谁获胜谁当权上台，谁失败谁交权下台。

“公知”阶级的夺权路线图(亦即生存的生命链)：

主观夸张—〉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权—〉真理解释权—〉政权—〉贵族特权—〉吃老百姓

从这个路线图(生命链)可以看出，没有“绝对话语权”就没有“绝对批判权”，没有“绝对批判权”就没有“真理解释权”，没有“真理解释权”就没有政权。反之，有“绝对话语权”就必有“绝对批判权”，有“绝对批判权”就必有“真理解释权”，有“真理解释权”就必有政权。“公知”阶级要获得权力就绝对离不开“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这三大特权环环相扣，是“公知”阶级的生命线。这就决定“公知”阶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丧失这三大特权。

这三大特权的核心是“真理解释权”——谁掌握真理解释权，谁就掌握政权。“绝对话语权”和“绝对批判权”是“公知”阶级攫取真理解释权的唯一手段——“公知”阶级唯一的本钱是主观夸张。因此“公知”阶级必须建立并独霸以主观夸张为基础的真理解释体系，才能使“公知”阶级的唯一的本钱有用武之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只凭主观夸张就能攫取真理解释权，才能最终攫取政权。这一体系的具体化，就是“绝对话语权”和“绝对批判权”。

“公知”阶级这样的利益需要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完全矛盾。

所谓“社会发展进步”说到底就是人类用行动改变世界——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是跟客观世界打交道。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就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一切相应的认识真理、解释真理的体系就必须以客观实际为基础。这与“公知”阶级的利益需要完全不同：

——社会的发展进步：

1.本质：“改变世界”——“行”(实干);

2.需要的真理解释体系：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为基础;

3.需要的掌握真理解释权的人：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善于理论结合实际的实干家。

4.获取真理解释权的途径：实践出真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公知”阶级的利益需要：

1.本质：“解释世界”——“言”(空谈);

2.需要的真解释体系：唯心主义——以主观夸张为基础;

3.需要的掌握真理解释权的人：脱离实际、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善于玩弄书本理论的空谈家。

4.获取真理解释权的途径：主观夸张—〉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权—〉真理解释权。

这两个体系完全对立：

1.要维持“公知”阶级的真理解释权就必须维持“公知”阶级“一贯正确”的神话，不能有错，不能认错。但“公知”阶级既然靠“解释世界”吃饭，就必须对各种事物给出解释;要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每人给出的解释就必须标新立异互不相同，否则就等于承认自己只会抄袭重复学舌，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任何事物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真相却只有一个。社会要发展进步就只能立足于这唯一的真相。这本身就否定了其他无数标新立异却脱离实际的解释。然而能发现这唯一真相的只能是从事改造世界实践的实干家，而不是脱离实际只会空谈解释世界的“公知”阶级。因此社会要发展进步就必然否定给出其他无数标新立异脱离实际的解释的“公知”阶级，必然挑战“公知”阶级的“真理解释权”。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阶级不可能容忍必须按照“改变世界”规律行事的社会发展进步。

2.要维持“公知”阶级的绝对话语权和绝对批判权就必须“绝对自由”。但“自由就无制约，制约就不自由”、“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因此“公知”阶级的利益需要是“无制约”、“不负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以随意结论、随意改口、随意收回，不管是否合乎实际，不管后果如何，不负任何责任。而“改变世界”需要遵循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意味着“制约”，意味着“不自由”。“改变世界”必须讲求实效。“讲求实效”意味着“负责”。这就跟“公知”阶级“无制约”、“不负责”、“绝对自由”的利益需要完全矛盾。也就是说，“公知”阶级的利益需要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完全矛盾。

3.要维持“公知”阶级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就必须制造“解释世界”高等、“改变世界”劣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智下愚”等神话;就必须贬低实干、崇尚空谈、贬低实践、神化理论、打压劳动创造、吹捧剥削压迫;必须嫉贤妒能、自己不干实事，也不准别人干实事、不准社会崇尚干实事，不准干实事的人吃香;必须竭尽全力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注意，是“行高于人”而不是“言高于人”(空谈可以，实干不行。威信和凝聚来自行动而不来自空谈。“公知”阶级最不怕空谈，最喜欢空谈，“言高于人”是佳话，是美谈，可以津津乐道到处传。“行高于人”就不行。行高于人了，随之而来的威信和凝聚就对“公知”阶级的“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全”和“真理解释权”形成威胁了。工农兵吃香了，“公知”就吃瘪了，所以必须打击贬低——“众必非之”);必须“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4.“公知”阶级个个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个体户，只知道单打独斗，不知道合作协作集体努力;只知道文人相轻、内斗内耗、各怀鬼胎，不知道凝聚团结齐心协力;只知道随心所欲自由散漫，不知道组织协调严格严密;只知道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纸上谈兵、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卖嘴空谈，不知道科学技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样的人对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认识并不比中世纪的小生产农民多多少。这样的人的利益需要跟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不可能不矛盾：

——社会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文盲越多，“公知”阶级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垄断真理解释权越容易。一旦中国发展现代化，“公知”阶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公知”阶级的命：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公知”阶级“星宿下凡”、“代表真理”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对真理解释权的垄断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中国社会越现代化，“公知”阶级日子越难过——现代化的大生产离不开高度集中统一和高度分工协作。社会越发展越现代化，越需要跨专业跨地域跨部门的集体协作、组织协调、精密精确、统筹兼顾、高瞻远瞩、全国一盘棋……无论哪一条“公知”阶级都八竿子打不着。以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需要为标准，“公知”阶级根本就没有当权资格。

——改变世界需要人和人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人和人的关系越简单，彼此易沟通、理解、凝聚、齐心协力越容易，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效率越高。而用“解释世界”掠夺财富奴役同类则需要人和人的关系越复杂越好——人和人的关系越复杂混乱迷离扑朔，越容易迷惑受害者，越容易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奴役掠夺效率越高。凡分工合作成功、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有效的地方，人和人的关系必相对简单;凡“公知”阶级成堆的地方，人和人的关系必错综复杂。就凭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条，“公知”阶级的利益需要也跟“改造世界”的规律完全对立。

明白了这些，就能明白“公知”阶级一系列倒行逆施的真正原因：

1.为什么“公知”阶级那么拼命贬低实干、崇尚空谈、贬低实践、神化理论、打压劳动创造、吹捧剥削压迫?

如果崇尚实干、知行合一，“公知”阶级唯一的特长——空谈就不吃香了;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公知”阶级就拿不到“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全”和“真理解释权”了;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善于理论结合实际的实干家才有真理解释权，脱离实际、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只善于玩弄书本理论的“公知”阶级就无用武之地了。只有贬低诽谤打压，才能确保“公知”阶级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

——因为需要打压劳动创造、吹捧剥削压迫，所以拼命诬蔑贬低老百姓：“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垃圾人口”、“奴性”、“盲从”、“暴戾”、“民粹”、“劣根性”、“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95%有破坏性”、“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你就不配活着!”……

——因为需要贬低实干、崇尚空谈、贬低实践，所以极力诬蔑诽谤贬低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

2.为什么“公知”阶级那么仇恨爱国救国抵抗侵略?

因为爱国、救国、抵抗侵略是“改变世界”，需要实干，需要以客观实践效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必然危害“公知”阶级的“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权”、“真理解释权”，就必然为害“公知”阶级的利益——岳飞吃香，秦桧就必然吃瘪。这当然不能为“公知”阶级所容：

——因为容不得爱国救国抵抗侵略，所以大骂爱国主义，极力赞美“侵略有理”、“卖国有理”：“草泥马，祖国”成了“行为艺术”、“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看色戒，当汉奸”、“当汉奸比当国家干部还难”、“汉奸言论亦无罪”、“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投降是战争中的一种选择”、“大家都当汉奸了，就不是汉奸了”、“人民日报微博呼吁废止汉奸一词”、“我们不需要《惩治汉奸言论法》”、“三百年殖民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爱国贼”、“带路党”、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国恤民，民方能爱国”、“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连歌唱“英雄赞歌”、演奏“我的祖国”都要大骂。

(当年连汪精卫都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不敢肯定“卖国”。如今中国“公知”阶级彻底得多：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一下子把卖国变成了正义，把爱国变成了罪行，把汉奸卖国贼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把爱国者成了“爱国贼”，把是非曲直彻底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

——因为容不得爱国救国抵抗侵略，所以需要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所以极力诬蔑诽谤中华民族：“劣等民族劣等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中国人是最坏的民族!”、“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这民这族确是彻底死逑”……

——因为容不得爱国救国抵抗侵略，所以需要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所以极力诬蔑诽谤中华文化：“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专家称‘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中国应出局”、“每次听他们吹‘四大发明’，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龙是中华民族的大病毒!”、“龙在西方是恶的象征”、“在中国其实龙也是暴力的象征”、“中国文明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

3.为什么“公知”阶级那么仇恨中国统一发展强大?

因为使中国统一发展强大属于“改变世界”，需要实干，需要以客观实践效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必然危害“公知”阶级的利益——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公知”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这就不能为“公知”阶级所容：

——所以要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切否定贬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他妈的奇迹!”、“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一个制度，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

——所以要不遗余力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不管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不管是“两弹一星”、青蒿素、杂交水稻还是“天宫”、“神州”、“蛟龙”、“彩虹”、航母、歼20、运20……永远不屑一顾，永远讽刺中国的一切如何如何低劣、外国的一切如何如何完美、“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再回顾这些历史事实：

——宋朝起“公知”阶级全面彻底垄断真理解释权即“道统”。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宋朝起文人全面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当年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明朝以刘大夏为代表的当权“公知”私自将郑和出海地图资料销毁，蓄意破坏中国对外开放。中国自明朝起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从此中国一路下坡，越来越落后，挨打不断，几乎灭绝。

把所有这些旧帐新帐加在一起，结论只有一个：“公知”阶级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亡国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