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讲话的一点体会

周新城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十分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位和历史定位，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评价的那样，这篇讲话“正本清源，认祖归宗，明辨是非”，是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武器。它作为一个纲领性文献，是习近平系列讲话的总纲。

在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讲话，就最根本的原理来说，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十八大最根本的精神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举措，

包括“五位一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整顿党风，开展“两学一做”的教育，严厉惩治腐败，培育正确的政治生态，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同。十八大在党的历史上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曾有一位记者找我谈，能不能把十八大的精神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我想了一下，总感到这样概括高度不够。“治国理政”，是任何一个政党掌握政权以后都要做的工作，关键在于，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治国理政是为谁服务，目的是什么。我们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有举措都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我们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治国理政的，一切治国理政的措施都服从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和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去治国理政的。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的根据，它决定着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治国理政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治国理政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忘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就没有方向，没有依据。

所以，我认为，谈到十八大的精神，习近平系列讲话的精神，最根本的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强烈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议论：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搞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说法不大一样，有的说，中国保留和发展国有经济，所以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的说，中国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所以是凯恩斯主义。这些说法，国外比较多，他们说我们搞的是资本主义，其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大大扩大，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坚持了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

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憧憬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这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弊病和矛盾，人们对这种社会制度越来越不满意，想用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这种新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一时间凡是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的，都自称为社会主义。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在批评资本主义弊病的同时，赋予社会主义不同的含义，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人说社会主义多样化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这不符合实际。“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其含义一直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是真的社会主义；有的则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利益或者小生产者利益的，是假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同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工人阶级的解放，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阶级分析。他们指出，被资产阶级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他们梦想着恢复失去的天堂，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在资本发展过程中日益破产的小生产者，严厉批评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这种批评有时还相当深刻），但他们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早已瓦解了的农业中的宗法制度和工业中的行会制度，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内部有着不同的群体，有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侵犯到某个资产阶级群体的利益，他们也会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同时批评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希望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像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也提出社会主义。他们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了对未来社会的幻想。但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科学的学说。

自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以来，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论断就为社会主义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判断标准：不是任何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就真的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说点资本主义弊病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学说、制度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因此，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尽管有时他们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进一步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有人说，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其实，一下子说不清楚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逐步认识清楚。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宣言》就把它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把这些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党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里所说的“这些基本东西”，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个特定阶段上的普遍规律。后来，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用词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这些基本原则，一项都不能丢，邓小平说，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我们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的。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直坚持着、遵守着、落实着，没有丢。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制度就保持着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在哪儿呢？不是在本质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中国特色”），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怎么实现这个层次上，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具体的方针、政策层次上，我们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并不是指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因而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变成了别的什么主义，或者成了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社会主义”、“全新的社会主义”。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做法。例如，我们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显然与原来苏联和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常采用的经济运行机制）不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运用哪种方法、手段，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它不牵涉到社会制度的性质。不能说采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了。

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酝酿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十月革命道路”，这是共同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的共性，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这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每一个国家又必须根据本民族的特点探索本国实现共同规律的具体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照搬别国的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法取得胜利的，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结合。绝不能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包括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等等）层次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就说不是社会主义了。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将沿着基本点相同，而基本点的实现形式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既坚持共同规律，又在如何实现共同规律的问题上，即在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问题上，坚持有民族特点。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确实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能不能凭此就说说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由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个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这个社会主义“还不大合格”，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既有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又有处于补充地位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例如，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在我们社会里可以找到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比如，两极分化现象就是如此。由于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又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在私营经济范围内，作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反映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客观地必然出现的。能不能由此就说我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呢？不能。问题在于，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矛盾综合体里，必然有一个是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就是由这个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自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人类社会都不是单一的所有制，都不是纯而又纯的，任何社会都有几种所有制并存，但总有一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社会的性质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出现各种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现象，但由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起指导作用，这决定了我国社会整体上仍然保持了社会主义性质。出现像两极分化这样的资本主义现象，并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质，它只是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这个阶段是不平静的，必须坚持并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把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绝不能让它泛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应该逐步消除这些非社会主义现象。

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国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断言我国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是在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了，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根本依据就是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要把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上独特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出现的复杂现象，当作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不能离开科学社会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经常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例如，有一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专家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多样化，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照这位著名科社专家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与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并列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这种论断是荒唐的。我们且不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它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作点改良，谈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并列在一起，说成都是社会主义的流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实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条件相结合的结晶，它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别的什么主义。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个准头了，就会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了，连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装进去了。诸如私有化、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等也可以说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了。甚至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不敢公开承认罢了。离开科学社会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危险的。

还有人为了抬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形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无关。有一位学者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没有原则意义的事情上大做文章，说什么这个改动表明，我们“不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了，而要成为“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了。什么叫“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什么叫“独立形态社会主义”呢？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所有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都不一样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独立形态”的主义。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侈谈什么“独立形态社会主义”，好像抬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实际上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从根本上毁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一个大树，把根刨掉了，它还能活吗？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中国的经验、把毛泽东思想比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店”。邓小平在1960年曾经批评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他强调，“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根本。” 他说的是毛泽东思想，把这个基本道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科学社会主义，看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贬低了、从根儿上毁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考察的。他指出，科学社

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一起，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前后衔接的不同时间段。

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本质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学说、同样一些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实现，一个“根子”，一个“源头”。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条件下具体实现形式的差别。因此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具体国情进行探索的成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探索，继承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取前人所犯错误的教训。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我们前进过程中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新的高峰，开拓新的未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前人的经验，嗤之以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

但是，在我国理论界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往往通过贬低、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例如有人提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针对苏联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弊病提出来的，改革就是“去苏联化”、“非毛化”，与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做法对着干。这种观点，乍一看来，有点道理，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会带来严重后果。

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人主张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正是封建皇权的特征。这简直就是胡说一通，封建社会哪儿有什么公有制、计划经济？不值得一驳。有人是从指导思想上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提出所谓“苏马非马”，不承认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也显然违背了常识。更多的是列举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专制独裁的，不民主，人民是不赞成的。然而有一些基本事实驳倒了他们。沙俄原来是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了拥有强大工业体系、并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谁能做得到？1941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进攻苏联，苏联依靠自身的力量，打败了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人民的拥护，能做得到吗？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存在许多弊病，工作中也存在许多失误，但从总体上评价，应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反苏反共浪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毛泽东这个判断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得到政治局一致赞同。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他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他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些基本制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一个特定阶段上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只要是想搞社会主义，就都必须这样干。抛弃了，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苏联的具体制度（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等），则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只是适用于苏联的国情，不能照搬；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随着条件的变化，具体制度是需要不断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错误，都是在具体制度环节上产生的。在整个社会制度的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具体制度则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它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具体制度有对有错，综合起来看，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我们党成立28年的经验，提出“走俄国人的路”，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从基本制度、基本道路来说，我们同苏联是一样的。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具体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以苏联经验为戒鉴，“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说，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必须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这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国的改革的确有纠正过去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问题的一面，但从整体上讲，不能说改革就是“去苏联化”。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环节。在基本制度层次上，我们同苏联是一致的，因为这是共同规律、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能抛弃和违背；即使就具体制度来说，也不是完全否定苏联模式，只是对其中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以及错误的东西，进行扬弃。因此，决不能把我国的改革理解为“与苏联对着干”，凡是苏联的做法都反对。

至于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两者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实践，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必须对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把改革看作是“非毛化”的思潮进行批判。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回顾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总起来看，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历史，看作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所有的成绩与失误都应该放到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背景下来分析和评价。

应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提供了制度前提、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没有这一段时间的实践，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首先，建国以来经过“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从经济上来说吧。有人利用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来否定“三大改造”，说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错误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 正是建立了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可能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在我国改革刚刚迈步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改的、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的，而这恰恰是在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基础。

其次，建国以来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建国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就是这个意思。经过实践、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就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我们党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理论观点，有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指导思想，有的直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内容。

再次，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我们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112.4亿元，而到了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440亿元，为1949年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不仅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6倍。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概括起来说，在这30多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探索的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巨大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发以前的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不是对立的。说改革是“非毛化”，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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