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媒体冷遇“五八事件”烈士，偏偏纪念国民党高级特务邓丽君？

为何媒体冷遇“五八事件”烈士，偏偏纪念国民党高级特务邓丽君？

吴  斌

5月8日，是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纪念日。令人百感交集的是，18年后，2017年的5月8日，中国媒体上铺天盖地纪念的竟然是邓丽君——一位国民党特务。而纪念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声音却相对冷清许多。

一、历史铁案：邓丽君是台湾高级特工

邓丽君去世后不久，台湾的《独家报道》杂志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其中，台湾情报机构退役少将谷正文出面作证说：

“邓丽君是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安全局第三处，协同工作的是国民党军事情报统计局。”

为何媒体冷遇“五八事件”烈士，偏偏纪念国民党高级特务邓丽君？

谷正文何许人？谷正文长期为国民党军统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继续获得蒋介石重用，在台湾岛内有“活阎王”之称，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并策划了对周恩来的一次暗杀行动，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谷正文指认邓丽君为台湾特工后，邓丽君家人公开表示否认，认为这是“对邓丽君的侮辱”。

（谷正文）

随后，谷正文在媒体上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并祭出大招，称国安局有邓丽君的“全部档案”：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无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

“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它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谷正文提出对簿公堂后，一切反对的意见均销声匿迹。

此后，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二人共同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得出的结论是：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二、邓丽君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台湾特工之一

和其他台湾歌手不同，邓丽君从小就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的父亲邓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在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1953年升为上尉。

根据谷正文介绍，邓丽君早在15岁时就开始服务于“台湾国家安全局”。1968年夏天，邓丽君应邀去新加坡参加慈善演出，需要与台湾情报部门签订相关协议。对于邓丽君的审查非常严格，级别也非常高，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谷正文是该局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邓丽君受到国民党高度重视与利用是在80、90年代。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转而向大陆开启宣传战：打宣传弹、放气球发传单、大喇叭喊话等，无所不用其极。其中覆盖面最广、最有效的是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央广”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播音员们向“中共空军官兵弟兄”等大陆军民广播的内容，不外乎攻击共产党、美化国民党。

大陆的民众是宣传战的目标，其中，中共军人，更是心战广播的重点对象。在双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时有发生。曾在“央广”从事心战广播的王自玉回忆说，对于军人，他们“讲得比较柔性，不是那么刚硬……放一些音乐给他们听”。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丽君成为不少内地青年男女痴迷的对象。台湾国民党决定对此进行利用，在得到邓丽君在军队中任职的三哥邓长富与父亲邓枢的同意后，国民党启动力捧邓丽君的议程，而邓丽君本人也予以配合。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排场盛大，凸显国民党对邓丽君的政治支持力度。

1980年，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一场演唱会上，在演唱会上提出了她来大陆演唱的条件：

“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

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无论邓丽君是否自愿，其作为国民党“反攻大陆”棋子的角色十分露骨，毫无掩饰。

此后，邓丽君开始推出连番的政治秀，邓丽君的表现无疑是积极主动的。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象征性极强的金门前线，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在金门，邓丽君向对岸喊话并发表崇尚民主自由价值及反共言论。邓丽君在金门劳军时，与三军将士合唱的是内地所谓的“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并用大型扩音器高声对内地方向喊道：“各位大陆同胞：我是邓丽君，我知道大家在听我的歌，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请跟我一起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抗战时期的老歌，在历史上就饱受争议，一向被内地认为是鼓吹“国军反攻大陆”的反动歌曲，邓丽君到金门前线故意演唱这首歌，明眼人都知道她要向对岸传递什么信息。此后，邓丽君作为国民党宣传战武器，被媒体大肆炒作，常可见关于邓丽君“自由歌声破铁幕”的相关讯息，例如“最近，台湾女歌星邓丽君的歌唱录音带，受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普遍欢迎，根据外电报导，上海、北平、重庆和广州等大城市，随处都可以听到民众私底下偷偷得欣赏这位女歌星的甜美歌声，当时的‘革命歌曲’，已无法抗拒来自台湾‘自由歌声’的冲击…”

国民政府亦在当时的报纸报导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造成流行一事。当时报导中最常见记者使用的，即是流传于中国的顺口溜，即“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或“不爱老邓，只爱小邓”，描述邓丽君的流行音乐风靡中国社会的现象。

1981年初，台湾“新闻局”特别颁发“爱国艺人”奖给邓丽君。

鉴于这种软性宣导的良好效果，台湾“国防部”委托“央广”特别制作了“邓丽君时间”栏目，从周一到周六，每晚8点整播出25分钟，内容是邓丽君的相关新闻及她演唱的歌曲。这档节目通过“央广”的短波频率面向大陆播放，直至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才停播。

不可否认，“央广”的这档音乐节目带有政治意味——它受台“国防部”的委托制作，并一直受其掌控。邓丽君的歌声也确实为宣传战起到了不少作用。屡屡“立功”的邓丽君，甚至被台湾军方视为“台湾之宝”。

邓丽君的形象打造、演出设计与“反攻大陆”的政治任务紧密相关。邓丽君的代名词“十亿个掌声”就是旨在颠覆大陆而炒作的政治名词。1984年1月，邓丽君出道15周年巡回演唱会在台北举行，期间邓丽君专门会见从大陆驾机叛逃的反共人物王学成和孙天勤，鉴于大陆民众“不能自由的发表他们的感想，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的鼓掌”，于是，不仅邓丽君的这场演唱会，而且报道这场演唱会的电视节目也被命名为“十亿个掌声”，目的是希望“与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互通心声里应外合，早日摧毁铁幕，重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这场演唱会是邓丽君演艺生涯的高潮。

1986在年，邓丽君被美国《时代》 (Time) 杂志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

在政治上，邓丽君不仅反共，而且走到宣传颠覆中共政权的地步。邓丽君常对当时的中共提出批评，并对中国人民表示关心，认为中国人民因身处中共“一党专政”、“不民主”、“不自由”的情境下而生活贫困。

邓丽君在1987年后就处于半隐居状态并淡出乐坛。可是，在和平演变中国的最关键的1989年5月起，邓丽君在香港出席民主歌声献中华义唱活动，声援北京学运，邓丽君在香港跑马场声援大陆民主运动的24小时大型演唱会上演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大肆煽情攻击共产党给华人及中国造成的灾难。六四事件后，邓丽君参与多次海外纪念六四的演出。在巴黎时，邓丽君也多次出席六四及流亡华人的活动，而且还准备自己出钱为大陆民运义演。她回台湾为国军官兵义演时，也不忘攻击中共，并合唱《长城谣》等反共歌曲。

1991年，已经淡出乐坛4年之久的邓丽君返台赴金门劳军，至此，邓丽君一共五次登上金门劳军，在台湾当红歌手中绝无仅有。邓丽君此次到金门喊话，有关影片及内容都能在网上搜索得到，喊话内容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诸如：“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

三、邓丽君政治色彩浓重的葬礼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5月28日，邓丽君出殡，所有在场的吊唁者都亲眼目睹，邓丽君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党旗!这在一名歌手的葬礼现场显得太过扎眼。

曾经的“新闻局长”、时任“台湾省省长”宋楚瑜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特颁“艺苑扬芬”挽额，国民党追赠国民党最高荣誉“华夏一等奖章”。国民党政要连战、吴伯雄、郝伯村、王金平以及民进党大佬陈水扁悉数到场，为其抬棺的，则是十几位台湾现役军人。

这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共耗费新台币100万元，出资者并非邓家，而是中华电视台。中华电视台早年有军方背景，是军方教育部门主办的电视台。

四、邓丽君热与大陆对台政策反思

直到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被列为禁区。1982年，由人民音乐杂志社编纂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邓丽君作为主要批评对象。1995年邓丽君去世之后，除了政治性极强的歌曲，其他歌在大陆基本不再是禁区。但是，官方对宣传邓丽君依旧有所限制。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一台名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经典金曲交响音乐会”的晚会顺利报批立项，并于2006年1月22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后，以邓丽君为名的各类演唱会、音乐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宣传邓丽君过程中，最积极的是南方系媒体。2008年11月24日，邓丽君入选由南方报业传媒和《南方都市报》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凤凰卫视制作节目对邓丽君进行吹捧介绍时，只字不提邓丽君的政治背景、反共主张与反共行动，甚至造谣称邓丽君第一次对大陆民众讲话是1991年，事实上，邓丽君作为国民党宣传战工具，向大陆喊话、颠覆中共政权，贯穿了其生命的最后十几年。

在中国大陆5月8日这天，中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作为反共符号的邓丽君，却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地纪念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烈士，极不妥当。

可以看到，对邓丽君的宣传不设禁区，与国民党主席连战访华有直接关系。90年代以来，台湾台独势力崛起，统一势力式微，大陆需要在岛内扶植一股对抗台独的政治力量。在这个背景下，大陆试图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原本无可厚非。但是，首先，国民党并不是两岸统一的中坚力量，处理好与国民党政治权贵的关系，并不是中国对台工作的主要方向；其次，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在核心政治问题上进行妥协，更不意味着要去大肆宣传、鼓吹一位长年反共、支持民运势力的歌手。换句话说，给邓丽君自己包括类似的国民党坚定反共棋子再大的大陆市场，对他们提供再大的支持，也无助于推进两岸统一的形势，相反，由于邓丽君等人一贯的坚定反共形象，支持这类明星反而会消解岛内民众对中共的好感。第三，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声名狼藉，民意基础薄弱。台湾文学界、文艺界都有大量反抗国民党的接近民众、贴近底层的进步力量，台湾作家、思想家陈映真只是这股进步势力的代表。如果我们只依靠国民党，不做广大进步群众工作，很多中间派就会被台独拉走。

中共在台湾的主要工作，应该支持左翼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统一派（左统派）的发展，争取台湾的广大群众，而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国民党政经界权贵。90年代以来，民进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赢得台湾民心，不是因为民进党的“台独”纲领，而是因为民进党以反抗国民党、关心底层民众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姿态出现，使台湾民众误以为其代表自身的利益。民进党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作为幌子，将台湾民众绑架上“台独”战车。

事实上，上世纪50至80年代，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一直在台湾左统派手中。据陈映真回忆：

【从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岛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台湾左统派发展的黄金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突然急剧衰落、民进党台独势力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是美国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对台湾左统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和党政高官群体，培养了大批亲西方或者说亲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陈映真《夏潮》一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被这些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和知识分子视作“极左”并对之进行打压和嘲讽。如果说台湾左统派在蒋介石、蒋经国血腥屠杀下仍然可以顽强坚持和成长的话，来自祖国大陆内部的釜底抽薪，对台湾左统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击。

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在大陆成功的思想文化渗透，抽掉了台湾左统派们得以发展壮大的政治根基。对于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大陆官员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更乐于和港台富豪及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台湾多年经营所培养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台湾枪毙那1100多派到台湾的精锐干部，都被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背叛和抛弃了。他们抛弃了中共群众路线，并且目光短浅，看不到在台不得民心的国民党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和大资本家身上，不注重在台湾普通人民中间发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台湾曾经强大的植根于台湾人民中的左统派力量。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的误导下，大陆在对台政策上出现敌我不明、敌我混淆、不知道应该支持谁、反对谁的困境。蓝博洲指出：

“那些大陆认为的所谓统派又有很多是以前反共反台独的反动派，像冯沪祥、郁慕明、余光中这些人，都变成北京的座上宾乃至于台湾统派的代言人了。这就让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时代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陆对台政策之所以要支持左统派，是因为左统派不仅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与大陆高度一致，而且在解决台湾民生问题上也有着强大的理论回应能力。大陆对台工作，必须立足于回应、解决台湾广大民众的切身问题。台湾十多年来，失业率上升、工时加长、工资下降，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令越来越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生不满与恐慌，这是台湾80年代以来“自由化、国际化”(即全球化)、放松对内外资本流动的管制、降低贸易壁垒、大幅开放外来的投资与商品、劳务的结果，也是民进党、国民党执政时期依附美国、日本，官商勾结，不断激化两岸矛盾的结果。脱离美国霸权主义、反思新自由主义路线、两岸统一，才是台湾的出路。但是，台湾今天没有一支成型的政治力量向民众宣传这种政策思路，没有人向台湾民众解释两岸统一、反抗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在经济上的光明前景。

“邓丽君热”如果不是反映大陆媒体在面对台湾问题上的反动，就是反映了大陆媒体在面对台湾问题时的无能。大陆应当清楚，在5月8日这一天，中国媒体应当首先大力纪念、宣传牺牲的烈士，还是应当宣传邓丽君。大陆只有自己明晰了这一点，才能进一步在台湾问题上分清敌我友，厘清工作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大陆应当首先给支持两岸统一、甚至亲共的台湾文艺界明星、文学界进步势力、经济界人士大力支持，给他们提供广阔的市场，同时限制、甚至封杀反共、分裂人士。现今，既然我们可以大力宣传国民党的棋子邓丽君、作为统战国民党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就更应当支持台湾进步文学代表人物陈映真等人，大力做好纪念陈映真的活动，这既是对两岸统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台湾左统派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台湾民众切身问题的关切。在对台问题上，只有群众路线的回归，而不是自我限定在依靠台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棋子、歌手，大陆对台政策才能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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