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学习习仲勋同志以群众路线为改革生命线

“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学习习仲勋同志以群众路线为改革生命线

宋方敏

今年5月24日，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同志逝世15周年。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书写了“群众路线”这四个光辉大字，被毛主席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同志的历史贡献有两大亮点：一是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最艰难严酷的斗争时期，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向党中央提议并领导创办经济特区，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他在中国革命和改革两个历史阶段，都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大贡献。其最基本的经验，集中体现为他当年对深圳市委书记说的一段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革命战争年代，要取得胜利靠的是群众路线；建设新中国取得成功，靠的是群众路线；你们改革开放，也要走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今天，追思和缅怀习仲勋同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走群众路线、为老百姓办事的优秀品质、思想和作风，对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是一副醒脑明目的良药。有助于总结反思、不忘初心，像习老所教诲的那样“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让群众路线为我们深化改革把向护航，永葆人民事业的生命力。

（一）

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他所倡导的改革，是有立场，有前提，有原则，有方向的。

当年在广东佛山工作期间同习仲勋同志有过许多接触、并结下忘年交的卢瑞华同志（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曾经这样描述习老：“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无论广东发展成什么样，超过了香港也好，超过了台湾也好，所有那些成绩、政绩，都不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让他关心。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终极目标，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习仲勋同志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求、维护群众的利益、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组织上对他做的一份鉴定所述：“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同志历来认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他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有句老话，“屁股指挥脑袋”，“屁股”就是立场。我们共产党人想问题、做事情，特别是在处理利益关系的时候，只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把立场即“屁股”坐歪了；“端端地”，就是要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坐稳人民立场，绝不容许有丝毫的犹疑、偏移和动摇。在广东领导改革工作时，习老谆谆告诫年轻领导同志：“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今天，无论是广东还是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都已非往昔可比。然而，寻根溯源、回首初衷，值得我们思考：改革要深化，但是改革究竟为了什么？开放要扩大，但是开放究竟为了什么？发展要提高，但是发展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人民造福，还是为资本牟利？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需要通过引导和协调，把国内国外各种资源要素都利用起来，以更好地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归根到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用资本只能为人民造福，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的需要。如果本末倒置，把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变成为资本服务的改革，那就把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站错了。不可否认，这些年有些高高在上、满脑西化的官员、专家和媒体，谈论起改革头头是道，可是人们看不懂，他们究竟是“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还是把“把屁股坐在资本老板这一面”，或者“表面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际坐在资本老板这一面”。有的人喜欢以“改革派”自诩，却闭口不提他们主张的“改革”到底是要做什么、为什么，只讲“不改革死路一条”，要“杀开一条血路”，把本应为人民造福的改革，变成回避立场、淡化目的的“为改革而改革”，其实掩盖了“为少数人牟利而改革”的实质和“资本绑架改革”的危险倾向。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些人的语境中，把国企做大做强不是“改革”，把国企卖了或让私资外资控股“变性”了才算是“改革”？连医疗、教育、铁路、盐业乃至水电气，这些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公益化领域，为什么也得推向市场，向私资外资献上“蛋糕”，这对国家安全、对普通百姓又有什么好处？真需要用习仲勋同志“永远不要脱离群众”的警告，好好清理头脑和思路！

习老在同干部群众座谈时说过，“我们是群众的勤务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别的权利”。今天，我们有些党员干部恐怕很难说还是“群众的勤务员”了，如果自觉不自觉演变成私人资本甚或外国资本的“勤务员”和“代言人”，那不是很可悲吗？

（二）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改革，就必须心系人民，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真正听得进老百姓的心声。

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走群众路线的基本功，经常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听取民意，足迹遍布南粤大地。曾跟随习老调研的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同志谈到：“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方。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同志（后任省委常委、秘书长）说：仲勋同志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已上了年纪的习老，在暑热的环境里，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广东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功做法和经验，都是习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从群众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的。他之所以敢为人先，提出人所未言的改革建议，做出人所未决的改革举措，并且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就是源于大量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让他心里有了底气，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

调查研究是方法，了解民意是目的，真正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习老刚到广东工作时就强调：“群众要说什么，一定要让人家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听。群众说得对的，我们就听，就照办。有时候有些群众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那我们就帮助群众做工作，努力让他转变认识。但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听，要倾听。”

倾听群众呼声，说起来容易，要做到最不容易，关键是心里有没有群众，把群众摆在什么位置。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期间，一件脍炙人口的工作实绩，是解决当年的“逃港风”问题。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但过去总把偷渡外逃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采取堵和抓的办法，抓到了就是犯罪坐牢，结果治标不治本，效果不明显。1979年1至5月广东发生的“偷渡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当时习仲勋同志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调查，在和19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对话中，很多支书的发言很冲、很逆耳，充满火药味，但说的是大实话，习老都听进去了。他了解到，当时一些群众之所以要偷渡香港，主要原因是两边经济差距过大，跑过去就业容易，好挣钱，村里能盖房的都是逃港发财回来的人。在座谈会结束时，他说：“大家谈心，交心，你们怎么想，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坦诚相见，就好。这样使我听了以后，了解到了很多情况，也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偷渡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同志们都没有责任，主要责任还是我们，我们不能回避这个责任。”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习老哭了，痛心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可见习老对群众是真感情！遭受16年劫难时，他没有哭过；当调研中看到私渡农民被关押，看到群众受苦难时，他却哭了！正是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习仲勋同志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和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并向中央提出要赋予广东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他是用改革发展这把钥匙来破解温饱难题。也正是靠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所以“偷渡潮”这个困扰广东二三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习仲勋主政广东三年就圆满解决了。

习老这种深入调查研究、体察民间疾苦、对群众动真情、为人民敢担当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赤诚心怀和务实求真的政治勇气。今天回味起来，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佩！想想改革之初，老百姓是穷怕了，盼望改革，如果不改革，的确是“死路一条”；然而也不能不看到，改革发展到今天，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虽然总体上讲改革开放的成绩是主要的，老百姓是拥护的，但也有一些所谓的“改革”，是假“改革”之名，背离人民群众的意愿，满足了中外资本利益集团的贪婪欲望，却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不可能认同！如果让这种假“改革”改下去，只会加剧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广大群众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走向“死路一条”！可以想象，如果习老今天听到下岗工人倾诉生活艰难现状，痛陈对国企改制中化公为私、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的怨恨；听到基层群众对医疗、教育、房地产等改革的评价，了解国家虽然富了而平民百姓却越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上不起学的状况；知道当下群众是多么害怕私有化改革，改什么就意味着什么涨价、玩假，让群众负担加重，质量和安全难以保证；以及看到改革以来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卖淫嫖娼、环境污染等严重状况，将会作何感想？又会向中央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习老说得好：领导干部“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人民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强调，要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要坚守共产党人的承诺，“金杯银杯都不如群众的口碑”。如今我们那些让群众远远仰望的在位者，是不是也应该眼睛向下，深入到基层，到普通百姓中，去听一听、看一看、聊一聊、想一想，知道老百姓当下的苦衷、意愿和呼声到底是什么，我们深化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才是改革迷津知途的锁钥。

（三）

真正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要自觉坚持群众史观和实践标准，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习仲勋同志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在他心目中，我们的事业、社会和政权都是姓“人民”的，人民群众是主人、是“掌柜”，而我们党员干部，无论你当了多大的官，都不过是为人民群众跑腿做事的“伙计”，应该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做得好不好、有什么需要纠正和改进的，都必须听从人民群众这个“掌柜”的管教。这正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社会实践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而，实践检验的本质是群众检验，人民群众是实践结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证明者和评判者。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习仲勋同志也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他严厉批评干部中存在的“我领导群众，群众中的东西还有我不知道的？”的错误想法，指出坚持人民群众立场，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习老来广东后，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调研于民，问计于民。他说：“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在从化农村调研中，他肯定了群众创造的“农村产量承包制”的做法，当时有人表示担心，他坚决回答：“怕什么？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他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习老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坚定实践者，他坚持实践检验和群众检验的高度统一，用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指导党的工作，纠正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缺点、错误和不良倾向，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人民的事业在激浊扬清中向前发展，这就真正把握了“实事求是”的精髓，所以才能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不避问题、不掩矛盾，是习仲勋同志做人做事的品格。他说：“为群众办事，不要怕错，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曾经亲身目睹习老正确处理广东群众性偷渡事件的方苞同志回忆说，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改正过来；有的情况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在党的历史上，习仲勋同志坚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讲真话、道实情，为人民利益从不顾及个人得失，为全党作出了表率。1948年初，他任西北局书记时，调查了解到由于政策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在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右倾偏向后，又出现了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先后三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主张尽快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转发各解放区及时纠偏。1954年底，西北地区反映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要求秘书起草报告，并把群众来信反映的两个实例写进去，一是反映食油紧张说的一句怪话“食油4两，想起老蒋”;二是有个农民赶着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声，这个农民气得大骂并向车轱辘撒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这份报告上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后曾接到许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件和电话。他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看和抄写有关的大字报。一天，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从远处赶来的老少贴出的大字报吸引，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鉴于兹事体大，贾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并指点门路。想不到这样做法却招来同事的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习仲勋听了汇报后，不但没有批评秘书，还严肃指出：“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算不上好官！”这就是习仲勋！勇于为人民群众讲真话、担责任、纠错误，勇于呵护受冤群众，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彰显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衣食父母——人民群众，一颗忠诚而坦荡的心，一份真挚而深情的爱。

毛主席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在这方面，习仲勋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提供了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每一步成功，都记录着像习仲勋同志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利益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觉精神和艰苦努力。听不听从人民群众“掌柜”的管教，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决定我们的事业会否遭受挫折、能否顺利前进的关键。革命、建设是这样，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就说明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偏差和错误。可是，总是有一股力量，打着维护“改革”的旗号，设置群众实践检验的“禁区”，不允许人们对长达近40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只许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不许说“改革有错误”，甚至竭力封压来自社会基层百姓表达正义诉求的呼声，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相信，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经得住群众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群众实践检验。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不能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真倾听老百姓的心声，依据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实际评判，来实事求是地、系统而及时地总结改革以来乃至现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该坚持的坚持，该纠正的纠正；相反，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一味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回避事实，那么被掩饰的问题丝毫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且会不断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路上越行越远，不但损害我们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最终难免酿成党和人民都绝不愿意看到的悲剧后果。

说到底，“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还是“把屁股坐在资本老板这一面”，是不同性质、不同前途的真假两种改革的分水岭。改革初期，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的衡量标准。如果这一条被抛于脑后，那就难逃习仲勋同志所告诫的“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的命运。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真心实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管教，这样的改革才符合社会进步方向，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积极参与，从而能够取得成功。这就是在今天深化改革中，纪念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人民群众的领袖——习仲勋同志，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昭示。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2017年5月16日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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