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和国际化：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两个趋势

科学化和国际化：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两个趋势

房  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政治学界应当担负起历史责任。而担负起历史责任的能力来自于政治学研究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当前，中国政治学急需提升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日益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西方的理论，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重新评判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价值与功用，摆脱以往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盲目性，进而取得真正支配和运用西方理论的能力，去伪存真，洋为中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担负着历史重任。如何认识、研究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规律，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何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界肩负的长期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学专业研究机构，从事大量的关于我国政治建设、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调查研究，担负大量的政策咨询和理论研究任务。今年围绕党的十九大也承担了多个中央及有关部委交办的重要研究课题。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逐渐意识到创新工程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社会科学的转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从原来以传承政治文明为主旨的普通政治学研究逐渐转向以研究现实问题、提供战略与政策规划咨询为主要工作的智库研究。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也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的一次扩展。若干年的科研实践也促使我们思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逐渐意识到我们正在探索和构建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从学术角度看，是在构筑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学科的基础。

我们在科研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我国政治学研究现实中出现了两个趋势，或者说，时代与任务对政治学提出两方面的客观要求。我们将其概括为“两化”，即科学化和国际化。这是我们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在科研实践中获得的切实体会。

科学化：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重点是发展政治科学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观的论述，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政治哲学是设定目标去论证，是对历史进程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对其中的问题做思辨的、推理的逻辑性解决。

政治科学则是关于政治现象、政治事物间因果联系及相关性的认识，是客观存在可验证的。从方法论角度看，政治科学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和归纳政治的规律性，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理论。

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政治学发展史上看，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是政治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与路径。现代政治学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是两条或近或远、时远时近的平行线。

为什么要注意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因为这是现实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往往忽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间的差异，经常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由此造成了政治学两类不同性质研究工作的相互干扰。一方面，对于哲学问题、价值问题进行经验性、实证性的研究，通常采取枚举法加以论证，其结果是挂一漏万，根本无法周延地论证问题，更无法从逻辑上证明问题，牵强附会，徒劳无功。之所以是哲学命题，之所以是价值追求，前提是这些命题与观念只是逻辑存在而非现实存在。哲学命题与价值观念的真理性最终只能用实践来证明，而不能依靠同义反复式的逻辑证明。用逻辑推理、用概念证明概念，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在哲学和逻辑中打转。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许多工作、大量的论文又常常是在给科学问题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结果当然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在对某项重要政策进行合理性论证时，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制度与政策的现实结果的经验事实出发来分析、论证制度与政策的合理性、合规性。从可能性推论现实性，充其量是逻辑推理而非经验证明，这样的推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诸如此类研究范式上的混淆，不仅浪费了大量学术资源，甚至还干扰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使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常常隔膜于现实，无法切入正题，变成了自说自话。

方法论上的混淆与缺陷，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自身本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然而，我们往往拘泥于细节，达不到应有的层次高度，构建不出原创性的话语体系；而当实际工作部门需要政治学界研究具体问题、拿出解决方案时，我们则往往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提供不了具有实践意义和操作价值的研究成果。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混淆常常置中国政治学界于尴尬境地。

现实中，政治发展具有两种形态，或者说发展进程中会有两个交替出现的阶段，我们可以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在路口”与“在路上”。“路口”是政治道路的选择时期；“路上”是政治道路选定后的实践与发展阶段。政治发展“在路口”必定是政治哲学繁荣时期，政治发展“在路上”则是呼唤政治科学的时期。在制度与道路选择的历史当口，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各种理论假设，需要哲学思维，即使是后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当时也具有启发思想、砥砺思维的价值。在历史选择的时刻，注定是没有实践依托的时期，政治哲学可以开启思路，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社会发展变革时代，先进的政治哲学都起到过彪炳史册的伟大作用，如启蒙思想对于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影响和促进。

历史道路不会总是处于选择状态。当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选定后，就要沿着选定的方向、道路探索前进，就要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与阻碍。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主要不是靠观念，而是要靠经验、靠科学，靠对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现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基本确立与建立起来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政治学界应当担负起历史责任。而担负起历史责任的能力来自于政治学研究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当前，中国政治学急需提升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所谓专业化，是相对于一般化而言的。中国政治学领域现在运用的大量理论属于政治哲学知识，是对方向道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一般性论述，不能应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需要运用政治科学知识加以具体研究和解决。政治哲学更多地是在讲理对不对，而政治科学则是要解决事成不成。当前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政治建设，就必须加强政治科学研究。在现阶段，政治科学应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工具，我们要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中，发展出中国政治科学，用政治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国际化：大力加强比较政治研究在国际比较中认识中国

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国家的学问。研究国家就不能仅仅研究一个国家。有位国外政治学者说得好：只研究一个国家实际上相当于没有研究过国家。当前，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重视，这是件好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有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也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也会遵循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他国道路、他国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们现在逐步地认识到，中国与他国的差别，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有的是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上的区别，而有的区别则是发展阶段上的，这意味着他国今天遇到的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因此，他国的经历与经验可以给中国以启示。

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究竟是在研究什么？怎样研究？比较研究总体上可以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的学习和效仿。二是从对象的实践的经验教训中了解事物发展进程以及内在问题、困难和矛盾，理解事物内在发展规律性，从而获得启示。获得启示是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价值，直接的学习和效仿是较少的，直接的学习和效仿需要相同或相似的条件，难度较大。而通过比较研究了解研究对象实践历程以及其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比较研究最大的价值所在。比较研究相对简单和表面化的成果是了解研究对象成功与合理的做法，即了解研究对象的正确性。而失败是成功之母，正确是从大量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的结果，是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结果。只知正确的结果与结论，而不知为获得正确而经历的失误和错误，其认识是肤浅的、低价值的。了解错误比了解正确更重要、更有意义。了解正确和了解错误正是“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即不仅了解了正确的结论，也懂得了正确的结论是如何获得的。这是认识的深化。了解前人的挫折和失败，了解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自己在遇到困难和矛盾时尽量避免失误，可以使自己获得克服矛盾和困难的启示。

中国政治学研究国际化还有一层含义是科学地认识、评价与借鉴西方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大量学术资源来自西方政治学。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也试图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问题。介绍与运用西方政治学，一方面，给中国政治学研究以学术资源上的支持，开阔了学术视野。但另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学也带来了负面作用。西方政治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环境中，来自于西方政治实践，与中国社会及政治实践有着差异与隔膜，简单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于中国，甚至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既包含了理论上的误读，又必然带来对实践的误导。这种现象曾经一度相当严重，以致于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对中国政治学界从本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对发展中国政治学产生了妨碍与干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取得了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日益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西方的理论，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重新评判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价值与功用，摆脱以往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盲目性，进而取得真正支配和运用西方理论的能力，去伪存真，洋为中用。

研究中国、理解中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的。打开眼界走出去，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道路与制度、经验与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与他国的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发展中国。我们要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以优化中国政治道路、推进中国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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