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谣言煽动暴乱”再现，是公知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

作者：黎阳来源：察网 2017-12-08 1885

“谣言煽动暴乱”再现，是公知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

黎阳

笔者看到一位自称当过保安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把许多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透彻：

——“一项政策的在推行时候，最容易在两个方面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环境所限，底层大众的政策承受力容易被施政者高估；另一方面，就是基层在执行高层决策的过程中，很难避免效果的扭曲”；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他们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往往有两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它严重缺乏可用的人手”，“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层级，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常常在一天之内，就收到来自县市委各直属上级如纪委、组织、安监、宣传、环保、教育、扶贫等不同部门的各种任务指示，数量达几十个(这些政策，基本都是为了惠民的)”、“这些任务如果必须切实履行，实际上需要相当多的经费、人员和时间投入，才能做到。然而，基层的资源是很贫瘠的，很多情况下，它无法提供各项工作所需的足够资源。为了向上级交差，它只能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履行上级指示，其扭曲效应可想而知”、“只有那些重点、扎实推进的工作，如发展经济上，才会做得很好，在一些疲于应付、考核不严的工作上，则很难避免务虚或者粗暴”、“以基层为主的政策落实体系，有点像一台反馈较差、不甚灵活的汽车，油门踩小了，只见轰鸣不见动，油门踩大了，则容易冲击过猛——这实际上就是治国的巨大难处所在”；

——“那些上级抓得不够紧的惠民政策，在基层往往变成了一张张表格，走形式的毛病由此滋生；那些上级重视的惠民政策或者指标性极强的政策，则易诱发使得各级部门层层加码，落到基层之后，那些决策者的好意就很可能变成了民众眼前的负担及苛政，并对民众造成了二次伤害，激起民怨甚至民变”；

——“作为一个人赶两份工，一块钱恨不得两块花的群体，底层大众实际上很难承受得起正规租房的支出，他们不得不选取那些问题重生的群租屋。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环境糟糕的群租屋，固然给他们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影响，但也是昂贵的都市中唯一能找到的的安身之地”、“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最敏感的并不是居住环境的好坏甚至安全，而是居住环境的价格。对政府官员来说很重要的‘安全’，对知识分子来说很重要的‘尊严’，对于缺钱的底层民众来说，都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省钱和赚钱”、“对底层民众来说，每天两次的地铁来回就是巨大的经济负担，找工作时‘是否管饭’是一个关键性的考量，花钱等同于罪过，省钱代表着一切，为了攒钱，健康和安全甚至都是可以被忽视的，他们对政策负面后果的承受能力是极其脆弱的——对于他们中有些人，一个月三百的房租上涨，就足以将其逼向绝望——而返回家乡，也很难找到谋生的出路。单纯的人口数据和收入报表，并不会将这种‘无处谋生’的脆弱展现出来，更无法将随后的风险予以真正评估”；

——“政府为了‘迅速清除安全隐患’的措施落实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必须三日甚至24小时内搬离’，再到部分民众的眼里，就成了对‘低端人口’的驱逐，政府的政策及民众的反馈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扭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因为历史上的无数政治灾难，都源于良好的政策初衷在基层的巨大扭曲误解所致”；

——“一旦民众的稳定生活被破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了，官民的基本信任就会被怀疑甚至仇恨所取代，那么良民就随时可能变成暴民。这个时候，即便是最拙劣的谎话、谣言和蛊惑之语，也可能激发出最可怕的灾难”；

——“今天舆论场上‘北京清理低端人口’之荒谬论调，对它的深信要远比对它的传播，更加值得警醒。因为，这不仅仅表明良好的政策初衷可能已被民众误解，也预示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这位基层保安确实说出了一些问题，比那些整天只会引经据典忽悠人的“精英”、“专家”、“学者”们高明。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之类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荒唐怪谬的谣言能被转播得如此疯狂，居然能压倒那么多摆事实、讲道理的澄清和分析？——“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之类谣言疯传并非因为谣言本身可信，而是因为大肆传播它的“公知”自身的仇恨。

仇恨何来？利益需要——“公知”不同于工农兵、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一切认同为国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自命“精英”又别无所长，只擅软权力，只知引经据典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玩弄阴谋诡计忽悠人。这样的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任何经济体系里都没有确切的位置，没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无法靠参与经济体系的运转本身而生存。这就决定“公知”只能靠超经济手段——权力生存：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用硬权力获得一切。“公知”在经济体系中能混到的任何地位身份归根结底都来自权力，都是权力的馈赠和副产物。没有权力的支持，这些地位身份可以转瞬即逝。既然“公知”的生存只靠权力而不靠其他，那么“公知”的根本利益自然在于确保“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百姓不重要，确保“公知”得以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才至关重要。至于“‘公知’应该当权”的各种冠冕堂皇统统不过是借口，跟电信诈骗犯行骗作案的各种花里胡哨没什么区别。

“公知”实现“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的途径有三：科举，选举，“颜色革命”——指望能从现政权获得硬权力的闹科举；指望能从未来政权获得硬权力的闹选举；既不能指望靠科举又不能指望靠选举、却又迫不及待获得硬权力的闹“颜色革命”。

“公知”与“公知”只有在“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用硬权力获得一切”这个大原则上有不变的共同利益。但作为个体，“公知”与任何个人，包括“公知”之间都无法有持久的共同利益——既然一切获得都靠权力而不是自己的创造，那谁捞到权力谁生存，谁傍不上权力谁淘汰，要么范进中举，要么当孔乙己。权力归了你，就妨碍了我的机会；我要保住自己的权位，就必须把你踩到脚下；彼此之间只有勾结，没有团结，只有内斗，没有凝聚；文人相轻，官场倾轧；为眼前的好处而勾结，为现实的利益而反目……这决定“公知”形不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构不成独立的阶级，只能作为一个附庸的阶层而存在，而且是一盘散沙的附庸阶层而存在。这样的一盘散沙的附庸阶层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即使获得了权力也只会用于做官，不会用于做事；只会用于牟利，不会用于秉公；只有瓦解，没有凝聚。而权力只要变成混饭吃捞好处的家伙事，就没法不腐败，没法不走向分崩离析。因此权力只要落入“公知”之手就不会有好事——赵括马谡统兵，军队覆灭；依靠东林党人，崇祯上吊；王明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当家，红军被迫长征；戈尔巴乔夫之类“新思维”的“学者型官员”当权，苏联解体；任凭“自由化”的“公知”闹“宪政民主”，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放任“民主化”、“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中东血流成河……

只要有点常识就忘不了上述前车之鉴，只要不想国家毁灭就不会让“公知”为所欲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想亡党亡国就不会任凭“公知”肆无忌惮通过科举、选举、“颜色革命”等途径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这就妨碍了“公知”的生存利益，就招致了“公知”的刻骨仇恨，就有了“公知”对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仇恨宣传教育。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的底子，就有了“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这类恶毒谣言的肆无忌惮。对这种仇恨驱动的谣言不管如何摆事实讲道理也是徒劳——利益使人乐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仇恨使人拼命传播对敌人不利的东西。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利益仇恨不可能靠言词消除。

明白“公知”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仇恨，就不难明白所谓“驱逐低端人口”根本就是“公知”精心设计出来的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通过“顶层设计”把“天下为公”变为“各人顾各人”、“节制资本”变为“依赖资本”、“全国一盘棋”变为市场利润随波逐流“一窝蜂”、有组织有计划变为自由化、“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变为“拉开距离”“重点倾斜”、“依靠人民”变为“依靠‘精英’”……于是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

如果听之任之，则必然：

——任凭“有限空间如果涌入无限人口，天堂也会变成炼狱”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使北、上、广等大城市如同节假日长城、故宫、十三陵、颐和园等变成人肉堆、春运火车变成沙丁鱼罐头、高峰时期地铁车厢里人挤成照片、高速公路堵成超级停车场一样人满为患；

——任凭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彻底失衡，任凭“资本只认利润不认人命”的规律肆无忌惮——“房地产是支柱经济”、“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任凭房价完全无视普通工薪阶级的承受能力，变成有钱人才有资格问津的牟利工具和奢侈品；任凭被高房价排斥出局的普通工薪阶级牺牲安全和健康，在毫无保障、随时可能发生大兴1118那样火灾的贫民窟中蜗居，

——任凭大兴1118那样的火灾接二连三，任凭“公知”借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指责“不顾百姓死活”、“罔顾生命”、“没有加大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北京的定位、北京的发展战略必须为外地人口留出空间”，制造不满，制造仇恨，制造不安定因素，制造动乱。

如果不坐视不理，则必然：

——不扭转“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的大态势，一切都是徒劳，必然成为“公知”的新罪状：限制房价是对抗市场经济、违反利润规律；修廉价房一是杯水车薪，二必然被指责为“计划经济”、“大锅饭”、“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破坏“住房商品化”、“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要扭转“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的大态势，就必须跳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框框，就必然被“公知”斥为“极左”、“计划经济”、“破坏公民迁徙自由”、“违反市场规律”、“对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与肆意侵犯，是公然的无法无天”、“极为粗暴和低端，任何文明社会、法治社会都不可能容忍”、“违法违宪”、“驱逐低端人口”、“法西斯”……

面对这样的连环套，中国政府不管做什么、怎么做都有罪，都要陷入“公知”早已“顶层设计”好的圈套——反正人家只扣帽子不拿主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红黄蓝勾结军队组织猥亵幼儿”这类仇恨驱动、充满敌意的谣言已经不是简单的嚼舌头搬嘴弄舌，而是煽动动乱的信息战心理战。对此，摆事实、讲道理已不适用。当涉及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生存时，就不是“谣言止于智者，而是“谣言止于刀剑”——煽动仇恨制造暴乱的敌对行为只能按对待敌人的方式处理。面对“公知”的仇恨，委曲求全毫无用处，息事宁人适得其反，包容、纵容自取其辱，以为克己复礼就能解决被仇恨宣传制造出来的“塔西陀效应”更是异想天开。人家从来只吃硬，不吃软，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敢使坏我就敢亮剑，该出手时毫不犹豫。“红黄蓝勾结军队猥亵幼儿”如此低劣的谣言能如此泛滥承载，正是放任“公知”几十年如一日用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宣传制造仇恨的结果。再听任肆无忌惮反共仇共宣传，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谣言煽动暴乱”的情况势必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