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辱骂核潜艇之父想到的

从“律师”辱骂核潜艇之父想到的

鹿  野

据临沭发布报道，2018年2月15日至16日，微博用户“禚律师-a6j”发表言论，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进行公然侮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县公安局接到网友举报后，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调查。经查，微博用户“禚律师-a6j”的真实身份系临沭县郑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禚某(男，47岁，曾任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8月8日注销律师执业证书)。县公安局已于2月17日将其传唤到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的处罚。

这一在新年期间让人添堵的热点事件似乎尘埃落定了。或许还有一些人表示处理的轻了，不过笔者想说的是，与其探讨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处理，不如思考一下这一类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现在很多网站上宣称，侮辱黄旭华院士的“禚律师-a6j”是为了蹭热点，让自己出名。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要是仅仅出了一个臭名，没有利益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干这种事。然而事实上，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出现了屡禁不止的态度，从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到雷锋，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到侮辱与践踏。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名”的问题，还有在“名”背后的蕴含的“利”的问题。

比如说，某著名历史发明家袁某，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但是却能够通过辱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为主流媒体青睐的座上客，通过出书等手段撅取了大量的利益。还有一些所谓的公知大v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可以通过攻击社会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来获得利益，恐怕才是历史虚无主义屡禁不止社会背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反而能够获得利益的现象呢?说到底还是由于近些年来资本势力的上升与对舆论话语的操控。公有观念与奉献精神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私有观念与利己主义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如果不能打破传统上人们对于奉献精神的肯定与推崇，那么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人性自私论”就站不住脚了。所以近些年来，形形色色的反崇高、非英雄化其实只不过为现实中的资本彻底统治舆论服务而已，即所谓“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也正是这个缘故，公知大v们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得利益。

就目前来看，资本势力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朴素的爱国主义仍然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其也成功了一大半，因为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已经几乎在舆论环境中被妖魔化了。所谓“人性自私论”成为了大多数人心目的天然正确，于是就出现了人们一方面仍然尊重敬佩黄旭华院士这样的人物，另一方面又对于他们的行为难以做出合理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比如说，“禚律师-a6j”把家庭与国家对立起来，谴责黄旭华院士“舍家为国”的行为：

这种言论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谴责，但是现实当中舆论确实越来越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例如春晚当中关于合家团聚的节目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在这种语境之下，对于其荒谬的言论也难以给出有力的驳斥。相反，在过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语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本身就高于家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歪理邪说的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国家高于家庭，集体高于个人，并非是不要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反，其认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前提。比如说，黄旭华院士为制造核潜艇舍弃了家庭团聚，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再次落入旧中国那种任人宰割的悲惨局面，能够保证大多数人的家庭团聚。就黄旭华院士本人的个人与家庭来看，确实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是对于全社会劳动者的个人与家庭来看，其利益反而得到了捍卫与巩固。

相反，资本主义的所谓“人性自私论”表面上把个人与家庭的利益摆在了第一位，可在现实当中被拆解成原子化的劳动者个体根本无力捍卫自身利益，于是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就不断受到践踏，真正得益的只有极少数。家庭方面也是一样的。早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兴起对家庭关系的破坏：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对照一下现实当中的情况，是不是就和他们论述的几乎一样呢?某种程度上说，过去强调舍弃个人与家庭利益的重要性，恰恰反映了现实当中家庭生活关系的稳固，而近年越来越强调维护家庭关系的重要性，恐怕也正是资本势力抬头之后家庭关系受破坏，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导致人们焦虑与恐惧的产物吧！

还有，社会主义者并非无情，相反感情比大多数人更加真挚。试问，像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者有可能不爱祖国吗?像黄旭华院士这样乐于奉献祖国的人有可能不爱亲人吗?只不过他们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舍弃了这种感情，但内心的痛苦是绝对要比主张所谓“人性自私论”的个人主义者多上几倍的。

在50到70年代的时候，语文课本当中的红色经典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个人感情为主题的，最出名的就有三篇关于母亲的文章——高尔基的《母亲》、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和小林多喜二的《母亲》(节选自《党生活者》)，其把社会主义者的感情书写得淋漓尽致。像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就是基于自身的经历，写了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日本共产党员秘密同母亲会面的情景：

母亲要回去的时候说：“我今年六十岁了，虽然还想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岁，可是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家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

临终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就一般人说，也许已经是最大的恨事了，何况六十岁的母亲!母亲这种决心，使我感到震撼全身的激动。我沉默着，也只能沉默着。……

走出来的时候，母亲在我身后说：“我一个人可以回去，你小心些，回去吧。”接着，忽然用很不放心的声音说：“你的肩膀有点毛病，认识你的人从后边就能看出是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习惯改掉了才好。”

“大家都这么说呢。”

“是吧，立刻就看得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好几遍：“立刻就看得出来。”

谁又能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感情?只不过他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作出了更艰难的选择罢了，正所谓“情到浓时情转薄”。顺便说一下，《党生活者》这篇作品写完之后不久，小林多喜二就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再也没能和母亲见面。去年日本根据相关情况拍了一部电影《小林多喜二的母亲》，但是在中国观众寥寥。或许也和80年代起这篇作品退出教材的原因一样，能够理解这种感情的人越来越少了。毕竟在现实的媒体舆论环境当中，爱国主义仍然有一定力量，而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力量已经很微弱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过去不仅强调爱国主义，而且强调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要求是过高了。问题在于，“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几十年前，即使大多数人做不到，至少也能够理解和尊重小林多喜二这样的人;谁敢保证现在这种趋势演变下去，未来若干年以后连黄旭华院士也会变得不被理解和尊重呢?

总之，社会主义的舆论话语的基石是少数人牺牲个人利益为多数人服务，多数人也尊重敬仰牺牲的少数人，而资本主义的理论表面是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实际是牺牲大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的个人利益。黄旭华院士被攻击实质上是资本势力企图控制媒体舆论的必然产物，如果不回归社会主义的舆论话语，很难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现象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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