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空姐打车遇害的深层次思考

空姐打车遇害的深层次思考

郭松民

据@平安郑州 最新消息，刚刚，警方已对打捞出的尸体DNA样本完成鉴定，与此前在案发现场搜集的嫌疑人刘某华DNA样本分型一致，可以确认，此次打捞出的尸体确系杀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华。

 案件至此告破，愿受害者安息！

 空姐深夜打车遇害，震惊了全国。

 凶手在逃，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抓捕。

 有报道说凶手已经跳河。他如果就此死去，那真是太便宜他了。

 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他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审判，并且不能以任何理由得到原谅或赦免。

 年轻女孩单独打车遇害，最近几年已经发生过多起。

 前两年，我在一家电视台录节目时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还邀请了一位女特警现场表演防身术。

 提醒女孩不要深夜打车，不要在偏僻地方打车，不要单独打车，以及教授她们防身术，案发后无情打击罪犯，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思考不应止步于此，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性犯罪往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中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性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隐患，也是重要的犯罪诱因。

 和财富、权利一样，性也是一种社会资源。财富、权利分配不公会产生严重问题，性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同样会产生严重问题。

 性资源分配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大量男性在婚姻问题上“未得已失”；

 2、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部分占据优势资源的男性“多吃多占”。社会上层男性的“多妻制”与社会底层男性的“无婚制”并存。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20周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可能会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婚荒”。

 《蓝皮书》指出，20多年来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如今逐步表现为20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性别比的上升态势。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20岁以下的人口中，年龄段越低，男女性别比越高：19-15岁者为107.88/100，14-10岁者为114.20/100，9-5岁者性别比为119.30/100，4-0岁者性别比为122.66/100。

 从《蓝皮书》发表到今天，刚好10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担忧，已经变成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据统计，约三千万的婚龄男性成为“无婚族”。

 在自然条件下，男女比例大致上是平衡的。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平衡，显然是社会政策失当的结果，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也应该有人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

 中国性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理障碍、心理障碍、孤僻、抑郁、自闭、同性恋等症状在无婚男性中发生率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疏导和缓释，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甚至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男性“无婚”现象，并不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

 按照一般的社会习惯，婚配模式遵循“男高女低”的规律，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没得配。

 据山东某地对男性民工的一项调查，在“有无性压抑”一栏里，92%的民工在“有”字后面划上了“√”。

 一方面，是在性方面的极度压抑与苦闷，另一方面又是极度骄奢淫逸，荒淫无度。

 财富、地位的不平衡加剧了性资源的“分配不公”。

 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多吃多占”，他们除了合法的婚姻之内的女人外，更拥有本来应该属于别人的女人。

 这种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对性资源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并对他人婚姻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文明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这些年来，哪个落马贪官的罪状里没有一条“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这些女性都应该是别人的妻子、女友。

 据报道，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位居全国之首；四川省乐山原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在16-18之间。福建省周宁县委原书记林龙飞，曾为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可谓花样百出。

 与底层男性的性苦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腐败官员的“性过剩”——

 湖南省通信局原局长曾国华，迫于情妇压力，不得不给五位情妇签下保证书，保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皇帝、贵族和地主对性资源的制度性垄断（比如后宫制度、纳妾制度等）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性饥荒，这也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的中世纪，贵族享有初夜权。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之所以起来造反，直接原因就是贵族要搞他心爱的女人。电影中有华莱士赢得了英格兰王妃的芳心与身体的情节——这当然只不过是对贵族性垄断的一种想象性报复。

 根据北大著名法学家巩献田教授的研究，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逐渐降低的（最低为1968年、1969年），此后则逐年升高，而这恰恰与财富、权利不公平的变化同步。

 要消除性犯罪的社会原因，或者将此类犯罪的发案率降到一个非常低的、社会不至于感到不安的水平，从制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最合理、最人道的制度——每个青年工人和公社社员都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婚姻问题上都不会遇到制度性的障碍。

 最后强调一句：分析犯罪的社会原因，不能被解读为替罪犯开脱。强奸杀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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