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驳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陈平驳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陈  平

谢小庆按：陈平，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是今日中国的重量级学者。他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87年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获物理学博士。他多年参与普利高津（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曾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团队的复杂系统研究。现任职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从事复杂系统和经济学研究。陈平教授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许多看法，值得关注。

　　茅于轼是一个学工程出身的经济学者，长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从2013年开始，陈平与茅于轼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陈平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茅于轼则提出“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陈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前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和孙绦（1988年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曾担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也参与了讨论.再后来，许多人参与了讨论，从发言看，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学者。这场讨论至少持续到2016年。或许，这场讨论还会继续。

　　陈、茅等的这场讨论，与40年前的那场讨论，完全不在同一层级。40年前的那场讨论，基本上与学术无关，是一场政治层面的讨论。陈、茅的这场讨论，已经属于学术范围的讨论，但基本局限于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范围之内，属于科学层面的讨论，基本未进入哲学层面的讨论。据我所知，历史上老子、庄子、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主教、休谟、康德、马赫等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哲学层面的讨论，近代以来，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斯特芬•图尔敏等曾进行过哲学层面的讨论。

　　窃以为，体现当代“真理标准”问题思考最新成果的是图尔敏（Stephen Toulmin），他用“主张（claim）”扬弃了“真理（truth）”，用“论证（argument）”扬弃了“检验（testing）”，用理据（warrant）扬弃了“证据（evidence）”和“标准（criterion）”。

　　这里是讨论过程中陈平教授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观点的反驳。在陈平的反驳中，体现了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今日中国人的“短板”，不论左右，不论偏爱社会主义者还是偏爱自由主义者，都普遍存在审辩式思维不足的问题。

　　陈平与茅于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问题讨论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我用事实（data，fact，evidence）和逻辑（logic，reason，rationality）反驳你的观点，但我不轻易质疑你的动机。　　

　　你(茅于轼)有个说法“替穷人办事，替富人说法”。逻辑很对称，漂亮。但是我认为你的分类有问题。如果你仔细读亚当-斯密，他对富人是分类的。生产性的资本家，和寄生性的地主。他主张自由贸易是有立场的，就是保护工业资本家，打击地主的利益。

　　我对西方与中国的观察，富人有三类：一种是创造性的企业家，一种是吃遗产或地租的寄生者，第三种是过度投机者。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寡头的过度投机。新古典理论假设套利行为是负反馈，自动稳定市场，实际上主导的是正反馈，放大不稳定性。这是我反对弗里德曼和法玛的有效市场理论的原因。新古典是半边经济学，只看负反馈，不承认正反馈的存在。金融行为就是正反馈，追涨杀跌。席勒和卡尼曼(2017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小庆注)当然是对的。凯恩斯都比卢卡斯、弗里德曼清醒。

　　期权是双刃剑。如今金融衍生市场总值为世界GDP的10倍，是美国GDP的50倍。美国人谁还做实业?

　　房地产投机是同样道理，只是周期更长，后果更严重。中国现在搞的城市化，鼓吹增加财产性收入，实际上把大城市近郊农民变成地主，自己不种地，把地租给内地农民种。实际上把房地产增值的负担加在未来外地大学生和内地农民的头上，等于类退所得税。大批啃老族出现，都是新一代的寄生者。对付投机者，就是加强监管，拆分寡头。美国不做，中国就得坚持资本账户控制，而非金融自由化。对付寄生者，就是美国的高额遗产税，但是捐赠基金免税，才会有福特基金会，做公共服务。

　　穷人也该分类。我四清时碰到一个贫农，解放前是地主，赌博输光家产，土改时成了“贫农”。我住在上海农村，碰到一个农民，告诉我赌博已经输了2套房子，现在去玩玉石了。美国欧洲的福利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性自由结果一半的子女没有父亲，单身母亲生一堆娃娃，吃救济比上班的收入还多。黑人都不干脏活了，让非法的墨西哥人做，墨西哥人只要取得公民权，就只有东欧人做了。真正对穷人的帮助，是给穷学生发奖学金，给农民提供培训机会，而非给房产，给钱。西藏的穷人，听说拿到补助，就捐给寺庙，继续要饭。西方和中国真正要改的扶贫政策都是教育问题，社保和福利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问题更大。中国目前学西方的福利政策，会造就一批懒人，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我建议你的逻辑改一下：“替创新者说话，帮劳动者升级。”但是，“不能替投机者辩护，要逼迫寄生者转型。”不知你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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