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总，请不要怪大家联想

柳总，请不要怪大家联想

大  包

柳传志的公开信，义正辞严地阐述事实，但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被读者买账，大家认为这不能代表真相。人们相信的真相，还是那个“卖国”的联想。事实无法左右人们的联想。

柳传志在信里写：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计算机产业，面对大批外国企业的大举进攻，如同一个小舢板一样的联想甘冒风险，跟这些庞然大物一较高下，用代理国外产品赚的钱，贴进去来坚持国产计算机的研发，坚决举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最终击溃国际巨头。”

读者这样问道：

“请问联想所谓的国产计算机研发是什么？是研发出处理器了，内存了，GPU了，还是显示器了。如果说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叫研发的话，那么各大城市电脑城里那些配电脑的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科研人员，工程师？”

柳传志写道：

“联想的历史，当之无愧是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中国到世界的一个缩影。”

读者又反问：

“联想股价已经跌到十年历史低位，如果联想真的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缩影，是不是说中国计算机产业目前发展也处于历史低谷，是这样吗？联想可以代表中国计算机产业吗？难道中国计算机产业只是装机行业？”

柳传志想解释3GPP会议联想怎样投票的事实，但联想的荣誉，并不取决于这个事实，大家对2年前的往事耿耿于怀，对联想起家的历史更没有“忘记过去”。

“北大清华像中关村后来都没有像我们这么顺利改制，各方面原因，就是像我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积极争取，有一定原因，我是明着争。”

柳传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受益者，他当时还讲：

“一个高科技公司，我们应该有股份，我们应该有分红的权利。”

如果联想后来拿出了对得起“高科技公司”的成绩，今天或许没有人会再翻联想起家的旧账。一个源于中科院计算所，应该肩负国家科研使命的公司，却放弃了研发CPU和操作系统。

柳传志对倪光南说：

“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

的时候，难免不让人怀疑他“高科技公司”的说辞是对国家的欺骗。

拿柳传志过去这些话，对比公开信中的

“1984年，一群完全不懂市场的科研人员，怀揣产业报国的梦想，艰难地开始了国产PC品牌的创业之路”

又怎么能让读者不产生联想？2001年股份制改造试点时，联想以2亿多元买回中科院当年投资20万元占有的联想的股份，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当时联想全年利润的22%，或者其总市值的0.2%。

对于联想这次成为众矢之的，有许多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背后有阴谋，这也是柳传志怀疑的。国人曾经用支持民族品牌的情怀帮助联想成为了PC整机厂的霸主，但后来无论是收购来的IBM Thinkpad，摩托罗拉，还是联想自己的PC和手机品牌，没有一个做成了精品，大部分品牌朝令夕改，宛如狗熊掰玉米。大家不是今天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还有人说，大众对联想、对柳传志做了泛政治化的审判。如果柳传志只是不关心国家的命运，做个人利益的忠实信徒，用“企业家精神”来包装一下，这样的人在中国太多了，大家不会如此一拥而上。如果联想不把总部设到美国纽约，不搞那么多“国际范儿”最后被公认“美帝良心”，只会组装的中国科技企业也太多了，大家的火力也不会如此集中。

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联想大而不强，愧对国人的厚望。

这次柳传志义正辞严站出来，甚至录了一段音频，几度哽咽，但他找过自己的问题吗？

柳传志和任正非常被人们拿出来对比，柳传志和任正非通话，显然是希望任正非的支持能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可惜观众依然不买账。如果没有任正非，柳传志放弃自主技术，走“贸、工、技”道路，还可以说自主技术走不通。柳传志现在把自己和任正非放在一起，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

任正非在企业经营中处处学习毛泽东，而柳传志处处表现纯粹商人自我利益为中心，缺乏政治动员力的软弱。一谈到领袖，柳传志就说会唤起他对“文革”的恐惧。这种看待中央集权和领袖人物的态度，和半瓶水的公知有什么区别呢。

读一读柳传志说过的话，就不难找到联想问题的根子：

“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环境不好，就把事业做小，甚至离开这个国度。联想大而不强，“美帝良心”等被人诟病的地方，终究也是这种妥协性。

多年前，在《柳传志的企业家天职意识》一文中，财经作家苏小和这样为柳传志辩护：

“企业家是承担市场风险的一群人，他们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家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妥协……（柳传志是）一名企业家，一名具有产权改革的思想与行动、敢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放开身段去竞争的企业家，他已经具有实实在在的民主宪政精神。”

相信不用点评，今天许多读者看到这种辩护文字，都会当笑话看，忍不住要敲键盘来一段评论。深刻复杂的国际环境容不得天真的幻想，苏小和在文章里说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阻止了市场的自由交换”，形容今天的美国，形容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形容美国对中兴的禁运，可谓恰如其分。

在中美科技较量的决胜阶段，中国人需要领袖，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市场机制之外国家力量的支持，任正非等企业家一贯展现的拼搏素质，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所需要的。柳传志和联想虽然从中受益，他们却把中国特色的国情仅仅理解为在市场机制下办一家谋利的企业，甚至以为那才是普世的，是价值中立的，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才重新捡起“民族品牌”、“团结对外”，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柳总，这才是大家耿耿于怀的真相，请不要怪大家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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